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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李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城镇化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由农村市场向城市市场的迁移转化，既意味着农业到工商业的产业就业结构转换，也意味着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空间的迁移。由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区位和资源条件差异，特别是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城镇化驱动、模式和发展绩效逻辑均存在巨大差异。
内陆地区的物流运输区位、生态恢复等条件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使得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天然不利于现代工商业集聚；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天然的发展条件差异，使得现代城市工商业往往首先集聚于沿海地区，这也进一步使得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欠发达，内陆地区在发展阶段、消费结构、产业层级等诸多方面往往落后一个层级。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实际上面临来自内陆地区本地市场自发的发展驱动和来自沿海地区的外来虹吸、迁转驱动的双轮机制。
尽管城镇化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区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镇化差异的文献极少，由于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小型国家，只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属于同时拥有广袤内陆和漫长海岸线的沿海内陆兼具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由于实施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也由于发展初期，人口和经济活动就基本锁定在沿海地区，俄罗斯情况也类似，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差异和城镇化驱动差异几乎不被关注。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经历数千年农业文明和长达40年的依农依矿依陆上交通的封闭式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可开发土地上的人口承载差异并不明显，一些农业发达的内陆省区，如四川、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等省基于可开发土地空间承载了非常之高的人口密度。这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面临的本地自发与沿海拉动的双轮驱动特征非常突出。但国内城镇化的研究对该主题的关注实在有限，以“内陆城镇化”主题搜索中国知网显示的各类文章仅107篇（截至2020年6月26日），真正从驱动特征视角考察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只有2篇：其一是以德阳和苏州为例的城市发展比较（张莉，2010），其二是以江苏和河南为例的省区城镇化路径比较（王洋，2014），而且仅有的2篇文献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双轮驱动的城镇化本质。
近年来，中国经济整体进入转型期，内陆地区城镇化也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正面临城市规模层级和城市化主导区域的重要选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大力发展都市区、城市群的国家整体战略下，不少省区近年来纷纷选择实施“强省会”、建设超级大都市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但也面临了与发展阶段和区位条件相对应的严重城镇化规模绩效约束，城镇化也面临绩效差异的规模战略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内陆省区城镇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内陆省区城镇化战略政策，我们以江西省为例，研究了江西城镇化的驱动特征，分析了其城镇化模式特征，归纳总结了其城镇化的绩效逻辑和政策经验及其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