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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自身需求、外部环境、国力物质因素以及知识技术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外交往和对外活动的主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上述这些因素也发生着变化，有些已经悄然遁去，有些至今依然影响着日本的对外交往和对外活动。
进入科学技术水平高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之前的那种因为缺乏知识技术而产生的对对外活动的困扰几乎不复存在。发达的科学技术加速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绝大多数国家选择打开封闭的羁绊，利用先进发达的科技手段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甚至是建立同盟关系，加入国际组织积极融入和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发达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和国际组织之间开展外交关系的助力器。
自身需求、外部环境和国力物质因素依然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主权国家消亡之前，也许这些都是影响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理所当然的永恒性因素，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些因素所包含的内涵和所作用的能力不尽相同。
对战后日本来说，和平的复兴与发展这些涉及内政方面的内容向外溢出时就变成了自身需求的外部反映，日本需要在保持日美关系下平衡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采取务实主义的方针全方位地发展多边性的国家关系。
战后，日本的自身需求在内涵和本质属性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身需求在内涵方面的变化是，从战前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形态转变为战后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相结合的双重性形态。自身需求在本质属性方面的变化体现为从有害化转变为无害化。
战前日本的国家属性为绝对主义天皇制，全体民众是天皇制下的臣民。尽管《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章中规定了臣民拥有居住和自由移居、所有权不受侵犯、宗教信仰、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但是所有这些权利都被附加了“法律规定范围内”和“依法律之规定”等限定性范围和条件。臣民权利“但因国益而需要处置时，应依法律规定行事” [7] ，政府可以通过法律随时削弱甚至剥夺臣民的权利，臣民的权利要绝对服从于“国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前是不存在国民利益的。
战后，《日本国宪法》确定了国民主权，国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自然而然地拥有国民权利，国民权利通过国民利益加以具体体现。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独立与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定及发展的总体体现。国民利益是国民主权国家，国民对政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需求的价值体现。 [8]
战后日本的宪法明示“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宪法承认并保障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通过对外关系和内政来处理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对外关系围绕着国家利益而行，内政围绕着国民利益而动。发展对外关系往往是为了服务内政，搞好内政往往要依靠良好的对外关系做支撑，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与内政之间的关联也变得越发紧密。这些通过战后日本自身需求所展现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的双重性加以体现。
自身需求的本质属性是自身需求的核心。战后，日本的自身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战前的有害化转变为战后的无害化。
富国强兵是描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家行为的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也被视为近代日本自身需求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仔细考证史实的话，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就近代日本历史进程而言，日本实际上走的是“强兵富国”的道路，是通过“强兵”达到“富国”。“强兵富国”与“富国强兵”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强兵富国”不仅仅是实现“富国”的路径具有有害性，将“强兵富国”作为国家的自身需求，这种“强兵富国”的本质就是有害的。 [9]
正是因为“强兵富国”与“富国强兵”有着细微的差别，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针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琉球和朝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始终走的是一条通过“强兵”实现“维护国益”的侵略道路，始终是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国益”的积累。例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 [10] 中以“延长经济利益”“福建省问题”等为条目明确了日本的“国益”。1919年1月发表的《有关涉及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山东问题的文件》 [11] 中指明了确保接收德国“权益”问题。1932年3月，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日本内阁马上发表《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其中的第2项指出“鉴于满蒙业已脱离中国而成为独立政权的现状，需逐步引导其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第5项强调“我国在满蒙权益的恢复与扩充要以新国家为对手进行之” [12] ，上述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手段还是内容，日本战前建立在损害他国基础之上的国家利益和自身需求是有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战争体制被废除。《日本国宪法》规定：“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宪法不允许再以战争和侵略的手段谋求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必须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宪法中明示的“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这一规定要求战后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必须是无害化的，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必须是与各国人民合作的成果。
在日本国民心中，战前被滥用的“国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负面的概念，政府在施政方针报告、各种白皮书和蓝皮书以及国会演说答辩等政府正式场合使用“国益”和“我国利益”时，对“国益”具体的概念、内涵、实现路径和方法是闪烁其词、模糊不清的。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13年12月，日本发表战后第一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其中第2项第2节以“我国的国益和国家安全保障的目标” [13] 为题，明确了三项国益：第一，保持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全国家的存立；第二，实现日本和国民的更加繁荣，确保我国的和平与安全更加强固；第三，维护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是战后日本政府第一次在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中对国家利益的明确表述。明确了的“国益”也成为今后自身需求的总纲和方向。从此之后，明确了内涵的“国益”一词频繁出现在外交白皮书、总理大臣的施政演说等政府官方文件当中。
战后，日本以和平立国理念为基础的自身需求发生了无害化的本质性变化。同时，战后70多年来，日本实现自身需求的路径和手段也保持了和平的方式。在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日本提出“和平”“繁荣”“价值观”三项国益，日本的自身需求是否依然保持无害化，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检验和评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以合作和竞争的方式，还是以和平与战争的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和重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和多变。战后的日本汲取战败的教训，面对地处冷战最前沿的地缘环境，制定出适合本国自身需求的对外方针，并在对外方针的指导下因事而制、因时而异地调整具体的对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的时间，世界形势和格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创造一种条件，以便能够使我国和各国拥有从强权压制中解放出来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指导力受到动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世界和平置于险境，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也会将我国自身的福祉置于险境。” [14] 美国奉行的干涉主义登场，冷战开始。
冷战时期，东亚和东南亚一直是美苏两个大国展开角逐的主要地区之一，日本正处在冷战环境的最前沿。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环境中，冷战在亚洲却体现的是“热战”，相继爆发了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以及70年代的苏联阿富汗战争。日本面临的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热战”环境，除此之外，日本还面临着以联合国为主的战后国际组织努力构建国际规则的秩序环境，面临着需要妥善处理战争善后问题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环境。这些涉及不同领域与范围，涉及不同国际阵营和意识形态的外部环境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并且多变，每一个细微变化都会对日本对外活动产生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既要协调日美关系，又要努力恢复和维持与苏联的关系，还要处理并发展与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关系，同时要作为国际组织一员发挥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日本重新构建战后日美关系，1956年10月与苏联建交并发展经贸关系，12月加入联合国，60年代，先后与东南亚国家达成战争赔偿协定恢复两国关系，1965年6月与韩国恢复两国关系，70年代，确认和修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1972年9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些事例都是日本在冷战和“热战”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下进行外交活动的结果。与此同时，日本对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不仅仅总是顺势而为的被动式适应，有时也因为基于日美关系而产生对外部环境的刺激，比如，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期间以及美国的战争需要时，为美国提供战争服务，直接对世界格局的外部环境产生影响。
冷战中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尽管美国和苏联两国都对日本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影响，但是在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中，由于日本是美国阵营的重要成员，日本除了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总体影响之外，来自美国以及西方阵营的因素也对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日本战后的改革是由美国主导进行的，其所有措施也必然紧紧围绕着以美国的理念而予以制定和实施。正如《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初期方针》（SWNCC 150/4/A）第一部“究极的目的”所阐述的那样，美国改造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第一，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二，支持建立尊重他国权利以及《联合国宪章》理念与原则所展示的美国之目的的和平并有责任的政府。美国希望日本政府极力建成符合民主主义自治原则，并且国民能够自由表达意思的政体，这也是联合国的责任。” [15]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的究极目的是支持日本建立“美国之目的的和平并有责任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赤裸裸地非常明确，绝不含糊。
1946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演说中阐述了对日政策，指出：“从将日本置于冷战中美国的强有力的合作者的位置这个观点出发，必须认识到要重建日本经济，就只有坚持在工业化的路线。” [16] 上述演说表明：第一，日本的属性是冷战中美国强有力的合作者；第二，日本的任务是重建经济；第三，日本经济的基石是重工业。战后的日本被美国改造，成为美国阵营的重要成员，并且为美国以及美国领导的阵营服务。
在这种局势下，恢复国家主权和外交主权后的日本首先提出：“我国的国政方针是确立和保持基于自由和正义的和平，这也是我国无须再提的外交根本目标。”“对于我国来说，在追求和遵循联合国理想的同时，为了确保我国的安全，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作为现实的措施是强化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 [17] 上述国政方针表明了日本将国家定位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阵营一员。日本在确立国家属性的同时，还强调指出：“美国处于我国一翼的自由民主国家群的中心地位，更为我国的防卫做出直接贡献，日美两国当然应该保持密切的相互合作关系。” [18] 基于这个原则方针，日本外交活动的一个核心就是围绕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而展开。
战后至今，美国是影响日本的最大因素。
如果说近代之前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决定这个国家对外活动范围能够有多大能够走多远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实现了现代化拥有强大国力的国家来说，充足的国力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活动提供支撑和保障，可以在对外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是对外活动强有力的助力器。自然资源力、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等都是国力的具体体现，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蓄积国力的过程。
战后日本的经济是建立在战前产业基础之上的。尽管战争造成了产业发展停滞，但是，战前留下了可以迅速恢复的产业遗产，一是保留住了工业技术人才和水准，二是商业意识以及商业关系尚存。这些产业遗产起到了帮助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的作用。与此同时，战后的农地改革解决了农村生产关系问题，大量复员军人的返乡解决了产业劳动力问题。战后日本及时对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从战前的以军需为主转向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主。有了上述的条件，战后经济的产业后盾基本形成。
战后日本在经济方面最大的任务是复兴与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经历两个阶段。复兴阶段从1945年8月到1955年年底，历经10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战争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构建和确立以和平为目的的确保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在冷战的背景下，1948年，提出冷战遏制战略并参与制订欧洲战后援助计划“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乔治·凯南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部部长。为了适应冷战的要求，针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凯南特意起草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 [19] 。劝告共计20项，其中第15项“经济复兴”的内容是促进日本经济自立，第19项“管理日本经济方面的战争能力”中规定以和平为目的，对所有能够导致战争的经济能力进行严格管理，并撤销除此之外对经济生产和贸易的一切限制。10月，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体现凯南政策主张的NSC13/2号文件，从此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持日本。
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契机，日本开始了战后复兴之路。尽管此时的日本还没有与战胜国媾和，还处在美国的占领之下，没有完全的主权独立和经济独立，但是，由于政策的转变，日本经济摆脱束缚开始复兴。
1945年8月至1950年之前，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贸易实行严格的管控，经过占领当局批准之后，日本才可以进行贸易活动。1950年开始，美国放松对日本的贸易管控，允许日本民间开展贸易活动。通过表2-1可以看出，朝鲜战争特需帮助日本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迅速恢复和增长，贸易总额基本上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贸易逆差也在1953年达到高值之后，随着朝鲜战争的停战开始减少。
表2-1 战后日本经济复兴阶段进出口金额数值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根据经济复兴的需求迅速拓展对外关系，8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成为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准会员。1953年10月日本成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国家，20个国家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待遇。1954年6月，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组织，8月，成立海外贸易振兴会（JETRO的前身）。1955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日本在签署“旧金山和约”恢复主权之后的3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对外经济机制的建构任务。
对外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占比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表2-2可以看出，战后10年的经济成长率尽管呈现波峰波谷式不稳定的波动，但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持续增长的。在1946年至1955年短短的9年多的时间里，日本的国力增长了将近24倍，195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准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高水准。1956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经济白皮书》，以“日本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为题宣告日本经济彻底实现了战后复兴。 [20] 经过10年的努力，日本完成战后复兴任务，开始进入依靠技术革新发展经济的时代。
表2-2 战后日本复兴阶段国民生产总值（GNP）数值以及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1956年宣告完成战后复兴任务的日本，在第二年就马上提出推进“经济外交”的任务，指出：“对于信奉和平主义的我国，提高在四个小岛上生活的九千万国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唯一方法是以和平的方式向外推进经济力，为此，符合国民经济要求以发展对外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外交，是我国外交面临的第二大课题。” [21] 作为既定外交任务的经济外交，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拓展海外贸易；第二是加快与各国签订通商航海条约为海外贸易创造条件；第三是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对外经济援助。日本此时推进“经济外交”的目的是，通过对外贸易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并积蓄国力，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解决战后赔偿问题，树立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
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22] ，提出以1958年的水平为基准，在10年内将国民生产总值翻倍达到26兆日元的目标。从此，日本把发展经济置于最优先的地位，成功地将社会引导到发展经济上来，化解了社会冲突，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为了迎合国内的经济发展，日本还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款国 [23] ，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腾飞阶段。此后的佐藤荣作和田中角荣内阁基本上继承了池田勇人的路线，1956—1973年，日本的经济成长率年平均达到9.3%。1968年，日本的经济规模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 [24] 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增。
经济成长带来的贸易顺差以及资本流入加大了日本的外汇储备，为经济外交提供了物质条件。通过表2-3可以清楚地看出，就外汇储备总额而言，1955年时的8.4亿美元到1990年时已经增长到770亿美元。从此以后，成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的日本可以借着充实的国力，通过ODA等各种对外援助方式以及对外投资大力开展经济外交。
表2-3 冷战时期日本外汇储备的变化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