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济波动下OFDI风险理论

第一节 经济波动下东道国引入直接投资的收益最大化

由于OFDI具有商业经营性和空间跨国性等相关属性，因此其必然面临跨国经济、政治制度的不确定性以及多方利益冲突风险。 ^[1] 狭义上讲，OFDI风险水平取决于直接投资经济结果与东道国经济目标的差异大小。东道国政府经济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如果该投资有碍于东道国该目标，那么来自东道国风险的压力将不断增加。广义上讲，OFDI风险来自社会全域的不利变化冲击。笔者将基于狭义简单情境从理论上探讨经济波动与OFDI风险间的内在机制。

一 分析假定

为了便于展开分析，我们做如下简化假设：

（1）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A国为母国，B国为东道国），A国一家跨国公司对外B国投资；

（2）东道国对母国的市场价格没有影响；

（3）东道国市场处于完全竞争；

（4）两种要素投入，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

（5）东道国国内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不变；

（6）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空间均匀分布，但劳动力不能跨境流动；

（7）在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之前，东道国处于自给自足封闭经济状态；

（8）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

（9）东道国国内生产性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零；

（10）经济增长具有波动性，并导致政策变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波动。

二 基本讨论

从供给角度来看，东道国资金源于国内和国外。基于假定，外国资金具有外部化效益，提高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而本国国内投资不具有该效益。由于劳动力不能跨境流动，东道国国内劳动力供给是给定的。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东道国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auglas）生产函数为：

式（4-1）中 、 、 分别为东道国自给自足条件下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A 为封闭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l 素生产率， t _t 为劳动投入， α + β =1。

在“两国”和“一个投资者”（跨国公司）的开放经济下，东道国企业资本来源于国内和国外，即 k _t = k _dt + k _ft 。其中 k _t 是总资本数量， k _dt 、 k _ft 分别为国内和国外资本存量。

外部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与外资规模（ k _ft ）呈正相关。令外部性为：

Γ _t = φ （ k _ft ，*）（ Γ _t ＞0） ^[2]

将 Γ _t 代入东道国生产函数，可得东道国开放经济下的生产函数式（4-2）：

令东道国政府合意的动态生产函数为：

式（4-3）中， y _tν 、 φ 、 k _tv 、 l _tv 分别为东道国合意产出、合意外部性（外资合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合意投资和合意劳动投入。

基于经典经济理论，经济合意增长经济体追求的理想状态，导致经济运行偏离合意状态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遭到东道国管控，能够促进经济合意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将受到东道国鼓励。偏离合意的情况包括： y _t - y _tν ＞0、 、 y _t - y _tν ＜0和 。

除此之外，如果外国投资使本国经济发展更好（ ）而不是变差（ ），这将决定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态度，反之则反。

笔者基于比较封闭，开放和合意经济状态与东道国态度及OFDI风险评价整理（见表4-1），表中东道国经济状态、对外资态度及风险评价显示经济波动与OFDI风险的基本机制。

我们假定 ， y _t - y _tν 和 y _t - y _tν 服从相同函数关系 H = f （*），则：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特征，我们可以判定 H = f （*）是随变量单调函数（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下文将基于 H = f （*）[式（4-4）、式（4-5）和式（4-6）]进一步讨论东道国经济状态与 OFDI 风险的内部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道国不存在投资罚没风险的情况下，经过无限期的投资调整，外商投资者行为将服从投资收益最大化原则，即 π _h = π _f （其中， π _h 为母国投资边际收益， π _f 为对外投资边际收益）。在东道国，外资（ k _ft ）、国内投资（ k _dt ）和劳动（ l ）三种生产要素是可相互替代的 ^[3] ，要素投入原则为 （ π _kft 、 π _kdt 、 π _t 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劳动投入边际产出）。

第二节 风险要素分析

在上文基本讨论的基础上，本节将深入风险要素与投资风险之间机制探讨。

一 基于H ₁ 的分析

式（4-4）表明，H ₁ 决定于FDI外部经济性、外商投资规模、国内投资变动和就业差异等要素。本节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笔者对单因素进行讨论。

1.关于外部经济性 Γ _t 的讨论

外资外部经济性 Γ _t 是跨国公司收益在东道国的外溢，主要表现为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就业与人力资源提升和促进外贸等。 Γ _t 与 H ₁ 呈正相关，当 Γ _t ＞0时， k _ft 规模与 Γ _t 与 H ₁ 呈正相关。在 k _ft 为常数的情况下， Γ _t 取决于东道国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 k _ft 可变时， Γ _t 的大小取决于外商投资规模 k _ft 。基于大卫·查理德森（1972） FDI 理论，任何一个成熟跨国公司必须对短期和长期进行综合考虑，影响投资存量 k _ft 的因素包括预期利润率（ P _t ），加速变量（ Q _t ），企业可投资金（ T _t ），新古典变量（ N _t ） ^[4] 以及投资者战略竞争变量（ S _t ）。 t 期的投资存量可表示如下：

其中为各变量的系数，不全为零。

这些变量确定了 k _ft 的规模，从而内生地决定了外部经济性 Γ _t ，间接地决定了 H ₁ 变动。

2.关于 的讨论

东道国国内投资波动取决于投资收益率（ λ _t ）和投资成本（ r _t ）两个要素，除此之外还受到市场景气指标（ υ _t ）的影响。我们用函数表达为Δ k _t = k _dt - k _ft = f （ λ _t ，r _t ，υ _t ）。在以消费主导的繁荣期，东道国投资成本（r _t ）较高，同时投资收益率（λ _t ）较高，其他景气指标较高，投资需求和投资增量 Δ k _t =k _dt -k _ft 较大。在东道国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需求增大，外资受到政府鼓励和保护；在以投资主导的繁荣期，东道国投资成本（r _t ）较高，投资收益率（λ _t ）较高，然而市场需求远低于市场供给，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将受到东道国政府限制或东道国投资者的排挤。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萧条期，东道国投资成本（ r _t ）不变，同时投资收益率（ λ _t ）较低，其他景气指标较低，主要是东道国需求不足。此时，国内需求压低国内投资，国内资本剩余， FDI 受到行业排斥和政府限制。在投资不足主导的经济萧条，东道国投资成本（ r _t ）下降，投资收益率（ λ _t ）较低，市场需求存在。这可能是国内资本严重不足所致，外资在此时期尤其被东道国渴望，并获得东道国优惠政策甚至超国民待遇。

在式（4-4）中，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经济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此时东道国国内投资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的情境下，外商直接投资将受到鼓励。当 时，国内资本足以支撑经济发展，东道国对外资需求不大。当 时，则表明东道国国内资本短缺，外资将受到鼓励；当 且 时，表明当前国内外资本尚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提高外资增量成为必需，东道国将鼓励外资进入。

式（4-4）中，当 且 时，表明外资进入可能导致总体经济恶化，东道国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限制， FDI 面临风险提高；当 且 时，即 时，由于国内资本供给不足导致经济下滑，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需求增加，FDI将获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

3.关于 的讨论

式（4-4）中，当 且 时，表明经济开放会导致东道国经济增长，但是开放后需要更多劳动力供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会增加劳动力投入，保障经济开放后的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东道国会提高投资以替代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对FDI需求提高；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劳动就业有所下降，这表明开放后人均劳动产出大幅增加并超过劳动失业的损失。假如东道国更重视充分就业，维持 y _t 水平下，东道国可能会用增加就业来替代资本。此时资本需求下降，外资受到东道国限制；反之则反。

当 且 或 时，说明经济开放后，无论就业状态变好或变坏（增加和减少），东道国经济都倾向恶化。此时，FDI被东道国视为毒药而FDI面临巨大罚没风险。

二 基于H ₂ 的分析

1.关于 φ （ k _ft ）- φ 的讨论

式（4-5）中，当 y _t - y _tν ＞0且 φ （ k _ft ）- φ ＞0时，表明开放经济处于经济过热状态，此时全要素生产率 φ （ k _ft ）高于合意全要素生产率（ φ ）。这说明经济过热极有可能由 FDI 所推动，东道国将对部分外资实施针对性限制，从而使 FDI 面临较大风险；当 y _t - y _tν ＞0且 φ （ k _ft ）- φ ＜0时，表明 FDI 降低了东道国合意经济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东道国将对低效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限制、甄别和筛选。此时，部分外资将面临较大风险。

式（4-5）中，当 y _t -y _tν ＜0且 φ （ k _ft ）- φ ＞0时，表明开放经济增长水平与合意经济之间有差距，东道国经济尚有增长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 φ （ k _ft ）- φ ＞0，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支撑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时东道国对 FDI 持鼓励态度；当 y _t -y _tν ＜0且 φ （ k _ft ）- φ ＜0时，表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被 FDI 拖累，导致产出降低（ y _t -y _tν ＜0）， FDI 成为该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因此 FDI 可能面临东道国政府的限制和罚没风险。

2.关于 k _ft + k _dt - k _dtv 的讨论

式（4-5）中，当 y _t -y _tν ＞0且（ k _ft + k _dt ）- k _dtv ＞0时，表明在东道国经济尚未达到合意景气状态，开放东道国接受的 FDI 总额已经饱和并超过合意景气的投资需求，东道国投资需求下降，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由于外商投资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φ （ k _ft ），东道国国内投资将可能被外商投资替代。在这种情况下， FDI 风险取决于东道国对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偏好；当 y _t -y _tν ＞0且（ k _ft + k _dt ）- k _dtv ＜0时，表明在东道国经济尚未达到合意景气的情况下，东道国投资积累尚不能满足合意景气的资本需求，从而对外资需求提高， FDI 将受到鼓励。

当 y _t -y _tν ＜0且（ k _ft + k _dt ）- k _dtv ＞0时，表明当前经济过热，而且经济过热极有可能是投资推动所致。此时，东道国投资需求必然下降，FDI将受到限制；当经济过热且（ k _ft + k _dt ）- k _dtv ＜0时，这表明东道国内经济过热是非投资所致（比如，需求拉动经济过热等情况）。在短时间内，东道国对 FDI 需求可能增加，但长期内 FDI 将因政府反周期调控而面临较高风险。

3.关于 的讨论

式（4-5）中，当 y _t -y _tν ＞0且 时，说明东道国经济过热，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如果国内资本已耗尽，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FDI 成为东道国劳动力的替代要素。如果经济过热是需求拉动，则经济体要求生产性投资的增大以抑平物价的虚涨， FDI 将会得到鼓励。如果经济过热是投资拉动，则外商直接投资将被限制。在 情况下，经济过热且投资替代了就业，导致失业增加，这是典型的投资拉动过热现象，政府将会削减投资， OFDI 将被限制。

当 y _t -y _tν ＜0且 时，表明东道国劳动供给丰富，实现合意景气劳动力可替代部分投资。劳动力投入取决于其边际产出，仅当 （ 、 、 π _l 分别为外资、内资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5] 时，东道国鼓励FDI流入。反之， OFDI 将被限制；当 ，表明东道国经济尚未达到合意景气，如果此时东道国资本总需求既定且劳动供给不足，则外商直接投资因其外部性效益而受到东道国鼓励，这些新增资金主要用于替代东道国国内劳动供给不足。

三 基于H ₃ 的分析

1.关于φ的讨论

式（4-6）中，当 时，表明封闭经济低于合意经济，东道国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合意增长。在国内投资全要素生产率（ TFP ）边际贡献为零情况下，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东道国不会考虑增加国内投资（满足资本需求）和内部改革（ TFP 提升），而是更愿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进 FDI 其目的有二：一是满足国内资本要素的需求，二是通过 FDI 外部性 φ （ k _ft ）拉动 φ 的提升。在此情况下，东道国将对 FDI 持欢迎态度；当 时，东道国合意经济景气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可以实现， φ 的提升不需要 FDI 来拉动，此时 FDI 不能进入东道国。

2.关于 的讨论 ^[6]

式（4-6）中，当 且 时，封闭经济低于合意经济（ ）情况下，东道国属于相对衰退状态，经济发展有很大空间，东道国的投资需求较大，即 。此时 FDI 既能保障资本供给也有助于优化东道国产业结构，提升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政府将鼓励 FDI 流入，甚至给予 FDI 超国民待遇。

式（4-6）中，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在封闭条件下国内资本供给已超过合意投资需求，而经济仍处于非合意景气，这说明东道国资本效率很低，即全要素生产率极低，此时东道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东道国确定引进 FDI 作为经济结构调整手段时，外部性 φ （ k _ft ）较高的外资将会受到青睐。

3.关于 的讨论

式（4-6）中，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劳动供给尚有空间满足经济增长，在东道国资本充足的情况下，东道国可能在封闭条件下达到合意景气。如果东道国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供给不能满足经济合意增长的情况下， FDI 将会受到东道国的追捧；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劳动力丰富，该国可能在封闭条件下达到合意景气，甚至可以替代国内劳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东道国对 FDI 需求较低。

式（4-6）中，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在封闭经济下便可实现合意经济景气，但是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如果此时东道国资本供给丰富，国内资本将部分地替代劳动投入，弥补后者投入不足。如果东道国国内资本和劳动供给均不足以支撑封闭经济下的景气增长， 且 是不可能存在的状态；当 且 时，表明东道国在封闭经济下不可能实现合意经济景气，合意景气需要国内劳动力供给， FDI 需求减少。在国内资本不能替代劳动力供给不足时，东道国必须引进 FDI 以获得资本支持和外部性 φ （ k _ft ），可以实现经济景气，此时 FDI 将受到鼓励。

第二节 基于东道国消费最大化

一 消费效用最大化模型

假定东道国居民的收入包括投资收益（ r _t ）和工资（ w _t ）以及资本折旧（ d ），可得东道国居民收入 R _t 的表达式 R _t =（1- d + r _t ） k _dt + w _t 。

我们假定东道国消费者由无限个家庭或政府组成，他们进行消费—储蓄安排满足终生消费效用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外资的态度，家庭会把外资处理权和处置权交给政府。实际上，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代表所有消费者的态度。

设消费者国内消费为 c _t ，消费函数为 u （ c _t ）， δ ^t 贴现率[ δ ^t ∈ （0，1）]，逐期消费之和为 Z ，可表示为：

消费者条件约束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表示如式（4-8）所示：

二 比较分析

在上文中，我们定义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合意经济三种经济状态。我们将把消费者的逐期消费之和与经济状态进行比较，以显示消费者（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

1. 与 y _t 的讨论

当 时，东道国最佳消费大于国内产出，说明东道国供给不足，国内生产尚有扩展空间。此时，国内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需求增加。当劳动力和国内投资不变时， FDI 需求增加，其风险下降。

当 时，东道国国内需求小于供给，国内生产将会萎缩，要素投入均会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受到限制，FDI面临的风险增大。

2. 与 y ₀ 的讨论

当 时，表明东道国国内不能达到自给自足，即封闭条件下的生产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达到最佳消费水平。此时，在东道国国内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对FDI的需求增加，FDI风险下降。

当 时，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东道国生产能够满足国内居民消费效益最大化，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外商直接投资不可能进入东道国。

3. 与 y _tv 的讨论

当 时，即合意经济景气尚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效益最大化。该情况产生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东道国经济结构已经得以优化，但由于需求拉动导致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如果经济过热是终端消费推动，东道国将选择扩大供给抑平通胀，FDI需求将会提高；其二，东道国结构不优且高需求是生产性消费所推动，政府将选择减少投资作为反周期调控手段，部分FDI ^[7] 将会面临限制。

当 时，这说明合意的东道国生产供给超出消费者效益最大化需求，供给大于需求，东道国生产过剩，投资需求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将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政府可能利用该情景提高FDI选择标准，以实现未来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等目标。东道国产业结构和技术层次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将面临越高的市场竞争风险。

第三节 OFDI风险界定理论

一 概念界定

学者对风险的界定取得了共识，即风险是指未来不利事件的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该界定显示风险具有三个内在特征：不确定、不利事件和可预测。 ^[8] 经济波动下的OFDI风险具有一般投资风险的基本特征，但是生成要素、机理和评估预测理论具有其独特性。

经济波动下的OFDI风险可以界定为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波动对OFDI的形成不利后果的不确定性。经济波动下OFDI风险因素是源于经济波动而造成的经济指标变化，风险事件是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波动事件（突发性经济危机）；风险结果是外商投资被限制、没收、投资流产、投资企业被驱逐、项目无法落地、项目建成无法营运等不利事件后果。

利用郭晓亭等学者 ^[9] 对风险的数理表述为式（4-9）：

我们可以对该表述进行重新解释， 是经济波动下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的风险， P _i 是第 i 种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的发生概率， n 是不利事件 X 的数目。 E （ P ）为经济波动下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发生的预期概率。

为强调风险结果导致的损失，郭晓亭等学者提出风险数理表述式（4-10）：

基于本书研究主题对该表述进行解释，在经济波动条件下，直接投资面临的不利事件风险取决于不利事件结果与事件风险预期结果的差异和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当风险事件发生结果优于预期，直接投资风险在预期可控范围，损失为0；如果风险事件发生结果劣于预期，外商企业将遭受损失。上式中 是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的风险， X _i 是第 i 种 FDI 不利事件 X 的可能结果， E （ X ）是事件 X 发生的结果预期， P _i 是第 i 种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的发生概率， n 是不利事件 X 的数目。

二 内涵界定

式（4-11）中 h _t 为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 t 期的风险因素， v _t 为 t 期的风险事件， c _t 为 t 期的风险事件结果。记经济波动下 OFDI 的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为 ， t 期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和 t 期风险事件结果的发生概率为 。

三 风险要素

我们假定经济波动导致风险事件的机制如下：

经济波动导致经济社会指标波动超出其正常范围 z _i 而被激活成为风险因素 v _it ，这些风险因素可能单独或联合出现并导致风险事件。 t 期出现风险因素概率 p _it 可表述如下：

p _it = P （ v _it ≠ z _i ）

在 n 期内，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为：

其中， 显示多风险因素联合出现， 包括了 v _i ＞ z _i 和 v _i ＜ z _i 两种情况。式（4-12）表示在 n 期内多种风险要素出现的概率。风险要素到风险事件的发生仍然存在随机性。

四 风险事件

在风险因素给定条件下，风险事件是指经济波动导致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没收、收益损失、项目停工、资金链断裂等投资损失或投资失败事件。上文外商直接投资风险机制的理论分析显示，风险事件（东道国采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政策）的发生概率取决于经济合意水平、投资经济性以及东道国国内供需状态。

首先，我们认为，经济合意水平和投资经济性决定于投资边际产出，基于该角度，东道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态度的概率（ ）表述为：

东道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利政策的概率（ ）为式（4-13）：

式（4-13）表示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台不利政策的概率取决于 π _ft 和 π _dt 的比较，即外商直接投资 ^[10] 的边际产出 π _ft 低于东道国国内投资边际产出 π _dt 时，东道国将限制外商直接投资。

其次，东道国国内消费市场的供需关系也是决定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态度的重要因素。

假定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消费的关系可表示为 C = c （ k _f ），当max Z ＞ c （ k _f ）时东道国可能制定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利的政策。

上述两个方面合并，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利政策概率可表述为：

五 风险结果

尽管东道国可能采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行为，但是不利行为不总是导致收益损失。正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而损失巨大，但有些企业却在危机中获得市场洗牌、技术更新、国别政策和产业格局变化所带来的重大机遇。

令 w 为期末投资价值， E （ w ）为投资预期价值， w ^* 为置信水平 ρ 的资本在投资期间的最小值。笔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风险结果就是 w ≤ w ^* 。因此风险结果产生的概率可表示为式（4-15）：

在此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结果可定义如式（4-16）所示 ^[11] ：

其中， w ₀ 为外商投资初期值， r 为投资收益率， υ 为 r 的数学期望值（概率水平值），置信水平为 ρ，r ^* 为 ρ 上的投资最小收益率。

假定 f （ w ）为外商投资在投资期间价值保有的概率分布密度，在置信水平给定为 ρ 的情况下，式（4-17）显示 w ^* 最糟的情况：

则：

六 总体风险

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的风险是经济波动风险因素、东道国外商投资不利风险事件和外商投资受损风险结果三方面的共同结果。根据上述三者的表述，风险因素是风险事件的条件，而风险事件又是风险结果的条件，且在三者发生的解释因素是相互独立的，因此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风险 t 期出现的概率为 。

基于重点描述不利结果的不确定性，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的风险可表述为：

我们可以对式（4-19）进行重新解释， 为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不利事件 X 的风险， 、 、 分别是第 i 种直接投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发生概率， n 是不利事件 X 的数目。 E （ P _Eh × p _Ev × p _Ed ）为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发生导致不利事件 X 发生的预期概率。

从不利结果的损失大小角度，经济波动下直接投资的风险可表述为：

第四节 OFDI风险评估和预警的两个模型介绍

基于本书研究主题，我们把重点基于OCTAVE（Operationally Critical Threat，Asset and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和BP神经网络风险评估理论结合经济波动理论来阐述经济波动下OFDI风险评估理论基础。这两个模型将对下文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 基于三要素的OCTAVE模型

在OFDI的视角下，经济波动对东道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可分为两个大层次，我们分别称为宏观综合层次和经济基础层次。在宏观综合层次，经济波动会导致东道国政治波动、政策波动、市场波动和社会预期变化。在经济基础层次，经济波动导致东道国经济发展指标、经济管理工具、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宏观综合层次和经济基础层次并非独立的两个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或前提，后者是前者的表现。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内涵，两者共同或者相对独立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产生影响。本书中，经济波动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经营环境是OFDI的重要风险源，我们归其为环境威胁。

投资主体的投资管理能力是影响OFDI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群，具体包括投资决策、企业内控、信息控制、外部关系和反应能力等。对于投资管理能力强的投资企业，所形成的风险敞口较窄且对OFDI的风险控制能力强。反之，该企业投资风险的控制能力弱，导致投资风险上升。站在风险的角度，我们用投资管理“脆弱性”来概括企业的投资管理能力，脆弱性与管理能力成反比。脆弱性作为外商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的要素之一，该概念适用外延可以扩展至区域经济、国家经济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等更广阔的层面上。

外商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风险结果，即风险成为现实所导致的损失。计量风险损失的直接办法是货币计量损失，也可以用指数计量或损益比例等。风险后果可能包括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风险后果反映在宏观综合层次和经济基础层次。

基于环境威胁、脆弱性和风险结果的关系，笔者梳理了经济波动与OFDI风险形成机制（见图4-1）。笔者认为，经济波动引起宏观综合层、经济基础层、企业管理层要素变化，三者相互加成强化，形成最终OFDI风险结果。

基于OCTAVE风险评价模式，威胁（Threat）、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风险结果（代表Asset）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三个核心要素。我们对这3个要素进行再解释，威胁（Threat）为经济波动导致的投资环境的变化（Threat from Economic Fluctuation），脆弱性（Vulnerability）为企业投资风险的控制能力的缺陷（Weakness to Control Risky Situation under Economic Fluctuation），风险结果（代表Asset）为风险成为现实所导致的损失或严重性（Loss by Economic Fluctuation）。基于OCTAVE风险评价模式的基本思想，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波动下的风险为： R = T × L × W 。其几何图上表示立体坐标中立体图形的体积（见图4-2）。

二 基于神经网络的评估模型

经济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限于经济领域，它可以通过政治领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收益。正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普遍严重的政治危机，即经济波动会导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会导致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事件。我们基于网络模型来描述经济波动造成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进而对外商投资形成风险。神经网络模型拓扑结构包括输入层（Input）、隐含层（Hidden Layer）和输出层（Output Layer）（见图4-3）。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但是最核心指标是GDP。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真实GDP对潜在GDP的偏离。 ^[12] 可表示为式（4-21）。

y _t 、 、 分别为 t 期的现实GDP、GDP长期趋势和潜在GDP。 γ 是随机波动项， 是 t 期现实GDP对 的偏离。 表明经济出现波动。 至少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信息之一。

除了GDP的偏离水平（ ）外，收入、就业、贸易、利率、汇率、价格等其他经济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中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环境变化，笔者拟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炼为少数指标，令其为序列 x （ x ₁ ， x ₂ ，…， x _{n -1} ， x _n ）。 x （ x ₁ ， x ₂ ，…， x _{n -1} ， x _n ）作为BP人工神经网络的输入层，传播到隐含层。隐含层实际上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者在东道国由于经济波动而导致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包括宏观经济风险、政府政策风险、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信誉风险、交易风险、筹资风险等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事件。令这些风险事件序列为 z （ z ₁ ， z ₂ ，…， z _{n -1} ， z _n ）。这些风险事件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风险结果，我们可视为BP人工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令这些风险结果序列为 j （ j ₁ ， j ₂ ，…， j _{n -1} ， j _n ）。

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前向传递输入信号从输入层经隐含层逐层处理，直至输出层，每一层的神经元状态只能影响下一层神经元状态。 ^[13] 除此之外， x （ x ₁ ， x ₂ ，…， x _{n -1} ， x _n ）和 j （ j ₁ ， j ₂ ，…， j _{n -1} ， j _n ）相同； z （ z ₁ ， z ₂ ，…， z _{n -1} ， z _n ）和 j （ j ₁ ， j ₂ ，…， j _{n -1} ， j _n ）的神经元的算法只是具体的参数不同，运算规则基本相同，其具体算法在实证章节介绍。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有个重要的信息逆向传播功能，即输出层的结果将会逆向推进隐含层的变化，最后反作用于输入层，再通过正向传播向输出层传出，形成反复的循环的影响过程。

实际上，经济波动本身就是投资环境更迭，同时也引致诸多因素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国家政治格局、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更，这些将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经济波动的冲击通过正向和反向连锁机制使外商直接投资风险复杂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清晰地表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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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海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经济风险》，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72—73页。

[2] 当 Γ _t ＜0，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不经济，该投资将被东道国禁止。

[3] 三者之间存在差异可用不同转化系数作以限制。

[4] 基于新古典理论——投资与最终产品的价格，资本品、利率和税率相关。

[5] 基于边际的分析将在下文做详细分析。

[6] 当 时，外资不可能进入东道国，不予讨论。

[7] 此处指的是外部性不明显的外商直接投资。

[8] 白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9] 郭晓亭等：《风险概念及其数量刻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0] 按照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理论，东道国劳动力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

[11] 郭晓亭等：《风险概念及其数量刻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2] 董进：《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13] 陈菲琼、钟芳芳：《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H63FQUXW9fYbg/6TrymPJ49FL5ixUL8lK7QXLvz13deJ6H/7MUwrFHVIHx0Jd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