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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一个不自由的世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得绝对自由，以至于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叛行动。（Camus 1974）
毫无疑问，产生“黑人（觉醒）意识”能设想到的方法之一是，必须指向过去，以寻求重写黑人的历史，并在其中产生构成非洲背景核心的英雄……
但对非洲英雄的提及却很少，一个没有正面历史的民族就像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Biko 1996:29）
追求真理，叛逆者有着此种引人注目的本性，使他蔑视一切、不屈不挠，也正是这种品质，使叛逆者成为当权者身上的肉中刺，眼中钉。（Manganyi 1981:172）
史蒂夫·比科已经成为世界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些争议包括将他视为一个英雄或恶棍、心理学家或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非洲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殉道者或鲁莽无畏者、活动家或哲学家，等等。他的名字甚至在学术机构找到了归宿，成为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研究、非洲研究、神学、文学、社会学、诗歌、音乐和哲学的研究对象。与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 [1] 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一样，他的形象出现在抗争组织的T恤衫和“Stoned Cherrie”等时尚服装品牌上，像马尔科姆·艾克斯、切·格瓦拉和纳尔逊·曼德拉那样被奉为偶像的比科，如今也已被商品化，作为一种符号在市场上被买卖。因此，他成了一种时尚宣言，被去激进化、去政治化和去哲学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哪个比科是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关乎任何人公平的问题吗？
对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来说，史蒂夫·比科是个英雄。什么是英雄？英雄是指那些为着他人、为了正义而甘愿冒生命危险或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构成正义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的。因此，一个人可能被一群人视为英雄，而对另一群人则不是。这一点为本章开篇所引用的比科的题记所证实。事实上，那些被他认为是非洲英雄的人对其他群体来说则成了恶棍。与此相类，例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索诺的观点，他在《对南非黑人（觉醒）意识的起源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Black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一书中宣称：“我建议从比科是一个英雄这个前提出发……他的英雄品质围绕着对立的权力与象征。”（1993:91 -92）我相信在那些不同意索诺观点的人当中，比科本人正是其中之一。他可能不会认为自己是英雄，不是出于谦逊，而是出于信念。尽管如此，如果纳尔逊·曼德拉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是一个英雄是因为他在瑞弗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 [2] 期间宣称，自由是他准备为之拼死抗争的理想，并在其后为使国家摆脱压迫而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那么，比科更应该——也在事实上——比曼德拉更多地被视为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为自己的人民摆脱压迫而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死亡。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是的。他本可以轻松地继续他的医学研究，并像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最终成为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医生，但由于他无法做到这一点，比科选择了自由的生活而不是被奴役——而这一选择以他悲壮的死亡告终。换句话说，他的英雄主义是他反抗不自由的一部分，因此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叛逆者。毫无疑问，比科是如此的自由（正如题记所示，我将在本章及后续章节中加以说明），他的存在，就是对残酷、不自由和暴力的种族隔离世界的一种反抗。正是这种心态使比科成为一名叛逆者，用曼加伊的话来说，他成了“当权者身上的肉中刺，眼中钉”（1981:172）。
话虽如此，我还是不想落入一个“制造英雄”的套路。然而，由于人的本质不过是他所有行为的总和， [3] 从比科的行为看，将他描述成一个叛逆者是可行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正如加缪在本章第一句题记中所说的那样）。索诺所认为的“权力与象征的对立”，不仅是指英雄的品质，而且最重要的是指一个真正的叛逆者的品质。并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叛逆者，也不是所有的叛逆者都是英雄。有些英雄可能被视为叛逆者，有些叛逆者可能被视为英雄。这意味着索诺和我所主张的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是。因此，我不想像索诺那样宣称“比科是个英雄”，我想从比科是个叛逆者这个前提开始。毕竟，一个逝去之人在活人的评判面前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一旦死去，我们拥有的只是我们的过往，“死亡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生命转变成了命运”（Sartre 195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