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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了江西发展转型和城镇化驱动力变化，分析了发展转型和驱动力变化引起的城镇化绩效逻辑变化。归纳总结以下重要结论：
（1）江西城镇化具有典型的沿海拉动与本地市场自发双轮驱动特征，首位城市不突出，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层级较低，高端服务平台相对缺乏。
（2）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省域经济迈入由中等发展向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镇化迈入快速增长2.0阶段；省内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居住、生活城镇化需求快速增长；省域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也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转向人财物虹吸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同时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外迁和服务人才流失形势。
（3）城镇化驱动力转型也导致发展绩效逻辑变化。县域和小城镇传统“小而全”的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面临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的转型；部分没有区位优势的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可能持续下滑，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可能持续放大，但面临欠发达内陆区位条件的规模效应约束；东南近海区域可能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顺应首位城市南昌的极化效应，加快高端产业、高端人口集聚集群。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首位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对省域经济的带动效应明显，省域经济发展应以省会南昌为中心，促进南昌与省域各区域之间的人财物流动畅通。
面对愈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省域经济布局应加快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集聚，形成以南昌为中心的集群发展，以南昌大都市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服务平台重构江西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的生存发展环境。
（2）重构南昌大都市经济结构和空间格局，加快大都市区就业—居住—服务一体化的组团功能区和城市群建设。内陆区位及相对低端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内陆大都市集聚的不利规模约束，需要经济结构与空间格局联动优化来破解。
按照产业层级差异，强化南昌大都市组团功能区分工，输出型高端服务、高端制造业与初级劳动密集制造业所对应的人口结构、消费结构从而通勤需求、商务往来均存在较大差异，且相互之间的产业联系和集群效应很小，应分别规划布局独立的组团功能区，最大化地发挥各分类产业内的集聚集群效应。
各组团功能区内就业—居住—服务平衡发展，大力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居民区与产业区邻近布局，根据各组团产业就业人口结构特点，尽可能设计规划更贴近本组团就业人口需求的住房和社区服务，通过税费和限购约束跨组团就业人口的住房购置。
（3）紧抓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机遇，赣州、上饶建成与沿海发达城市分工紧密的近海次级中心城市集聚中心。赣州、上饶属于沿海发达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与沿海发达城市空间距离短、经济联系紧密，又不受发达省区相对更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用地供应约束，还相对远离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是发达城市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理想承接地。
应大力推进两城市联通沿海交通通道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进城市政府施政水平，努力提高城市营商环境；加强对主要沿海发达城市的政务商务服务，实现本城市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全方位政务商务服务。
（4）省域内发展条件不充分地区适度收缩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转型。对一些缺乏发展动能的区位条件不理想、资源枯竭型城市，不再推行低效无效的本地市场产业转型，实施收缩发展，做好城市经济衰退后的人口迁转和维稳保障工作。
鼓励农村腹地县、小城镇由传统小型工业化经济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转型，除农产品加工外的工业制造业逐渐向省内主要大都市城市群迁转，鼓励利用优越的生态条件发展养生、养老经济，积极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绿色生态农业。
[1] 参看赣发 〔2010〕 7号文、赣府发 〔2019〕 10号文、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
[2] 参见李述（2018）、胡浣晨（2019）的研究。
[3] 实际上，江西省的长江航线的航运价值并不高，铜陵以上长江港口均不具备万吨以上泊位通航能力。
[4] 除特别说明外，本章所引用数据均来国家统计局国家在线数据网（http: //data.stats.gov.cn），部分较早时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下文不再说明。
[5] 由于各年度统计口径差异，城镇个体就业人口各年度之间变化太大，因此本部分没有考察个体就业人口比率变化。
[6] 实际上，近海发展地带可能在整个东南近海省区均存在，如江西上饶、赣州和湖南郴州、衡阳、永州，近年来均成为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