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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不仅标志着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彻底失败，失去了所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国家形象也是负面的，是好战的不义之国，是侵略国家和失败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日本在非洲失去了所有外交关系，经济往来全部中断。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和外交主权。日本外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快恢复与各国的外交关系，重新树立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在非洲的外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开始的。日本在非洲国家需要完成三大任务：第一，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开展经贸活动；第三，重新树立国家形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与所有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政治外交的核心与要求。日本对非洲的政治外交是对非洲外交关系的基石。
1951年9月，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值得注意的是，48个国家遍布世界五大洲，其中包括亚洲13个国家，非洲4个国家，欧洲7个国家，美洲22个国家，大洋洲2个国家。48个国家中有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同盟国一员与日本宣战的欧洲和南美洲国家，比如希腊、比利时、挪威以及哥伦比亚、古巴、智利等国，这些国家并没有与日本直接交战，只是为了构建战后外交秩序参加了与日本的媾和谈判并签署了和约。但是，同盟国中作为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媾和谈判。 [25] 美国否决了韩国出席媾和谈判的资格。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出席了媾和谈判会议，但是并没有在“旧金山和约”上署名。南斯拉夫拒绝出席媾和谈判会议。大战中与日本直接交战的印度和缅甸受邀后没有出席参加“旧金山和约”谈判。应法国的要求，当时作为法属殖民地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参加了媾和谈判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印度尼西亚政府参加了媾和谈判，但是国会没有批准政府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标志着日本从此恢复了外交主权，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起点。
在参加媾和谈判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的48个国家中有4个非洲国家，分别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日本与这4个非洲国家签署和约，意味着日本与这些国家恢复了国家间正常的关系。日本之所以与地处非洲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和利比里亚4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和约”，是因为这4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纷纷追随英国和美国对轴心国宣战。在太平洋战场，南非派出海军和民间船队与美澳联军一起直接抗击日军。
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日本开始重新与非洲国家恢复关系。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南非3个国家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在非洲大陆有着传统交流历史的国家。日本率先与这3个国家恢复政府间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受同盟国关系影响，接受“战后媾和”的结果，并不是日本主动与非洲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的结果。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日本与埃及于1954年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设立大使馆。日本与埃塞俄比亚于1955年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4月双方开设大使馆。但是，由于当时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碍于国际舆论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压力，日本与非洲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南非仅仅恢复了领事关系。1952年日本在比勒陀利亚恢复了公使馆负责对南非的外交业务，1964年在开普敦设立比勒陀利亚领事馆派出事务所，由领事馆代行大使馆业务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止。
作为非洲最早独立国家的利比里亚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微妙。利比里亚不是与日本传统交流的国家，尽管利比里亚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两国恢复了国家间关系，但是由于两国经贸的互补性差以及人员往来不频繁，直到1961年9月，日本才与利比里亚建立外交关系，1969年利比里亚在日本开设了大使馆。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各大海运公司为了解决商船的税务问题和节约成本，几乎将所有商船的船籍注册登记在利比里亚，为此，1973年日本才在利比里亚开设大使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利比里亚政局以及长期内战的原因，日本各大海运公司纷纷将船籍移至巴拿马，1990年日本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全体成员撤离利比里亚，2004年关闭大使馆，现在依然由日本驻加纳大使馆兼任利比里亚业务。
日本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签署“旧金山和约”并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恢复外交关系是“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日本有了对非洲的外交方针与政策。
20世纪50年代，受到战后外交任务、地缘政治、历史传统以及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影响，刚刚开始战后复兴的日本，其外交重点区域是美国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此时的日本还谈不上具有单独针对非洲地区的外交方针政策，对非洲的外交活动只是服从和落实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一种结果。在这个时期，日本在非洲的外交活动是与少数几个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保持政府关系为主而展开的。
通过查阅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文献档案可以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非洲4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并除了与其中传统关系国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外交关系之外，日本还先后与地处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以及地处西非的加纳、几内亚等6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26]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日本非常关注冷战环境下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动态和趋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对非洲大陆的判断是：“现在，共产势力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问题，正在试图进行军事对抗之外的软实力的角逐” [27] ，认为非洲大陆正在成为殖民地宗主国势力与非洲民族解放势力，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势力角逐的主要地区。在此背景下，尽管日本强调自己是自由主义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员，但是日本在非洲大陆并没有采取与苏联阵营直接对抗的方式。这是因为，日本此时的外交构想是企图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建立外交平衡关系。对日本外交来说，更为现实和迫切的任务是试图通过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解决苏联一票否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解决滞留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和领土纠纷问题，解决两国在远东的渔业问题。与此同时，此时的日本试图通过修正完全对美国依从的外交关系重新构建对美国的自主外交体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需要依照战后国际秩序构建外交体制以及处理战争善后问题，日本将建立和发展与美国、苏联及联合国等大国外交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将亚洲特别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作为外交的重点区域。这一时期，对非洲的外交活动并不是日本外交的重点，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活动是在世界格局下依势而动。
1956年1月鸠山一郎政府的国会施政报告，最早涉及非洲的外交方针。时任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国会发表演说中提到：“伴随着国力的增长，我国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为此，我们将把与亚洲新兴国家建立亲善关系置于重要的地位，从身边可着手处出发切实地给予推进。亚洲及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宝贵的财产，近年以来，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目前，联合国已经有23个亚洲和非洲会员国。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表示由衷的祝愿。与这些国家缔结亲善友好条约、开展经济及文化合作交流，是我国落实和平外交的方针。” [28] 正是秉承上述方针，日本从1956年开始，先后与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加纳、几内亚等6个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摩洛哥确定了贸易协定关系。
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非洲独立国家的外交活动是在承认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对非洲国家独立运动认可的自然延伸，此时的日本并没有针对非洲大陆制定单独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在对所有独立国家总体外交方针下，日本对非洲外交方针显露出雏形，这一状况直到1960年之后，伴随着更多的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之后才开始改变。
20世纪50年代，以马格里布为中心的北非冲突和印度支那半岛冲突使得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焦头烂额。1958年，法国不得不修改宪法，把“法兰西联盟”改为“法兰西共同体”，宗主国变为保护国，法国殖民帝国开始逐渐瓦解。20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英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英国宣布了“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政策，时任首相兼外交大臣麦克米兰遍访非洲英属殖民地国家，英国开始调整殖民地政策。在此背景下，法国和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国家以及比属刚果和意属索马里等国家纷纷开始兴起独立运动。
1960年，非洲先后有17个国家独立，为此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之年”。同年12月，联合国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联合国决议第1514（XV）号]，决议认为“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妨碍了附属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并妨碍了联合国的世界和平的理想的实现”“庄严地宣布需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 [29] 联合国的决议大大促进了仍处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的独立意识和行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非洲尚未独立的国家纷纷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在非洲的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只有葡萄牙仍然在非洲保留有庞大的殖民地。1961年开始，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发起武装斗争，爆发了葡属殖民地独立战争。1974年4月，葡萄牙发动“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葡萄牙撤出了殖民政府与军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非洲葡属各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至此绝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1990年3月，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所有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1993年5月，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2011年7月，南苏丹从苏丹独立。
面对非洲国家相继独立的情况，日本政府认为谋求民族独立是非洲人民政治觉醒的自然要求，非洲国家独立是战后殖民地国家独立大潮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秉承战后秩序信奉独立和自由的日本必须顺应潮流而动。
在被誉为“非洲独立之年”的1960年，日本认为：“有鉴于非洲的形势以及我国利益关系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政府必须尽快确立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基本方针” [30] ，日本开始决定第一次专门针对非洲大陆制定外交方针。就此，日本政府非常明确地指出：“近年，许多非洲国家相继独立，这些独立国家的未来走向将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影响。新兴独立国家今后成长为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必须要迅速地建立有利于和平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基础。对于我国而言，充分借鉴和利用我国在近代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知识，尽最大可能地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展开合作。” [31] 以建立外交关系为主的政治外交成为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方针。在此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对实现独立的非洲新国家迅速给予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先后与所有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对非洲外交完成了首要任务。
日本与非洲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外务省以及相关机构开始加紧构建对非洲的外交机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60年，日本政府表示：“为对应非洲的现状，外务省必须为非洲外交政策的实施做好万全的准备，在调整省内部局的同时，努力准备必要的资料。”“我国目前的对非任务是强化非洲既有使领馆，迅速构建适应非洲形势的外交机制。采取这些措施平行而动的同时，为了在非洲开展经济活动和技术合作，我国正在制定向非洲派遣视察团以及邀请非洲要人访日的计划。” [32] 由此可以看出，从“非洲独立之年”开始，日本对非洲的政策是与非洲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加紧对非洲的外交活动，具体的施策方案是开展针对非洲地区的调研，构建对非洲外交机制，增设对非外交部门，强化对象国的使领馆工作。可以说1960年既是“非洲独立之年”，也是日本对非洲外交方针和政策的起始之年，具有划时代的双重意义。
作为对非洲外交任务的回应，1961年，外务省在欧亚局内设立了中近东非洲部，在中近东非洲部内设置了非洲课，专门负责收集非洲的情况和信息，制定对非洲政策，开展对非洲的外交活动。
1962年开始，日本外务省将非洲业务按照区域划分为北非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之后又将北非地区五个国家 [33] 的业务与中东地区业务合并（见表2-4）。这样做的原因是，北非五国尽管地处非洲大陆，但是却深受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使得北非地区国家与中东地区一样，其政治、社会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教文化色彩。同属阿拉伯语系也使得北非与中东两个地区的文化具有相通性。将北非地区五国的业务合并到中东地区，有助于在协调这两个地区关系时具有一致性，有利于在信息处理方面做到共享和综合研判。
表2-4 日本外务省机构中涉及非洲业务的部门
为了更好更准确地开展对非洲外交活动，日本十分关注非洲独立国家的动态、非洲整体的趋势以及美国、苏联、中国、原殖民地宗主国的非洲外交活动。比如，1963年5月，36个非洲独立国家元首在埃塞俄比亚召开会议，成立非洲统一组织（OAU）之后，日本对非统组织以及内部存在的“卡萨布兰卡集团”与“蒙罗维亚集团”十分关注。大国的角力使得第二届亚非会议未能召开、尼日利亚内战以及非洲国家政变频发、腐败横行问题、内部团结问题等都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刚果（利）等问题之后，日本对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势力扩张与角逐进行重点关注。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以及中国表明支持非洲国家革命运动之后，日本又开始对中国的非洲外交活动进行高度关注。
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密切注意非洲的动态和局势，广泛收集涉及非洲事务的信息以及各国的对策，分析日本的施策可能在非洲引起的结果。日本通过及时关注和分析非洲的动态与趋势以及世界大国在非洲的活动，根据日本的情况与需要适时地调整对非洲的外交活动，解决对非洲外交事务遇到的难题。正是由于非洲国家政治的多变性，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大国在非洲的渗透性，以及非洲国家之间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日本始终将收集非洲动态信息以及分析非洲的局势作为非洲工作的重点，这一点对日本的对非洲外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1956年，日本宣布完成战后复兴任务。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针对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的国家，开始了战争善后的赔偿工作。经过将近10年的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日本与接受战争善后赔偿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日本政府认为通过战争善后的赔偿工作以及近10年以亚洲为中心的外交努力，日本的国际关系得到改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基本完成了回归国际社会的任务，已经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开始强调：“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权利、义务以及对国际社会的理想，已经通过日本国宪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重要条约加以明确体现” [34] “今后，要更加积极地推进以亚洲为中心的外交。与此同时，在亚洲之外的地区，也要积极推进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外交。” [35] 上述声明体现了日本的外交姿态和外交工作发生了变化。在外交姿态上，从50年代外交三原则强调的“亚洲的一员”变成了既坚持“亚洲的一员”，又以“国际社会的一员”面貌出现的新姿态。在外交工作方面，日本开始决心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全域型外交。
1960年，日本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之后，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拓展商品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重大的调整，从传统的以纺织纤维制品为主的轻工产业向机械和重化工产业转变。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不仅蓄积了国力，也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积极贯彻贸易立国方针的背景下，不断地开拓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就成为必然。尚未开发并具有远大前景的非洲大陆成为日本最新的市场目标。
在巩固20世纪50年代外交成果并继续与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从1965年开始，日本决定将非洲大陆视为重要的资源与贸易市场。日本政府以《开创中近东和非洲外交新局面》为题，发表新的对非洲外交方针指出：“最近，解决南北问题等针对经济尚未发达国家的外交活动，在世界上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对于我国来说，中近东和非洲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是支撑我国经济不可欠缺的原料供给地，同时也是我国商品重要的出口市场。对此，我们需要非常细致的外交政策和实施方案。为了适应新的对非洲外交方针，1965年5月，外务省将欧亚局中近东非洲部升格为中近东非洲局，专门负责对非洲的外交工作。” [36] 同步开展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成为日本新的对非洲外交方针。
日本在确立对非洲外交方针的同时，1954年8月成立海外贸易振兴会（JETRO的前身 [37] ）、1959年8月设立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1961年3月成立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1962年6月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OTCA）以及1965年成立青年海外协力队（JOCV）。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将非洲地区纳入业务范围之内，对非洲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开发援助都是通过这些组织运作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方针和外交机制成型。通过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两个领域的体系建设，日本完善了对非洲外交机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初期，日本对非洲实行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同步进行的方针，并通过对非洲的外交机制 [38] 实施具体的运作。
综上所述，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外交方针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4年开始到5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没有单独的对非洲外交方针，对非洲的外交活动只是依从重建战后外交关系的总体方针，具体而言就是恢复国家形象，与传统交流国家重建外交关系；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对非洲的外交方针基本上是以确立两国间外交关系开展政治外交为主；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对非洲的外交方针是在确保政治外交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外交并以经济外交为主。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活动及时根据非洲的局势变化对具体的实施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旦明确了对非洲外交的方针政策以及施策方案，外务省等机构就开始采取行动给予落实。
1960年，日本分别派遣外交特使参加了利比里亚总统就职仪式和喀麦隆、多哥、刚果（利）、刚果（布）、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独立典礼。刚果（利）独立后，日本将利奥波德维尔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同年7月，比利时军武装干涉刚果（利）内政之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8月，日本红十字会向刚果（利）派遣了日本医疗队，这是战后日本红十字会第一次在非洲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1961年，日本继续分别派遣外交特使出席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的独立典礼，派遣外交特使出席塞内加尔、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加蓬、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西非国家独立一周年纪念典礼活动。
1962年，日本开始在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等国设立大使馆。1961年年底，刚果（利）发生洪灾之后，日本政府根据刚果（利）和联合国的请求，委托日本非洲协会 [39] 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募捐活动，总计筹集到122万日元购买救援物资，由日本政府出资运往刚果（利）。这是日本第一次针对非洲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开展的民间和政府双方合作，这种方式也成为日后对非洲援助和救援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1962年之后，每逢非洲国家独立，日本都要派遣外交特使出席独立典礼，一是表示日本给予承认，二是为建立外交关系做准备。从1962年开始，日本开始大规模地邀请非洲国家要人访日，加大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以及邀请非洲元首访日、日本和非洲国家的政府要人和代表团互访成为日本对非洲政治外交的主要方式。
从1960年开始到1980年的20年间，日本先后与4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建立外交关系的8个国家，截至1980年，日本已经与非洲5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发生过因为经济和财政等原因关闭大使馆的事情。比如，1966年1月，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发生军事政变之后，新成立的拉米扎纳政府在保持两国外交关系的基础上，4月因财政的原因关闭了驻日大使馆，驻日大使离任回国。1968年2月，加纳政府因财政的原因关闭了大阪领事馆。但是，日本与非洲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因为政治原因而断绝外交关系的事情。
作为政治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不断邀请非洲国家元首访问日本。1956年11月，埃塞俄比亚塞拉西一世访问日本，成为战后第一个访日的非洲元首。1963年10月，达荷美（贝宁）总统马加访日，成为第一位访日的非传统交流国家的元首。之后，先后有马达加斯加总统齐拉纳纳、中非总统博卡萨、刚果（金）总统蒙博托、毛里塔尼亚总统及非洲统一组织轮值主席达达赫、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加蓬总统邦戈 [40] （两次）、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肯尼亚总统莫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孔切、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布基纳法索国民阵线主席孔波雷、马里总统特拉奥雷访问日本。1990年11月，平成天皇明仁即位，当时45个非洲国家中有11位非洲国家元首出席了天皇即位仪式。除邀请非洲国家元首访日之外，日本政府每年还邀请非洲国家政府代表团以及议会代表团等各类代表团访问日本。
与日本邀请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代表团访日相对应，日本政府也派出政府要人和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1974年11月，时任外交大臣木村俊夫访问加纳、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和埃及等非洲五国，实现了日本外交大臣第一次出访非洲。1983年3月，皇太子德仁出访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国，1984年2月再次出访塞内加尔和刚果（金）。同年，安倍晋太郎外务大臣出访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三国。之后，日本也多次派遣政府大臣和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总理大臣从未出访过非洲。政治外交中的元首和要人往来呈现出偏向非洲国家元首受邀来访日本的样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在非洲国家开始进行对外宣传工作。1965年，日本外务省委托日本非洲协会制作了英文、法文的宣传册《非洲与日本》，向建交的非洲国家配发。此后日本通过驻在国大使馆对非洲国家介绍日本的国情和日本与非洲大陆的关系，加紧对非洲国家的宣传攻势。1966年开始，日本向非洲国家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JOCV）。这些都是日本对非洲开展政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大陆问题异常复杂。既有殖民宗主国留下来的种种问题，也有国家独立之后内部权力纷争问题，还有美国和苏联等势力插手非洲国家事务进行干涉的问题。上述问题导致非洲独立国家政变频发、腐败横行、国家之间纷争不断。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非洲局势，日本在开展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同时，针对外交个案采取了因势而谋顺势而为的做法，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处理外交问题。日本在非洲的政治外交深受外部环境与自身需求双重因素的影响，不同外交个案的处理就是具体应对国际社会环境以及对外需求的结果和反映。
1965年11月，以南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为首的自治政府驱逐英国总督，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自行独立，但是由于南罗得西亚所谓的独立维持少数白人统治，是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背道而驰的，因而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非洲统一组织呼吁成员国抵制南罗得西亚由白人统治独立建国，英国威尔逊政府采取了对南罗得西亚石油禁运等制裁措施，英联邦国家也一致反对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政权。196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53号决议案决定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宣布：“我国一贯反对南罗得西亚的人种差别行为以及少数白人的永续统治政策，为此决定不承认南罗得西亚，撤回驻索尔兹伯里总领事。尊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对南罗得西亚进行任何形式的援助。” [41] 日本终止了从南罗得西亚进口烟草、砂糖、生铁和石棉的贸易，停止了向南罗得西亚出口石油制品的贸易，对南罗得西亚采取许可制贸易。
1968年5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再次强调对南罗得西亚采取强制性经济制裁之后，除去联合国认可的用于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医药用品之外，日本终止了对南罗得西亚的所有贸易活动，停止向南罗得西亚汇款，撤回了滞留在南罗得西亚的领事和通商代表，禁止持南罗得西亚护照人员入境日本，对日本人前往和移民南罗得西亚进行限制性管制。在联合国制裁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英联邦等国际社会抵制南罗得西亚的形势下，日本采取了遵循联合国决议以及顺应国际社会大势的做法，停止了与南罗得西亚的所有领事外交活动和贸易往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了南罗得西亚问题。
针对同样奉行人种差别政策长期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日本却是采取了与处理南罗得西亚问题完全相反的做法。南非是日本传统的交流国家，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时期，1961年1月，在南非的日本人被视为“名誉白人”，日本政府碍于国际舆论以及非洲其他国家的压力没有与南非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始终保持着外交领事关系，而领事关系实际上起着政治、经济、人员交流等全面性实质外交的作用。
1962年11月，第17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大会根据亚非33个国家的提案，设立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 [42] ，并呼吁对南非实施自愿性武器禁运、断交、经济制裁。此时日本却采取了暧昧的弃权措施，继续保持与南非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1966年，由于在南非驻外人员的增加，日本还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日本人学校。1972年，日本政府认为：“我国对南非的贸易年年扩大，1971年度双方贸易已经达到7.3亿美元。由于我国对南非的贸易增加，使得我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遭到了非洲各国的反对和批判。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表明在贸易立国方针的指导下，进一步扩大与其他非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努力使对其他非洲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南非” [43] ，日本已经意识到国际社会对日本与南非的经贸往来进行批判的情景下，依然保持与南非的经贸关系。
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生效之后，1974年，日本虽然采取了限制与南非体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措施 [44] ，但是，日本依然从南非进口战略性能源等贸易品。197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418号决议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和石油禁运等措施，呼吁世界各国限制向南非提供资金之后，日本大藏省只是表态性地劝告日本企业不要到南非投资，但是日本民间企业始终没有停止与南非的贸易以及对南非的投资，依然与南非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即使是非洲国家开始谴责日本在南非的外交活动，联合国通过第32/105B号决议把1978—1979年定为“国际反种族主义年”；1981年，124个国家通过了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联合国把1982年定为“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 [45] ，以及就连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日本国会议员1984年仍旧成立了“南非友好议员联盟”。同年，南非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后，日本为了遮掩耳目没有直接使用南非的名称，而是使用南部非洲的名称成立了名为“南部非洲贸易恳谈会”（SATA）的组织，实际上密切了与南非的贸易合作。1987年，日本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此，1988年2月，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加尔巴特意发表声明对日本的行为表示遗憾。面对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日本一方面在国会特意举行答辩 [46] ，将日本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归结为日元升值的结果，回避对南非进行实质性经济贸易往来的事实，以此为借口逃避外交责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邀请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员访问日本，高姿态地联合举行“反对种族隔离大会”，开展外交工作化解外交危机。
通过梳理日本与南非的经贸往来，可以发现在国际社会反对和抵制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时期，日本与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对南非采取了投机主义暧昧式的政治外交手法。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对南非实施禁运，许多国家开始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之后，日本表面上遵循了联合国的决议实施武器和石油禁运，政府也劝告企业不要对南非投资，但是武器和石油都不是日本与南非的贸易品目，日本政府以贸易品目中没有武器和石油为借口，始终没有全面中断对南非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日本民间企业也没有停止过对南非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南非第五位的投资国。这些逃避责任的政治外交手法既是日本自身需求的结果，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日本外交行为默认和放纵的结果。直到1992年，南非宣布决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日本才放弃这种投机主义暧昧式的政治外交手法。
对于日本来说，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重要性极为不同。日本对南罗得西亚的现实需求不大。而南非既是日本传统交流的国家，更是战后日本的战略性资源供给国，是日本在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关系国，日本宁可冒投机主义暧昧式的外交手法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愿意失去南非的资源和市场。对比日本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外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20世纪60—90年代，日本在充分考虑自身需求、外部环境和未来可能风险的基础上，在非洲实施的政治外交是按照双重标准进行的。这种双重标准既是外部环境与自身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更是日本投机主义暧昧式外交手法的体现。
在“我国政府继续扩充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外交关系及领事馆”这一外交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日本与相继独立的非洲国家迅速地建立起外交关系。
通过表2-5可以看出，在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50—70年代，日本在50年代与8个国家建交，在60年代与30个国家建交，在70年代与10个国家建交，整个期间共与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前，日本已经与5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2011年年底为止，日本与非洲所有54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表2-5 日本与非洲国家建交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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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具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调查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争端或局势”等9项职能和权力 [47] ，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等联合国六大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机构。1956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从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开始，日本就将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定为在联合国活动的最大目标，而在联合国大会没有就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之前，日本的现实目标就是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常任理事国一直是5个国家。从创建之初到1965年之前，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有6个国家。1965年，联合国大会对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改革，将非常任理事国增加到10个国家，并按照地域进行候选名额划分，计为非洲3个、亚洲2个、西欧2个、南美洲2个、东欧1个。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同，非常任理事国必须通过联合国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选举产生。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办法为，首先决定各个地域的候选国家，之后在联合国大会上由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国支持的候选国家当选。如果在投票中，没有候选国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国支持的话，那么，还要经过多轮投票直至有候选国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国选举支持，或者有候选国家放弃选举退出，或者选出第三方的折中国家，才能选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于是投票选举产生，所以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高的国际信誉度和联合国成员国认可度。非常任理事国实行任期制，任期2年，每年通过投票选举更换5个国家。非常任理事国在每一个任期期满之后，不可连任从而自动失去下一期的再选资格。
非洲与亚洲都是拥有联合国成员国最多的地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60年的“非洲独立之年”，日本就在推进对非洲外交工作中强调指出：“独立的非洲国家相互团结，已经在联合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作为拥有丰富未开发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地区，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增加。我国正在深化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48] 。”
时任外务大臣小坂善太郎在国会上指出：“以非洲绝大多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为契机，联合国正处在非常重要时期。我相信，包括这些新成员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愿望，是要在自由与和平中争取独立后的成果，是要实现国民生活的繁荣和幸福，这是不会因为东西两个阵营的对立而改变的。这些国家为了实现上述愿望，期待着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机构，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不断地提高其权威加强其功能，切实地给予支持和协助，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职能。我明确表示我国将以这样的想法和姿态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业。” [49] 日本在对非洲外交中一直反复强调重视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为此，非洲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日本在联合国外交活动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问题上重要的工作目标。日本与独立的非洲国家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既为日本在联合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提供了政治性保障，也为日本能够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赢得了选票基础。
从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到2017年12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安全理事会的条款规定，日本参加过12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其中有11次成功当选，总计任职22年，成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当选次数最多和任职年数最长的国家。日本11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与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在获取非洲国家支持推进联合国外交这一目标上，可以说日本对非洲的政治外交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取得了成果。
表2-6 日本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年度和得票数
以两国间外交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外交是两国间开展外交活动的基石，可以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提供政治性保障。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以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外交为突破口恢复了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经济外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文化外交。
由于政治外交的顺利进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陆续与一些非洲国家签署了经济和贸易等方面的协定。经济和贸易协定不仅是经济外交的成果，更是良好及稳固的政治外交的成果。
1960年，日本与摩洛哥签署贸易协定。1962年，日本与喀麦隆、尼日尔、达荷美（贝宁）签署了贸易协定。同年，日本与加纳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并在加纳、尼日利亚以及肯尼亚等国设立了技术合作中心。1963年，日本与南罗得西亚签署贸易协定。1965年5月，日本与赞比亚签署了贸易协定，1967年9月，为了对日本企业的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两国又签署了租税条约。1967年7月，日本与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三国签署了有关开设日本与东非航线的航空协定。1968年10月，日本与中非签署了贸易协定。1970年5月，日本与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签署了贸易协定。1970年11月，日本与刚果（金）签订了贸易协定。1972年11月开始，日本与非洲开发银行（ADB）签署协议成为其会员国。同年，日本与刚果（布）签署了贸易协定。1977年8月，日本与塞内加尔签署了贸易协定。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与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基本上签署了经济和贸易协定。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埃塞俄比亚、尼日尔、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发生军事政变，非洲一些国家出现政局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协定基本上处于维持现状甚至停滞的状态。为此，日本开始调整对非洲经济贸易活动的方式，日本外务省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努力扩充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活动。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占比，从1975年的6.9%增长到1985年的10.9%，增加了1.6倍，按美元计算的绝对额则是增长了4.7倍。” [50] 这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10年间，以政治外交为后盾日本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开启了对非洲的文化外交活动。1987年，日本政府对日本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认为：“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因为深受地理和文化上隔阂的影响，限制了相互之间的交流。我国国民没有机会接触非洲大陆丰富多彩文化的机会，对非洲大陆的一般印象是饥饿和自然灾害频发等负面的看法。另一方面，在非洲的城市街道只能看到充斥各处的日本汽车和电器制品，却很少看到日本人的身影。为此，构建和巩固我国与非洲大陆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通过人员的往来增加直接交流的机会，进一步开展文化上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情，我国必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51] 日本在1987年举办了“非洲文化1987”活动，派遣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出访非洲国家。1989年举办了“非洲文化1989”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与非洲国家之间政治外交的顺利开展帮助日本的文化外交登上非洲国家的舞台。
日本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迅速承认独立国家并着手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相继独立的非洲国家，日本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不问独立后国家的政体和社会形态，避开政治上意识形态和国际阵营的划分，只要国家获得独立就给予承认并着手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在确立了“和平外交”“务实主义”等外交原则和方针之后，采取了一种“油滴渗透式”的方法对非洲国家开展外交活动。所谓“油滴渗透式”是，滴下一滴油滴，油滴可以通过浸透形成一小片油渍。如果在不同地方不停地滴下油滴，油渍慢慢地就可以连接成一大片油渍，最终形成完整的浸渍。在法国和英国等旧殖民势力以及苏联和美国新兴势力对非洲大陆施加重大影响力的时期，日本通过“油滴渗透式”的方式与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整个非洲大陆顺利推进政治外交。尽管日本在非洲大陆开始推进政治外交，但是在这个时期，由于非洲大陆是英、法势力残留的地区以及美、苏势力展开冷战的前沿地区，再加上日本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在此条件下，日本对非洲的政治外交无法针对整个非洲大陆进行全盘性、系统性的战略性规划，而是以发展与对象国双边关系的方式逐步展开的。为此，日本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外交具有国别的单独性。
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与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马上建立了外交关系。非洲国家中除去4个第二次大战结束前就已经独立的国家之外，剩余的50个国家中有49个国家刚刚独立，日本就马上给予承认并在6年之内建立了外交关系。唯一的例外是针对赤道几内亚，日本采取的是给予承认但是没有马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做法。1968年赤道几内亚宣告独立，日本马上给予了承认，但是由于马西埃总统在执政期间的暴政和家族式统治，以及长期奉行所谓的“非洲式社会主义”，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日本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没有与赤道几内亚发展关系，直到1979年8月赤道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奥比昂推翻马西埃政权上台执政之后，日本于1980年才与赤道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承认赤道几内亚与建立外交关系相隔了12年。
第二，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大使馆出现许多兼任情况，具有国别之间的差异性。截至2019年年底，在54个非洲国家中，日本只在35个国家设立了大使馆，有19个国家的大使馆由日本驻其他国家大使馆兼任。即使是35个设立大使馆的国家中，有一些也是建交多年之后才新建的。比如，1960年日本与布基纳法索建交，但是由于布基纳法索军事政变多发长期政权不稳，一直没有设立大使馆，直到2009年才设立大使馆。1976年日本与安哥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安哥拉内战的原因，直到2005年才设立大使馆。1978年日本与吉普提建交，直到2011年日本增派航空自卫队 [52] 并在吉普提建设自卫队海外基地之后，2012年才设立大使馆。
日本在非洲的大使馆出现兼任情况的同时，非洲的一些国家同样采取了兼任的做法。比如乍得、尼日尔等国的对日外交工作由驻中国大使馆兼任，斯威士兰对日外交工作由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兼任。
第三，在美国和苏联角逐非洲的冷战环境中，日本力图保持中立的立场。从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非洲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展开角逐的重要地区。日本在“非洲独立之年”的1960年就察知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在非洲展开角逐，为此做出了判断。日本认为：“目前，伴随着非洲地区一些国家的独立，对这些欠发达及有待开发的地区，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正在迎来共产势力的挑战，东西双方阵营相互竞争的态势越来越浓厚，这是从本年开始出现的特征。” [53] 面对这种情况和趋势，在非洲大陆，日本无心参与美国和苏联的角逐活动，在美国和苏联的非洲争霸角逐中始终保持中立。20世纪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之争、20世纪60年代的刚果（利）战争、20世纪70年代的安哥拉内战以及欧加登战争等非洲国家纷争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以及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子，而日本在各种纷争中采取保持中立的立场，避免卷入各种纷争当中。这一点与日本作为美国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直接为美军提供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
产生上述三个特点分别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迅速承认非洲独立国家并着手建立外交关系是推进全方位外交的结果。针对冷战环境下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情况，日本的外交方针在坚持“自由民主”国家阵营一员的同时，全面推进全方位外交。具体而言，1956年12月，日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与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恢复外交关系，加入了联合国。日本政府认为：“直到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之前，我国只是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户，而其他窗户还处于关闭的状态，我国在国际上的外交活动范围局限于有限的部分，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受到影响”“与处于共产圈指导地位的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对我国来说是打开了东西两方面的窗户，我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54]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日本认定自己是“自由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员，但是推进包括苏联阵营在内的全方位外交是日本的外交方针。
在推进全方位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强化友好关系成为日本的外交任务。面对蓬勃而来的非洲国家独立现象，1960年10月，池田勇人内阁总理大臣发表外交演说指出：“不远的过去和现在，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许多国家宣告独立，加入了联合国，对体现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举动，日本衷心地表示祝贺”“在独立国家巩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基础时，我们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要充分发挥作用，给予大力的协作”“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为了推进我国和平外交，即使是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也必须与之和平友好地共存。” [55] “大力的协作”以及“和平友好地共存”的态度明确地表明了日本对非洲的方针和政策是“融进型”和“全方位”的。日本与相继独立的非洲国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全方位外交方针在非洲的具体体现。
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宣称“和平友好地共存”的同时，还公开地表示：“这些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开始逐渐提高。随着我国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的深化，这些国家作为拥有尚未开发丰富资源以及庞大人口的地区，在经济上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市场之一” [56] ，日本迅速与相继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基于上述这些目的的结果，推进全方位外交是实现和满足上述目的最主要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驻非洲国家大使馆出现兼任情况是日本将亚洲置于外交重点区域以及设立使领馆条件限制的结果。为了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以及重新树立国家形象，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定了三大外交原则，也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协调合作”“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根据“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原则，日本将外交的重点区域置于亚洲，强调“我国在推进外交活动时，应作为亚洲一员，采取与亚洲国家共同前进的立场” [57] 。这一以亚洲为中心的外交原则，贯穿了整个20世纪50—70年代。日本首先是与东亚和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处理战争善后问题，之后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活动。在此背景下，日本优先考虑在亚洲国家配置和建设使领馆，为此在非洲国家的使领馆配置和建设受到影响。
根据《国家行政组织法》（1948年法律第120号）第8条、《日本政府在外事务所设置法》（1950年法律第105号）以及《有关驻外使馆名称和位置以及使馆外务公务员工资的法律》（1952年法律第93号）第1条等法律规定， [58] 外务省制定了设立海外使领馆的方针，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原则性因素：第一，在包含安全保障在内的两国关系方面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第二，在获取资源与能源以及经济关系潜力等方面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第三，能够支援日本企业和保护驻在国的日本人；第四，从获得国际支持的观点出发，考虑对象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等综合性因素；第五，考虑其他主要国家的领事馆配置情况以及对象国驻日使领馆的情况，在上述因素之外，也要对两国贸易量、投资量、驻在国的日本人数以及日本企业数、国际形势以及地区动态等进行综合性的考虑。 [59]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是否设立使领馆是对两国关系重要性进行综合性评价的结果。
受历史渊源以及两国关系重要性的影响，日本在非洲地区的外交活动集中在双边经贸往来和开发援助比较活跃的国家，比如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埃及、加纳、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等一些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和传统性造成了国别之间的差异性。在这种差异性的影响下，尽管日本与非洲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并没有在所有建交国家设立大使馆，只在一些经贸和开发援助重点以及人员往来频繁的国家设立了大使馆，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60]
20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召开过七次“非洲使领馆长会议”，不仅研究对非洲的政策，还专门探讨如何顺应非洲的形势在非洲国家设立使馆问题。既“顺应非洲形势”又“适应世界潮流”成为几次会议讨论在非洲设立使领馆问题的评价标准。就具体事例而言，在整个日本与非洲的关系中，日本与南非的经贸关系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南非又是日本的传统交流国。1961年，日本原准备将比勒陀利亚领事馆直接升格为大使馆，与南非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因为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日本考虑到升格为使馆与南非建交后招致的国际影响，会引发非洲国家反对和抵制日本的情况，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升格使馆的行动。
第三，日本在非洲的冷战环境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受到地缘关系和外交方针影响的结果。日本因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确立的日美关系以及地处东亚地缘的影响，绝无可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在日美军基地采取任何的抵制行为。日本地处东亚的地缘因素使得美国始终将日本作为亚洲“反共”的前沿基地，1952年8月美国就提出“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自由之锚，能对亚洲的自由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61] 在使用高压威力处理东亚和东南亚问题上必须依靠日本。1960年6月美国政府再次强调“日本是西太平洋防卫的锁匙”， [62] 日美关系可以为美国获得日本的支援提供保障，日本也能够借向美国提供战争服务拉升和带动经济发展。
日本远离非洲大陆，是非洲大陆的域外国家。地缘关系使得日本在冷战时期能够回避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角逐活动。冷战爆发后，美国非常明确地将日本定位为“冷战中美国强有力的合作者”。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国根据地缘政治关系、短期需要和长期目的、实现的可能性和具备的条件、历史渊源等综合性因素，对同盟国家和战略伙伴的作用进行综合性判断，最终在全球不同区域内配置任务分工。亚洲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是冷战时期的“热战”区域，爆发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定位是将日本作为亚洲的战略基石，没有将日本纳入美国非洲角逐的战略伙伴。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在非洲大陆的需求使得日本无心参与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角逐活动。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方针是拓展政治外交和推进经济外交，在非洲的外交任务是广泛与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树立良好形象，开拓商品和投资市场以及确保持续稳定的资源进口。在美国与苏联的角逐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落实外交方针、完成外交任务的基础和条件。
1960年，东西冷战加剧以及刚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指出：“众所周知，今年5月的国际首脑会谈破裂以来，世界再次呈现东西冷战的紧张状态。当下的国际形势是尽管全世界期待和平，但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不容易。围绕着刚果等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东西两大阵营的角逐越来越白炽化，就连联合国也成为两大阵营对立的场所，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一现象对联合国自身也是非常重大的考验。最近，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权威性表示了不信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始终信任和跟随联合国，希望增强其权威性，发挥其本来的功能，我们将从具有建设性和实际意义的立场出发，继续支持和配合联合国的工作。” [63] 日本政府认为，美国和苏联势力在非洲的角逐是造成非洲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上述的施政演说中可以看出，面对冷战下非洲大陆的复杂环境，日本是要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方针，极力保持中立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