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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问道：“什么是叛逆者？”他的回答是：“一个说‘不’的人。” [4] （Camus 1974）但这样的人并非全然消极，一个叛逆者只要他开始独立思考，他同样是可以说“是”的人。一个叛逆者会对压迫、苦难、非人化、剥削、堕落和不自由说“不”。正如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1969）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说“不”意味着压迫者、剥削者或主人已经越过界限或者说超出他不应跨越的底线了。说“不”，就是拒绝让任何人触及自己的本质；为着他人格的完整性所不可剥夺的部分而战，“坚决拒绝被侮辱……接受痛苦，前提是‘一个人的’完整性得到尊重”（Camus,1974:24）。作为一个反叛者，就是坚决拒绝接受自己所处的压迫环境。简言之，叛逆者是一个通过追求自由而不断追求本真性的人。这不是形而上学的反叛，而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反叛。例如，当奴隶对主人说“不”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主人不能逾越的界限。“不”划定了边界，并设定了人类行为的界限。叛逆者以他的拒绝表明，奴隶不能允许他的人格受到质疑、毁灭或贬低；如果这种拒绝的可能性丧失殆尽的话，奴隶就必须宣布“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个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奴隶经历的自传体片段中，比科写道：“我出生在1948年之前不久，我所有有意识的生活都是在制度化的分离发展的框架（种族隔离制）下度过的。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想以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在隔离加深的背景下被雕刻和塑造的。在我生命的各个阶段，我已经成功地超越了这个制度教给我的一些东西。”（1996:27）从这个制度中成长起来需要一种反抗行为，而生活在这个制度中的其他黑人不幸地淹没在这片致命的泥沼中，他们无法摆脱也从未想过去摆脱。这就需要在愤怒中对邪恶的制度说“不”，不再让这种邪恶的制度去决定他的朋友、爱情、教育，甚至是他的思想，因为这个制度执意要使他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作为一种反抗行为，比科将“意识”（consciousness）概念引入了他充满压迫的亲身的生命体验之中，他宣称：“我所有有意识的生活都是在种族隔离压迫下度过的”，而随后他“觉悟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他的家庭、同志、环境、教育（包括他的医学院、政治环境和非正式的经历）给予了他把意识与实际生活经验结合起来的实质内容，并由此发挥了哲学启示的功效。事实上，正是这种意识成为后来所出现的被称为“黑人（觉醒）意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催化剂。
布鲁斯·佩里（Bruce Perry）在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传记中描述了主人公的反叛态度，他说，马尔科姆“对白人权力结构的战争是从同样内在的需求演变而来的，这种需求在早期曾引发了对他的老师、法律、国教和其他权威象征的反抗”（Dyson 1993:123）。同样地，作为反抗者的比科，在其政治和社会观念形成的早期就拒绝妥协，而没有在关乎他生存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因此，他的叛逆——由一种新的意识塑造——使他仅上了一年高中。他因政治活动被洛弗代尔高中（Lovedale High School）开除。这段经历，以及狱警、秘密警察和白人对他的不断骚扰，让他形成了一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直接地针对权威的态度。我憎恨权威就像憎恨地狱。我曾经和监狱看守有过很多私人的争论，诸如此类”（interview with Gerhart 1972:17）。这种对抗并不局限于狱警，比科还曾与马里亚希尔的圣弗朗西斯学院（St Francis College）自由派传教士有过个人恩怨，“我个人曾与这些人（自由派天主教教师）发生过多次抵牾。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都是非政治性的冲突，但同样是这种权威问题”（interview with Gerhart 1972:18）。这种早期的态度演变成了一种激进，或说是愤怒的风格。事实上，这是他愤怒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对黑人遭受压迫、非人道和野蛮对待的愤怒，是对白人的傲慢和虚伪的愤怒，也是对白人种族主义和霸权的愤怒。
不可否认，他的书名《我手写我心》是在强迫压抑自我的背景下和蓄意限制可能性边界的环境下提出的一种自我叛逆的主张。事实上，比科的“我写”中的“我”并不是一种脱离肉体和抽象的笛卡尔式的“我思”（Cogito）（即从一个人的思维、意识的事实中确立其存在的原则），而是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有实体的和被种族化的“我”或“自我”。这个“我”代表着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称的“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意思是“对非必要压抑的抗议，为最高形式的自由而斗争”（1955:149） [5] 。这是一个拒绝被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吓倒的我，而这种意识形态有同样强大和专制的国家机器和机构作为后盾。《我手写我心》这个书名是对恐吓、压迫，尤其是对恐惧的否定，它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术语生动地阐述了“如果你能克服个人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之事，你就知道你正在通往自由的路上”（1996:152）。比科的反抗，用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6] 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一种反抗，“是对人的蔑视说不；是对人的堕落说不；是对人的剥削说不；是对最显现人性的自由的扼杀说不”（in Gordon,1997 a:210）。
这些书写是一种拒绝沉默的态度，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沉默中没有自由”（1972:10）。尽管政府下达了禁令，禁止他向人们发表演说、写作和旅行，但他拒绝保持沉默。他拒绝默不做声地忍受侮辱和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一个“不”本是一个人对非人道的反抗精神的“不”，但因其死于秘密警察施暴者之手，揭露并显现出的恰是他的反抗所指向的极端不人道。此外，在“沉默共和国”中，其他人被迫保持缄默，在权力面前讲真话和写作的权利皆被剥夺的地方，比科则选择了发声，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每一个词语都变成了一项宝贵的原则宣言”（Sartre,2013:83）。他“率直谈论”（Frank Talk，他的专栏名），并向当权者说出真相。作为黑人，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敢于照镜子，看到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说话，是因为黑色已经开始意味着否定和虚无；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想给自己命名，定义自身，重塑自己——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想解放自己。对他来说，说话代表着并构成了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和一种“在世为黑”（being-black-in-the-world）的状况，他将其称之为“一种生活方式”。他既用口头语，也用书面语来表达自身。正如萨特所说，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演说家。面对禁令、审查和拘留，比科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抗争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唤醒意识，因此它们不仅是可信赖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革命性的作品。
《我手写我心》的书名也是对白人（自由主义分子）的黑人家长式态度的蔑视，在比科来看，这种家长式态度最早出现在传教士身上：“黑人无法也不可能说或写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他们做这件事。”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教师爷般的”和殖民主义态度，普拉西德·唐普尔（Placide Tempels）神父等人在其班图哲学（ Bantu Philosophy ）中就生动地表露出了这一点。 [7] 在此书中，唐普尔声称，虽然班图人（非洲人）有一种哲学（本体论），但他们无法将其系统化，只有欧洲人才有能力为他们并代表他们制定和阐明这一体系。他以家长式的口吻写道：
我们并不认为班图人有能力向我们展示一篇运用足够的词汇量写作完整的哲学论文。正是我们的智识训练才使我们能够实现它的系统化发展。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对实体概念的准确表述，这样他们就会在我们的话语中辨识出他们自身，并同意我们的观点。（Tempels 1959:24）
20世纪末，一位南非白人哲学家，追随像唐普尔等传教士的“教化使命”，写了一本名为《非洲哲学》（ Philosophy for Africa ）的书。在这本书中，通过借助、使用某些欧洲哲学传统，他试图勾勒出“一种融合非洲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了的人性哲学观”（Shutte 1993）。因为在他看来，非洲传统思想基本上没有经过严格的哲学审验和评估。这位哲学家显然没有读过南非的马齐兹·库内内（Mazizi Kunene）、以西结·姆法莱莱（Ezekiel Mphahlele）或曼甘尼（Manganyi）的任何著作，更不用说非洲哲学家在非洲大陆上写的许多哲学论文了——因此，他认为非洲思想没有经过哲学审验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比科拒斥的正是这种家长式的态度和白人的傲慢。他拒绝告知别人他自己的思想和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允许别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在许多方面，对黑人的发现和对其事实方面的接受构成了一种描述黑人（觉醒）意识的方式。这种意识对比科的《我手写我心》的叛逆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更具战斗性的黑人（觉醒）意识的主张也就此成为比科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以同样方式，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孔》（ Black Skin , White Masks ） [8] 也以叛逆的口吻开篇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法侬继续说，“我认为如果能把某些东西说出来会好些”（1967a:7）。
比科是一个卓越的叛逆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但在某种意义上，“不”与“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否定在辩证法中是肯定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就意味着对某事说“是”。对某事或某一条件说“不”意味着相关的“是”决定了“不”。因此，当比科对压迫说“不”时，他同时对自由说“是”——在种族隔离的背景下，这构成了一种反叛行为。虽然他反对沉默，但当秘密警察要求他说话时，他会保持沉默。换句话说，当无所不能的种族隔离政权通过禁令让他保持沉默时，他说“不”；当他被秘密警察审问而拒绝说话时，他在说“是”。即使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也保持沉默：“我只懂得与警察打交道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尽可能地不配合。所以我不说话。”（Biko 1996:152）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任何因为你的‘不’而获胜的问题，都意味着当权者在倾听你的意见”（1996:135-136）。因此，他对种族主义、压迫、剥削、非人化、堕落和不自由——这些都是反黑人种族隔离世界中的黑人处境的特征——说不，而他同时又对自由、平等、非种族主义和人类尊严说“是”。
比科在很多方面都像法侬、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9] 一样，是一名叛逆者和殉道者。想想卢蒙巴的话——这句话可能同样适用于所有类似的叛逆者：
他们用尽一切来摧毁我的意志，但我知道，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自由是所有人在任何时代都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理想。在做出选择后……我被嘲笑，被诽谤，被诋毁——仅仅是因为我坚持自由……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白人……但我一直反抗不公正。（Heinz & Donnay 1969:vi）
他们的反叛是他们愿意把自己融入世界的一种表现，他们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们的决心，正如尼采所说，是“要充满危险地生活”。这种生存典型地体现了海德格尔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面对死亡的勇气和能力，并把死当作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1962:303）。比科知道种族隔离政权会怎样对待叛逆的个体，他曾预言他将在其成年不久被谋害 [10] 。说“不”的意思是，如果生命没有自由，那么死亡比生命更可取。
正如加缪所指出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1974:15），比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你要么骄傲地活着，要么死去”（1996:152）。叛逆者和死亡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反抗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之上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学会的是如何死去，他摒弃的就是奴役和顺从，因而获得了自由。用科恩的话说，解放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叛逆者是那些对白人种族主义的组织毫不畏惧的人。他们是为了他人的内心自由而甘冒自身生命危险的人（1969:41）。
歌德在他的诗歌《悲歌》（ Elegie ） [11] 中说，当别人在困境中变得沉默时，上帝给了他表达痛苦的力量。我们可以略加修改地说，当其他黑人在痛苦中说不出话来时，比科是用来表达他们的痛苦的。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比科把人类的全部苦难都加在自己身上，反过来，因他死于压迫者之手，他是为所有人受难——甚至是白人。但正如萨特所精彩地宣称的那样，苦难本身包含着拒绝受苦。因此，在他和黑人的苦难中，比科为消除这种苦难而斗争。事实上，黑人的苦难不应与基督教的苦难相混淆，后者的特征是受虐的谦卑和对“递给对方右脸”般“忧郁主义”的顺从。黑肤色的痛苦是一种“内在地带着拒绝的痛苦；它本质上是拒斥受苦的，它是对消极的否定，它开启了反抗和自由的大门”（Sartre 198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