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年来江西城镇化的驱动力变化

历经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与全国大多数省区一样，江西内外发展条件正发生重大变化，省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正发生重大转型。

（1）省域经济迈入由中等发展向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镇化迈入快速增长2.0阶段，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入新阶段。

2010年江西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2018年达7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Gill等，2006），已经迈入中等收入或中等发展阶段，进入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2014年江西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50.00%，2018年达56.02%，按照S型城镇化水平的阶段划分（UN，1974；李恩平，2014），进入了快速城镇化的中后期即2.0阶段。

在经济发展的转型跨越期和快速城镇化2.0阶段，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类似江西的后发地区，早期经济发展更多由工业化所推动，城镇化仅仅是对工业化的被动适应，但进入中等发展跨越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

根据周一星（1984）、Annez 和 Buckley（2009）的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对数线性关系。如图2-1所示，江西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的散点图和对数线性趋势线，表明江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对数线性关系，其对数线性趋势线拟合方程的R 2 达0.9166。

对照散点图与对数线性趋势线，我们也可以发现，江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变特征：2003年以前，散点图基本上位于对数线性趋势线下方，意味着实际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经济增长合意的城镇化水平；2003—2011年，散点图与对数线性趋势线高度重合，意味着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联动；2011年以后，散点图基本上位于对数线性趋势线上方且呈偏离拉大趋势，意味着城镇化对人均GDP 的拉动效应低于合意水平，城镇化集聚效应并没有被释放出来。

（2）省内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居住城镇化需求快速增长，城城迁移加速。

在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乡发展关系发生重大转型。农村经济商品货币化和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自给自足的消费便利消失。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市场低成本且多样化的消费服务利益快速增长，使得城乡消费利益差距从有利于农村转变为越来越有利于城市。也由于不同层级消费服务供给对最低市场规模的要求存在差异，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消费利益差距也在快速拉大。

城乡利益差距的变化使得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导致城镇化移民模式转型，由早期单纯就业移民——农民工转变为包括劳动人口在内的举家移民，居住生活城镇化与就业城镇化并重。根据李恩平（2019）的研究，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差距存在以大致50%城镇化水平为拐点的先升后降规律，当城镇化水平突破大致50%拐点以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加速。

江西城镇化人口迁移模式的拐点大致发生在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50%的2014年前后，由于缺乏各年度分年龄城乡人口数据，我们以城镇就业人口/城镇常住人口比率来考察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城镇化进程差距， [5] 城镇单位就业人口/城镇人口比率拐点发生在2013年，城镇单位就业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口/城镇人口比率拐点发生在2015年，不过，受国际贸易影响，农民工返乡比率增加，如图2-2所示。江西城镇就业人口与城镇人口比率变化表明，城镇就业人口占城镇人口比率已经跨过拐点呈右下倾斜趋势，意味着城镇化人口中非劳动（就业）人口比率呈逐渐上升趋势。

（3）省域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也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效应转向虹吸效应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

历经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镇化，我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效应转向虹吸效应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一方面，沿海发达城市基于国际竞争压力，存在产业升级需求，需要淘汰一些中低端产业，实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长期经济集聚也使得用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一些劳动力密集和用地密集产业，迫于成本上升压力，实施产业转移。而内陆地区相对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宽松的用地供给，正好错位沿海发达城市成本上升压力，从而形成沿海内陆梯度产业转移、承接。

从沿海省区产业企业集聚关系看，较大规模的沿海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2010年以后，如图2-3所示，江西邻近的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工业企业单位数2010年均出现了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统计口径变化），且2011年以后各年度工业企业单位数变化幅度很小，远没有2010年以前的增速，这表明这些沿海省区工业制造业企业集聚减少了，新增的工业制造业企业被转移到了内陆省区等其他区域。沿海内陆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也伴随着沿海内陆城镇化迁移方向的变化，内陆省区输出劳务——跨省外出农民工随着产业迁移出现回流，在省区内就近再就业。

江西东、南两面均毗邻沿海省区，是距离沿海发达城市最近的省区之一，具有最短的交通距离和最低的交通运输成本，更有利于沿海发达城市转移产业与原转移地之间的商贸联系，很容易成为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首选地，与沿海发达城市之间人财物虹吸与产业转移的双向经济关系更加突出。

（4）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外迁和高端人才流失形势。

随着全国经济迈入转型跨越期，省区之间的发展竞争加剧，特别是高端服务产业和高端人才竞争加剧。一方面，沿海发达省区迫于国际竞争压力，存在产业升级需求，希望通过普通制造业到高端服务产业的升级占领高附加值产业链端；另一方面，不少内陆省区也希望通过高端服务产业集聚实现赶超发展，江西毗邻的湖北、安徽等内陆省区纷纷提出建设光谷、硅谷，集全省之力，大力提升武汉、合肥等省会城市的高端服务产业集聚。与高端服务产业竞争相对应，无论沿海省区还是内陆省区，均展开了对高端人才的竞争，纷纷出台各类颇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在沿海发达省区和近邻内陆省区联合竞争挤压下，本就缺乏高端服务平台的江西竞争力劣势更加明显，服务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三产占比47.50%，是长江中游四省中三产占比最低的省区。高端服务产业竞争被挤压，必然也意味着高端人才的流失。如图2-4所示，无论是相对全国还是长江中游地区，江西省（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相对比率自2008年开始表现出持续性的明显下行趋势，直到2018年、2019年才开始有所好转。

高端产业集聚和高端人才集聚的外部竞争也必然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给省区内城镇化集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高端服务产业发展滞后，会降低城市集聚效应，也使得单位人口和单位产出的城市拥堵效应增加，高端人才流失更会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导致城市发展动能丧失。 kePsbIT6gneEfI0dmrK7BWuYksRxH2HLkpEqg0HC1ehoVl1Wl+0gF8FwzKejT8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