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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转型，必然影响城镇化绩效关系变化，一些城镇在新的驱动力条件下，固有的资源约束、区位劣势等不利因素越来越凸显，发展动能耗竭，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一些城市原本未被开发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逐渐凸显，发展动能转换，可能迎来快速增长机遇期；还有一些城市需要对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重构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1）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传统小型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面临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的转型。
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是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在于城市集聚效应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适应，更高层级的工商产业只有在较大规模的城市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共享、匹配与知识技能的扩散和创新，但消费结构升级也为农村腹地县和小城镇带来新机遇。
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传统工业化发展动能快速耗竭。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一些农村腹地县、小城镇依赖劳动力丰富和农产资源邻近的优势，建设发展了一批“小而全”的小型工业园区，壮大了所在县的县域经济，但在新的发展驱动条件下，这些县和小城镇无论生产集聚还是消费集聚，都因为市场规模狭小导致共享、匹配与知识技能的扩散和创新严重不足，“小而全”的传统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
消费结构升级又为县域和小城镇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机遇。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居民家庭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提升，不断强化消费服务的绿色生态品质追求，一些山清水秀的乡村将会迎来生态养生服务产业发展机遇，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也必将快速增长。随着快速城镇化，农村人口减少，人均土地资源增长，也会促进农村经营方式转变，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和绿色农业也必将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部分没有区位优势的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可能持续下滑，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
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大都市的集聚优势进一步凸显，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存在持续下滑趋势。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产业结构层级较低、交通通信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市场可达的区域范围有限，本地市场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更多在较小区域范围内（如县域或地级辖区）发生；随着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层级提升、交通通信技术进步，市场可达的区域范围大幅提升，本地市场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可以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如省级辖区）发生，集聚效应很可能使更大区域范围内逐渐形成一个主要的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中心——首位城市所在的城市群或都市区，而（省级）大区域内原有次级中心城市可能迅速衰落。
日本、韩国在其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中后期均经历了首都都市区快速集聚、其他次级中心城市快速衰落的过程。日本东京都市区已经集聚了全国近1/3的人口，传统的次级中心城市，如广岛、大阪、京都等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持续衰落，韩国首尔都市区集聚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传统次级中心城市如釜山、大邱、光州、春川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出现了持续衰落。
江西属于内陆省区，其次级中心城市的区位条件远远赶不上韩国、日本诸多具有良好水运条件的海港、河港城市，进入转型跨越期后，在省会首位城市南昌和近邻沿海城市的联合虹吸下，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可能面临持续下滑，特别是一些远离沿海城市的中西部次级中心城市，如萍乡、宜春、新余、景德镇等，发展动能衰竭，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大。
（3）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可能持续放大，但面临欠发达内陆条件的规模效应约束。
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持续放大。一方面，如上所述，由于产业层级提升和技术进步，首位城市存在集聚效应的规模路径锁定优势，强者恒强；另一方面，南昌作为省会，全省行政资源集聚，也必然强势吸引、集聚全省人财物资源，更由于转型跨越期产业结构向服务产业转型，行政资源对服务产业集聚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可以预期，省会南昌可能会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省内中高收入人口和中高端人才会快速集聚。但南昌城市集聚绩效提升也会受到内陆区位和省区相对欠发达条件约束。
作为内陆型大都市，南昌无法像沿海城市一样分享大吨位水运的低成本利益，这使得城市对内、对外运输严重依赖陆上交通体系，随着城市规模增长，单位道路运输承载呈几何级数增加，使得城市拥堵效应快速提升。
作为相对欠发达省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所能选择的就业结构从而产业结构层级相对较低，相对较低层级的产业集聚，共享、匹配所要求的本地市场规模并不大，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难以抵消大规模集聚所带来的拥堵效应；另一方面，相对较低收入和较低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消费结构层级也相对较低，消费结构以相对较低成本的大众化商品服务为主，多样化高端消费服务需求不足，大规模人口从而消费市场集聚并不能带来过多的消费集聚利益，同样难以抵消大规模消费集聚带来拥堵效应导致的运输成本上升。因此，南昌人口和产业集聚还需要处理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所要求的最佳市场规模与城市总人口规模和总市场规模之间的分流分理问题。
（4）东南近海区域可能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
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进入新阶段，产业转移可能更偏好近距离的产业集聚集群分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到位，沿海发达城市进一步产业转移的承载地选择，不再如早期几乎不考虑与母城市间的运输、通勤距离和空间经济联系（如超远距离的大西南、大西北），因为被转移产业与母城市产业之间更紧密的前后向业务关系和商务往来，其转移承接地的选择必然更偏好空间距离更短、交通联系更便捷、经贸往来更密集的内陆省区近海区域。
江西东南近海区域对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承接具有更有利的区位优势，可能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江西省会南昌尽管具有行政资源集聚和首位城市效应，但位于江西省中北部，其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距离超出了频繁业务往来和商贸关系所能承受的最佳距离。而东南区域的赣州、上饶分别连接广东、福建、浙江，是沿海发达城市空间距离最短、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外省城市，从而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 [6] 未来5—10年可能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承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