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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们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吧，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鲍勃·马利（Bob Marley）：《救赎之歌》
刘易斯·戈登 [1] 说，某些地方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固执的倾向，即把非洲的思想家及其作品锁定在传记时代和政治激进主义之中。比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此种做法的受害者。遗憾于这种化约主义倾向，盖尔·史密斯（Gail Smith）指出：纪念比科逝世25周年的演讲回避了他的著作和批判哲学的内容，而只是把焦点放到了比科是一位“有魅力、有奉献精神、喜欢派对的大牙缝活动家”上（2002:6）。据史密斯的说法，那些仅鼓吹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等抗争偶像的纪念出版物是不可原谅的，其原因就在于“缺少比科的声音——没有收录一篇他的文章或者演讲”（2002:6）。更糟糕的是，曼德拉在他的主张中将比科的深刻分析简化为了一种肤浅的美学哲学，他说：“比科给年轻人和学生传递的信息是简单而清楚的：黑色是美丽的！为你的黑皮肤骄傲吧！”（Smith 2002:6）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又名 LeRoi Jones）与史密斯的观点有着共鸣，她写道：“一旦资产阶级的敌人死了，统治者就会把这些往昔的阶级敌人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是讨人喜欢的阿谀者……他们现在被‘改造’成在意识形态上与其实际生活完全相反的人。”（1992:18）
然而在事实上，比科还负有其他同样重要的身份 [2] ，而无法被简单化为一名政客或活动家。他是一名集文化、政治和哲学为一身的人。他和他的同道者信奉一种通常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因此，比科本人，连同评论家们都会谈及一种“黑人（觉醒）意识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lack Consciousness/the Black Consciousness philosophy） [3] 。不过矛盾的是，人们会称比科为南非黑人（觉醒）意识运动之父，却很少有人把比科称为哲学家。塞姆巴·索诺（Themba Sono）是一个例外，他认为比科是“一位令人敬畏且能言善辩的哲学家”（1993:90）。不过，比科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类似大学教授那样的哲学家，而是一个长于理论和行动的人，一个“组织型哲学家”（Sono,1993:102），抑或是一位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哲学家。但是，当索诺那样说某人是哲学家时，是指那种非专业化、专家式的哲学家。因此，本书继刘易斯·戈登对弗朗茨·法侬所做的大量现象学研究之后，试图将对比科的研究定位于哲学领域——更明确地说，是非洲存在主义传统之中。简言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贝尼塔·帕里（Benita Parry）所说的“揭示死去的受害者（比科）之（哲学）主张”的尝试（1996:12）。
尽管比科的整个哲学遗产受到学术机构、学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对手的忽视和冷落，但他的声望从来没有在青年黑人激进分子、活动家、记者和独立知识分子中湮灭，这些人在过去的35年中，严肃地探讨了比科对南非政治和社会所作智识贡献的意义。正是这些探讨引发了比科之于这个时代意义阐释上的巨大张力。
面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种族隔离”（即在1994年后许多人认为或者相信种族主义已被取缔但实际上仍继续存在），比科的再度流行——尽管他的理念和形象一再受到执政党的打压——已经增加了新的重要性维度。标识其重新兴起的一些迹象，如海报、T恤衫、对他名字商业化的使用、回顾比科的电影、学术期刊上日益增加的文章数量、学界愈来愈多的认同、个人传记出版数增加等，都主要为了达成这样一个愿望：当前仍需要以抗争的态度或心态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余孽。
因此，比科的名字已不再属于他，也不再是指他的“事实性”（facticity，萨特用这个术语用来指一系列特定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也就是说，比科的名字不再是出生在特定地方、由其父母在特定时空点上给一个特定人所起的名字。这个名字已经超出了它的拥有者，因而有了更多的含义。就像纳尔逊·曼德拉一样，比科正在逐渐超越他自身，虽然没有成为1994年后的曼德拉那样的圣人，但显然有着超出其自身的更多的含义。对一些人来说，比科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绝对是一位反种族主义者；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喜欢派对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严肃而坚定的革命者；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个花花公子，而其他一些人又说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一些人只承认他是一个活动家，而另一些人，包括我，则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比科自己已预见其中的一些看法，因为他说过：“有些人将指责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正是这样的指责反倒让曼德拉成了一名圣人，但比科并没有。因为曼德拉的风格和他领导的内容、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温和的，对南非白人，尤其是自由派白人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与之相比，比科的领导风格，由于其反对白人至上的对抗性质，虽然吸引了大多数黑人，但招致南非白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边都有）的嘲弄、讥讽和蔑视。
邦甘尼·马东多（Bongani Madondo）提及，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奉承圣·纳尔逊绝不是公正对待曼德拉的方式》 [4] 时，除了曼德拉的《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已被多次重印的事实外，“还有多达41本关于这个人的书”也已出版，此外还有曼德拉授权的肖像、曼德拉礼物书、儿童工具书和漫画书以及在他生病期间和逝世之后人们写的其他大量文章。马东多认为，如果对曼德拉的全球关注源于他的政治作为，但考虑到南非的政治变革并不是他一人促成的，那么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政治活动人士、战略家，甚至团体领袖又怎样了呢？”杰夫·马瑟莫拉（Jeff Masemola）呢？他被监禁的时间比曼德拉还长。索布克韦（Robert Mangaliso Sobukwe） [5] 呢？在1960年的沙佩维尔大游行（一场政治性的、“为此后与种族隔离政府的所有政治接触奠定了基调的游行”）和随后的大屠杀中，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泛非主义领导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然地，马东多继续问道：“班图·史蒂夫·比科又怎样了呢？”在他看来，仅仅关注曼德拉——对其他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如泽夫·莫索潘（Zeph Mothopeng）、戈文·姆贝基（Govan Mbeki）、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对他的记忆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场挽救了）、哈利·瓜拉（Harry Gwala）、奥斯卡·姆皮塔（Oscar Mpheta）或布拉姆·费舍尔（Bram Fischer）则几乎都被遗忘了——限制了这幅“描绘国家故事”的巨大画布。为了扩大这幅政治画布，我们还需要讲述这些其他领导人的故事。曼德拉并不是凭一己之力就建成了新南非的。
不过，这幅政治画布的其他角落也开始慢慢地被描绘出来。姆贝基（Thabo Mbeki）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描绘南非故事的政治画家和叙事者关注的焦点。出于种种错误的原因，祖马（Jacob Zuma）也受到了关注。比科怎样了呢？人们对比科和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的兴趣明显回升。关于该主题的文本包括皮蒂亚纳（Pityana）等人编辑的《可能性的边界：史蒂夫·比科和黑人（觉醒）意识的遗产》（ Bounds of Possibilty : The Legacy of Steve Biko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1991）；琳达·普莱斯（Linda Price）的《史蒂夫·比科》（ Steve Biko ,2005）；唐纳德·伍兹（Donald Woods）的《比科》（ Biko ,1987）；林迪·威尔逊（Lindy Wilson）的《史蒂夫·比科》（ Steve Biko ,2011）；米拉德·阿诺德（Millard Arnold）编《史蒂夫·比科：无惧可言》（ Steve Biko : No Fears Expressed ,1987）；克里斯·范·威克（Chris van Wyk）编《我手写我心》（ We Write What We Like ,2007）；萨利姆·巴达特（Saleem Badat）的《黑人，你只能靠自己》（ Black Man , You Are On Your Own ,2009）；史蒂夫·比科基金会的“史蒂夫·比科纪念讲座：2000—2008”（2009）；佐勒拉·芒古的《比科传》（ Biko : A Biog raphy ,2012）；丹尼尔·马加齐纳（Daniel Magaziner）的《法律与先知：南非的黑人（觉醒）意识（1968—1977）》（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 Black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1968 -1977）,2010）；罗伯特·帕顿（Robert Patton）的《南非黑人（觉醒）意识》（ Black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1986）；安德莱·蒙希塔玛（Andile Mngxitama et al）编《比科还活着！史蒂夫·比科遗产之争》（ Biko Lives ! Contesting the Legacy of Steve Biko ,2008）；德里克·胡克（Derek Hook）编《史蒂夫·比科：解放之声》（ Steve Biko : Voices of Liberation ,2014）；以及最近的，T·西索尔（Tendayi Sithole）的《史蒂夫·比科：黑人（觉醒）意识的去殖民化沉思》（ Steve Biko : Decolonial Meditations of Black Consciousness ,2016）。除了少数几篇文章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涉及比科的生平，并着重论述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对作者的影响。蒙希塔玛等人编写的著作则试图纠正这一缺点（就像马加齐纳所做的那样）。他们在题为第一部分“哲学的对话”和题为“哲学家的时代”的章节中显露出了这种做法。我对蒙希塔玛等人的文献贡献在于对作为哲学家比科的形象做了进一步充实。在这本书中，我在蒙希塔玛等人所作哲学主题文本贡献的基础上，提出比科是一位哲学家，并发掘了他的哲学思想——我称之为非洲存在主义。
研究界还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即通过将比科遗产简单化为政治遗产，从而将比科变成一个单面的图像。不幸的是，这种图像化做法排除了探索他遗产其他方面的可能性——这些方面并没有政治方面英雄式的内容。这本书与现有关于比科的文献相比，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直面那些试图把他贬为仅仅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论调。因此，我试图把我的重点集中在比科政治生活的哲学主题或者说反复出现的主题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这一迄今在他思想中被忽视的方面，可以对他哲学事业中所蕴含的一些张力和矛盾产生一种特殊的洞察力——我在这里的目的是揭示比科政治思想的内在哲学基础。尽管索诺的确也认为比科是一位哲学家，但在其富有洞察力的观察中缺乏“哲学特性”这个环节——此环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比科的经验主义政治信念之可能性条件或依据。
比科并没有对哲学论题提出一种一以贯之和系统性的阐述。他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连贯的哲学理论，但却为非洲的哲学话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的文章包含了大量的批判性和阐释性的段落，我们从中可以提炼出他的哲学取向。这一观点可以在他的文集《我手写我心》（1996）、演讲和采访中得到印证。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依比科的观点，哲学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思想体系，也不是对世界的机械反映，而是一种存在和行动的方式。正是由于这种这种哲学取向，我将他的哲学定位在后来被普遍称作“非洲哲学”的范畴，更确切地说是“非洲存在主义哲学”。成为一名哲学家，尤其是成为一名非洲存在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持有某些观点这样简单；它同时意味着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比科称之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梅洛-庞蒂所证实的，哲学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活动，而是一种围绕哲学家质疑世界的活动；简而言之，是一种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活动（1962）。哲学家应该从自己对世界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问题出发——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于比科自身的个体经验，例如在他作为南非学生全国联盟（NUSAS） [6] 成员期间与自由主义分子的接触经历，使他认识到在种族问题上，自由主义分子是多么虚伪。他在医学院遇到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学生帮助他重新塑造和思考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
但为什么比科的哲学与当今时代是相关的呢？在当今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现实中，矛盾的严重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表明，比科坚持要求黑人学会独立思考，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例如，当前在南非兴起的“后1994共识”——最近的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由蒙希塔玛领导的“黑人优先、土地第一运动”（Black First Land First Movement）之类的政治组织对这一共识提出了严重质疑，认为种族是一个神话（正如阿皮亚所说的），它既没有语义学上的、科学上的正当性，也没有生物学基础或哲学的合法性。然而，获得宪法尊重的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即种族是无关紧要的，南非是一个建立在非种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民主国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种族主义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既然种族的神话已经消失，种族主义必定也已消亡（即自从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种族主义也已灭亡了）。由此，在南非这种新建立的不分种族的民主体制下，黑人（觉醒）意识运动已变得没有必要了或者说就应该消亡掉，因为使其有必要存在的东西（种族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比科的黑人意识哲学所设想的非种族主义愿景实现了吗？南非真的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吗？像比科所阐明的黑人（觉醒）意识的存在已是多余的了吗？我们能否说，随着法律制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反黑人种族主义也随之消亡了呢？面对佩妮·斯派洛（Penny Sparrow）——紧随其后的是马修·特乌尼森（Matthew Theunissen）、梅贝尔·詹森（Mabel Jansen）法官和比勒陀利亚大学哲学讲师路易丝·马比勒（Louise Mabille）将黑人（非洲人）称呼为动物，白人和白人学生对黑人和学生的不断袭击，以及自1994年黑人政府上台后发生的一系列其他种族主义事件，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忽视史蒂夫·比科吗？
这些就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章中，我试图理解比科这个人，他的个性，以及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尤为勇敢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由——不仅是他的自由，还有他的人民的自由，辩证地来看，也包括压迫他们的人的自由。在一个专制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勇敢地质疑权威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成为一名反叛者（rebel） [7] ——一名反抗非人道体制的叛逆者，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诘难他人人性的程度。因此，第一章是对一名叛逆者的现象学探索。叛逆者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有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恋母情结的甚至是科学上的反叛。在很多方面，比科的反叛是所有这些版本的一种表达——通常是组合形式的，有时则是单独的。
[1] 刘易斯·里卡多·戈登（Lewis Ricardo Gordon,1962 -），美国哲学家，从事非洲哲学、现象学、生存哲学、社会政治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自欺与反黑人种族主义》（1995）、《黑肤色的存在：黑人存在主义哲学选集》（1997）、《法侬说了什么：对其生活与思想的哲学介绍》（2015）。——译者注
[2] “身份”（identity），一词源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e”，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as”（essence，存在、本质）的影响。它由表示“同一”（same）的词根“idem”构成。在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于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中，“身份”一词主要还是用来指向对哲学与宗教所探讨的身体—心灵统一问题的思考，这大致奠定了此后关于“个体身份认同”（personal identity）的研究领域。“个体身份认同”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释义主要指的是人的“自我的统一性”，是“贯穿于存在的不同阶段的人格的连续性”。个体身份认同是从“自我”出发的，是指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地位，表明的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而其形成则是社会分化的一种表征。身份就是“人的出身、地位、资格，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因而人人皆有身份”（马克思语）。在个体意义上，身份就是个体所有的关于其所是的意识。“identity”另一种指向即是本书主要关注的群体身份认同（group identity），主要指通过集体内部的相似性和集体间的差异所确定的群体边界。本书作者马博戈·莫尔反复强调，比科的黑人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解决在一个反黑人的世界里，黑人群体意识逐渐变得清晰所涌现出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换句话说，比科在领导反种族歧视运动，争取自由和解放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自我认识、定位问题。——译者注
[3] “黑人觉醒意识”（the Black Consciousness），指南非黑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特征意识。在本书中它特指由南非黑人发起的“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这场政治运动旨在以黑人共同的文化特性为基础团结所有的黑人，以反抗种族隔离和各种形式的白人压迫。在本书中，为了与“black consciousness”区别，译者将特指一种政治运动、强调黑人文化特质、大写的the Black Consciousness，译为“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相应地，“the Black Consciousness philosophy”译为“黑人觉醒意识哲学”，而将与“white consciousness”（白人意识）相对的、小写的“black consciousness”直译为“黑人意识”。
[4] Madondo B.,Fawning over St Nelson is no way to do justice to Mandela, Sunday Times ,25 February 2007.
[5] 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韦（Robert Mangaliso Sobukwe,1924—1978），南非著名黑人运动领导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1957年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报《非洲主义者》编辑。后因与国民大会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于1959年另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主席。他积极倡导非洲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强调黑人应确认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尊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译者注
[6] 南非学生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NUSAS）。——译者注
[7] 本书作者马博戈·莫尔将比科首先定位为一个“rebel”，该词在本书中高频出现，据《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释义：“rebel”做名词时，含义有“反政府的人；反叛者；造反者；叛逆者，抗争者”，做形容词时，含义有“反抗的；造反的”，做动词时，含义有“反抗政府；反抗权威”。本书在翻译时一般选取“反抗”为主要汉译，但也会依据具体语境选取其他更适宜语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