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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无论从国家顶层设计、国家政策、国际交往、国际平台参与、国际平台建设、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都显示出我国不断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持续拓宽开放领域，完善开放体制，促进开放共赢。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到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我国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向西开放、向周边国家开放、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2020年5月，中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于扩大内需，维护国内的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需要通过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大循环。 [1] 目前由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合作平台，中国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全球化推动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实现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长我国企业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促进技术进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以及获得海外资源的重要举措。然而，世界经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渐进地或甚至突发性地影响着我国OFDI环境，使其面临巨大风险，危害我国对外投资的安全，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波动国际协同性不断增强，使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同步性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受到世界经济波动及其协同性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198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7.80亿美元，2016年该数字为1961.5亿美元，扩大了250倍，年均增长8.93倍。同期，我国OFDI存量分别为36.25亿美元和13573.90亿美元，增长了374倍，年均增长13.37倍。我国OFDI的存量排名全球第八位，流量排名第二位。我国目前拥有2万余家企业投资设立境外生产经营子企业3万余家，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
但是，我国OFDI项目失败率达到70%以上。中国商务部研究中心专家顾问吴东华教授直言“中国海外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70%是失败的！”而且目前还未看到中国企业维权成功的案例。
2018年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第十届外洽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巡视员王建军表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70%以上的境外投资企业实现盈利或盈亏平衡， [2] 这表明中国境外企业近30%为亏损状态。又据《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6年入围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跨国公司为110家，数量上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占比逐年增大，2016年亏损企业占比近20%。中国OFDI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投资失败的主力也是国有企业。
如此大面积投资失败除了缺乏投资风险意识，缺失风险管理系统，国企管理问题凸显，海外盲目扩张，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等原因外，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波动导致的政治稳定、债务能力、商务环境、国际关系等方面变化也可能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有效地监控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OFDI产生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亟待对该主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尽管目前大量学者研究了我国OFDI的风险问题，但鲜有学者研究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OFDI产生的风险及风险管理，这恰恰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本书研究经济波动背景下我国OFDI东道国的经济、政治、偿债能力、商务环境、对外经济和对华关系六方面风险问题，分析风险长期趋势，风险评估结果显示了1990—2016年我国OFDI各类风险趋势以及与经济波动的互动水平。中国企业整体实力尚不雄厚，而OFDI是国家经济发展之必需。如何规避中国OFDI风险损失和保障投资安全是风险监测、预警和控制的最终目的。
首先，该研究服务于宏观OFDI风险研究和管理。明确了经济波动下中国OFDI风险的长期趋势，为我国OFDI风险识别、防范与控制及OFDI宏观管理提供决策参考，服务于维护我国海外投资安全。
其次，经济波动融入OFDI风险评价拓宽OFDI风险研究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视角。本书把经济波动融入OFDI风险评价中，为OFDI风险理论研究者提供了新视角，为投资者提供了风险识别和管理的新维度。
再次，风险类别研究将丰富OFDI风险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内涵。本书把我国OFDI分成上述六个方面（或类别），丰富了OFDI风险理论研究的维度和OFDI风险管理内容。
最后，服务于中国海外企业的风险控制。本书为我国跨国企业识别、防范与控制OFDI风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建议，有利于中国企业更为稳健地参与国际竞争。为我国政府正确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对策建议。
目前，学界对经济波动、OFDI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研究的学者众多，成果丰富，已形成了系统性理论和研究共识。结合本书主题，笔者主要从经济波动与OFDI的相关性、OFDI风险影响因素、国家风险等级、投资风险评估、OFDI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找到既有研究边界和基础，为本书研究找到学术参考和指导，提出本书可能的学术边际贡献。
少数学者就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指标对OFDI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包括经济波动对OFDI区位影响（刘军荣，2011），经济波动对OFDI流量影响（刘军荣，2008），汇率波动对OFDI的影响（朱孟怡，2014；罗洁，2013；罗忠洲，2006）。总体而言，关于经济波动对FDI影响的研究很少。
大量学者研究了OFDI风险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Click，2005；Peter，2006；Hemphill，2008；张金杰，2008；陈漓高，2009；王海军，2012）、外汇因素（Chow & Lee，1997；Benassy，2001；Buch，2008；林圣哲，2006；彭红枫，2011；胡兵，2012）、文化因素（Hall，1976；Fons & Charles，l998；Dorothy & Timothy，2006；彭迪云，2000；张树俊，2007）、法律因素（Laura & James，1996；赵源，2006；曹征，2007；陈爱搭，2008；李煜，2008）等。这些研究着重探讨了OFDI特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然而，世界经济波动对OFDI产生的影响远超出上述三类因素的范畴，产生的冲击更直接、更显著。尽管上述研究包含了外汇等宏观经济要素，但是世界经济波动对OFDI环境带来的冲击远不只如此，如偿债能力、对外经济关系、国际关系和投资竞争（Yothin Jinjarak，2007）以及技术竞争等诸方面也会对OFDI风险具有重大影响。
许多国际评级机构和学者运用定量化的方法建立了国家风险的指标体系，如PRS集团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德国经济研究所制定的国家风险预警系统、日本公司债研究所的国家风险等级、欧洲货币指数国家风险等级指标，标准普尔国家风险评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指标（CROIC-IWEP）以及陈菲琼（2015）和宣国良（1995）等学者编制的境外投资项目国家风险评价系统等。这些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参考。
投资风险评估方面，国内外学者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Miller（1996）提出了国际风险感知模型（PEU模型）；Subldh（2001）提出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化运营的决策过程的三种不确定性，即宏观环境不可预测性、竞争者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交易者的行为不确定性，并认为国际市场进入的模式选择取决于这些不确定性；赵曙明（1998）、许晖（2006）和杨乃定（2008）等把OFDI的风险进行分类，并建立了OFDI风险评价体系。
国家风险是国家主权行为所引起的国别风险，而世界经济波动可能是全球性风险，空间上突破了主权范围，强度上超越主权控制。前者偏于年度静态评估，后者的影响更深远且动态性更强。国家风险评估强调某些方面的特定风险（如ICRG非常偏重于政治风险），可能低估了经济波动对OFDI带来的风险；在国际投资风险评估研究方面，学者把宏观经济风险与自然、文化、管理风险以及人事因素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宏观经济形势是影响国际投资最直接、最经常、最明显的因素，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Niles Russ，2003；Levy-Yeyati，2002；Bernanke，2000；M.Funk，2006；Yothin Jinjarak，2007），课题负责人研究也发现经济周期与FDI流量周期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
该方面的研究集中于OFDI风险预警系统和监控机制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刘红霞，2006；曹松艳，2010；狄向华，2012）认为，需要从事前控制的角度加强风险预警，以便对海外投资风险进行有力控制，建立境外投资协调机制和构建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从而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预控。韦军亮（2009）强调OFDI风险预警系统的连续性动态监控、实时传输和实时处理。韩师光（2014）、朱兴龙（2016）、陈菲琼（2015）、尹晨（2018）、陈立泰（2008）、曹松艳（2010）和白远（2005）等学者提出了我国OFDI国家、企业或项目多层次风险管理方案和策略。
上述研究为本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参考。现有中国OFDI风险评估研究更注重静态宏观风险研究，虽然把经济基础作为风险要素之一，但是没有考虑经济波动对政治等非经济风险要素或非经济风险形成的内在联系和影响，因此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少将经济波动与OFDI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相结合。本书研究尝试将经济波动纳入我国OFDI风险评估、投资风险管理机制策略和国家或企业层面的风险管理措施研究中，使我国OFDI风险评估和管理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
本书主要从经济波动与直接投资的互动性、中国OFDI风险评估和中国OFDI风险管理三个主要部分展开研究，这三部分是构成本书主体部分的三篇。
该部分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经济波动对中国OFDI流量的影响、OFDI风险评估理论和经济波动对OFDI环境的影响等问题，旨在证明经济波动与直接投资及其环境存在客观的互动关系。
经济波动对中国OFDI流量影响分析主要采用实证考察角度，分别从全球、亚洲或国别（或地区）三个层次进行研究；经济波动下OFDI风险理论分析旨在厘清经济波动与OFDI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纯理论梳理和探究；经济波动对直接投资环境影响是基于中国OFDI东道国样本的经济波动指标和与之匹配的PRS集团的国家风险数据（ICRG）的互动展开实证分析，旨在证明经济波动是OFDI的重要风险影响因素。
本部分涵盖风险评估体系，各类风险评估过程和结果及一般性跨国企业的风险分析等内容。本篇以到2016年吸收中国OFDI存量超过10亿美元的33个东道国为样本，充分考虑经济波动因素影响，对中国OFDI各类风险进行评估。本部分旨在分析中国OFDI以及海外企业经营风险和风险趋势，主要分析宏观风险的长期趋势。
风险评估体系主要包括风险类别、风险评估指标、风险评估计算方法以及评估原则；国别综合风险评估主要是基于国别数据评估样本国经济、偿债能力、商务环境、政治、对外经济和对华关系六方面的风险及长期趋势，简要分析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以部分经济体为例进行分析与阐释；国别综合风险评估主要基于类别风险评估结果通过因子分析打分或算术平均并加权经济波动因素评估而得，并对其进行趋势分析和阐释；国家组别类别风险评估是基于不同收入水平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分类对不同类型国家进行风险评估和比较分析；对于经济波动下企业经营风险的分析，本书基于一般性跨国企业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经济波动下跨国公司（作为投资和OFDI的经营主体）传统优势变迁及风险后果。OFDI企业经营风险研究主要从理论角度探讨经济波动对跨国公司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内部化优势、整体优势等方面的影响及其变迁，并将分析经济波动及其国际协同性对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的形成机制。
本部分主要包括中国OFDI风险预警研究、风险研究结果概述和相关问题思考、跨国公司风险管理机制与策略研究、跨国公司风险应对战略研究和风险管理研究。本篇基于前两篇研究结果从风险管理角度提出理论观点和现实设想。
中国OFDI风险预警研究主要基于样本风险指标和风险评估结果，采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训练进行风险预警分析，旨在提供一种风险预警展示和参考，为现实风险管理提供工具性思考；中国OFDI风险分析结论和相关问题思考部分是对第一篇和第二篇研究发现的总结和延展，旨在为风险管理策略提供目标性支撑；中国OFDI经营主体（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与策略主要是基于经济波动背景在一般企业和一般跨国公司层面展开理论研究的；跨国公司风险应对战略研究侧重于企业层面风险管理战略理论性；风险管理研究侧重于风险管理实践，并重点从中国OFDI和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构建角度提出国家层面政策性和企业制度性建议。
[1] 商务部党组：《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18/c40531-30575128.html，2019年1月18日。
[2] 李春晖：《中企境外投资效益不断显现：去年超70%实现盈利或盈亏平衡》，中国网财经，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20180918/4763166.shtml，2008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