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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班图·比科（Stephen Bantu Biko,1946 -1977），南非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1946年12月18日出生在南非东开普省威廉国王镇附近的金斯堡，是黑人（觉醒）意识（Black Consciousness）运动的联合创始人。
比科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幼时他在威廉国王镇上小学，后在夸祖鲁—纳塔尔省马里安希尔的一个教会学校上完了中学。1966年，史蒂夫在纳塔尔大学医学院的黑人分校攻读医学学位。在学生时代，比科除了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外，还致力于反抗南非白人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并积极投身于为黑人争取权利的各项政治运动。如1968年，比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正式成立了“南非学生组织”（SASO），由此成为该组织的重要创始者。其后比科于1969年，在特弗洛普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及《南非学生组织时事通讯》的出版总监。比科在该杂志上开设了“率直谈论”（Frank Talk）专栏，并为之写了大量文章，主要是呼唤黑人意识的觉醒，强调黑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反抗的实质效果。在大学期间，比科与一女护士结婚，育有两子。
南非学生组织成立后，很快就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向全南非蔓延，成为众多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抗争组织的母体。如在比科领导、推动下，“黑人代表大会”“黑人工人联盟”“黑人妇女运动”“南非学生运动”“全国青年组织协会”等一系列黑人组织、运动相继成立，它们共同反抗白人压迫，积极为黑人争取政治社会权利，加速了解放斗争的进程。而“黑人（觉醒）意识运动”正是这些有着共同使命的抗争组织共有的称呼，鉴于比科的影响与贡献，他被人们普遍承认为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的领导者。
此外，比科在呼唤黑人意识觉醒同时，也积极地帮助黑人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在1972年比科因参加反抗组织被医学院开除后，他加入了“黑人社区项目”组织在德班的办事处，并参与了许多促进社区发展的项目，如他帮助设立诊所、托儿所，从而受到黑人社区的极大欢迎。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黑人评论》（ Black Review ）的年度期刊，旨在对南非的政治局势进行分析。1973年3月，比科被禁止进入威廉国王镇，不久，他又被限制与“黑人社区项目”组织有任何联系（1997年1月，“黑人社区项目”组织一致推选比科为名誉主席，以表彰他对黑人解放斗争所做的重大贡献）。尽管南非白人当局对他施加了种种限制和禁令，但比科仍以坚毅的黑人骄傲精神，勇于反抗迫害。在比科短暂但不平凡的一生中，他经常受到南非白人当局的骚扰和拘留。这种骚扰最终导致他于1977年8月18日在威廉国王镇被警察逮捕，并受到酷刑折磨。1977年9月11日，比科被送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最后于1977年9月12日死在这所监狱一间空牢房的地板上。在他的葬礼上，图图大主教称赞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追求公正和道义、和平与和解的年轻人”。他的著述后被收录于《我手写我心》（ I Write What I Like ）一书中。
比科遇害事件，成为南非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NC）在20世纪60年代被禁止活动之后，黑人政治反抗运动一度陷入停滞，而比科所领导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在当时一跃成为南非发出最强音的反抗运动，为争取黑人自由的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以及为南非乃至所有非洲人民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奠定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础。
在今天，南非人民专门设立了“史蒂夫·比科基金会”（The Steve Biko Foundation，网址：http://www.sbf.org.za/home/）。
本书作者马博戈·莫尔认为，比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令人敬畏且善于表达的哲学家”。马博戈·莫尔在本书中提出，比科不仅可以像康德那样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而且还是一位重要的非洲存在主义哲学家。从对比科的著作、演讲和采访分析，他认为比科的哲学特殊性在于：比科没有把哲学理解为凝滞的思想体系，更不是对世界的机械反映，而将哲学看作是生活和行动的方式。这个重要观点对许多非洲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化批评家、批判种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青年学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本书与其说是对比科哲学思想的解读，不如说是对比科及其领导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精神的整体解读。比科作为一名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他强调，黑人的“黑”肤色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会有所谓的“黑人问题”是白人霸权压迫的结果——黑人无法认同自身的种族，他们的愿望是成为白人。为什么黑人想成为白人？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在极尽努力却始终无法逾越种族的鸿沟后，黑人群体出现了整体身份认同的迷茫，而比科所领导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正是针对此问题而发起的。
黑人（觉醒）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反黑人世界中的黑人，并且这个世界在不断地质疑自己的人性与存在。这表明黑人主体反对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本体论的存在斗争，它必须包含心理和政治觉醒的层面（即认识到要最终创造出给予黑人尊严的新社会，需要一种解放的意识）。简言之，比科所领导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认为：在黑人获得完全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甚至宗教解放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把自己从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比科认为意识的转变是先于政治实践的，先有主观的解放，才会有客观的解放。因此，心理或精神的解放是摆脱种族主义统治的必要条件。
本书对比科哲学的建构依托于两个支柱型的哲学家，其一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在西方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让-保罗·萨特；其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
马博戈·莫尔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所以是革命哲学，在于它表明了人的存在无所根据、是偶然的，因其存在既非自身也非任何天意所创造。这就意喻着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实然”（what is）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将它改造成“应然”（ought-to-be）。在这里，马博戈·莫尔将萨特的哲学明确地从本体论突破到了革命政治的本体层面。因此，在行动领域，偶然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如果偶然性是造成痛苦的根源，那么这种偶然性也应该能纾解痛苦：任何受压迫的群体或个人都不必然是永远受压迫的。每个人都可以不同于他现在所是的样子。在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也都对自己的处境负责，这促使他们在本体论的自由意义上，认识到一切皆有可能。这种认识应该能给被压迫者带来希望——带来改变被压迫现状的希望。
马博戈·莫尔认为，存在主义的自由不能同自由主义之自由相混同。比科不是自由主义者，相反，南非自由主义分子对比科的黑人（觉醒）意识哲学采取的是批评立场——他们反过来指责比科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一直未能从理论上公正对待种族问题”。本书据此对自由主义进行了精彩的驳斥和反批判，认为比科与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价值观上的追求形似而实不同。首先，自由主义者宣扬的自由是个体自由，在政治、道德和法律等各方面推崇“个人是优先于群体的”，而黑人（觉醒）意识哲学是以黑人团结的形式来宣扬集体主义，而不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原则。其次，黑人（觉醒）意识哲学的方法论取向是辩证的、综合的，而自由主义者的方法论取向是分析的。再次，自由主义的某些概念实际上并不是自由主义所独有的。例如，历史上许多不同种族的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贡献了诸如个人价值、自尊、正义、平等或人的尊严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后来却被自由主义者傲慢地“盗用”了，因此将比科和黑人（觉醒）意识哲学错误地归为自由主义是大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自由主义在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上的历史档案，就会发现比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与自由主义者相提并论，“如果美国开国元勋的杀戮历史和他们的向西扩张继续被视为历史榜样的话，那么事实上，在实践中，自由主义本身并没有表现出反种族主义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作为比科哲学思想展述的第二个角度，在本书中也得到了细致而独到的讨论，甚至深入了马克思之后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对非本土化、非在地化应用马克思主义处理种族主义问题的批判——这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原则。
具体而言，马博戈·莫尔援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说明比科反种族歧视斗争的立场时，批判了杜桑等人机械唯物主义、经济还原论的观点：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非洲人民反种族主义、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事业中时，不能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不要试图将种族主义问题纳入到一个一劳永逸的阶级范畴，并由此认为种族主义是阶级剥削的附带现象，是资本主义压迫的一个亚种——这只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革命性。于此，马博戈·莫尔提出应该发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观点，要看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的辩证性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同时还需要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在强调“观念变革”“意识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先声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为比科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和实践的指导。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为了使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超越其异化状态，人就必须从一个“自在”阶级（无意识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应然”的不合理状况，由此他们必须发展出阶级意识。只有通过这种对自己最为异化存在的自觉，革命性才能得到培育，并走向阶级团结。
马博戈·莫尔认为，当我们用“黑色”代替“阶级”一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换句话说，比科的黑人意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等价性”，体现如：在消除异化、肯定人性上是一致的。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因为它是非人化）是对工人本质存在的否定，而对比科来说，种族主义（同样是非人化）是对黑人主体本质存在的否定。因此，黑人（觉醒）意识与马克思主义都把对一般存在的批判分析作为他们的主要着眼点，并提供了超越异化体验的手段，以最终实现彻底变革的目标。此外，这两种哲学都要求人的意识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将终结异化和虚假意识。因此，尽管比科不认为阶级是存在的基本决定因素，但他还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从一个纯粹的种族分析立场转到确需考虑阶级分析的立场。例如，他说，“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加上白人种族主义的公然傲慢，合在一起反对我们”“毫无疑问，南非政治中的肤色问题最初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引入的……（但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剥削之后，全体白人都认为黑人是卑下的，以至于一开始只是作为展现白人经济贪婪的一个衍生品的种族问题，现在已然自成沉疴，久治不愈”。
马博戈·莫尔在本书中一再强调非洲人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问题，就像比科宣称南非的问题就是白人种族主义，而指责南非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不够重视种族问题，或者只是采取了化约主义的方法。但反过来说，马博戈·莫尔和比科将南非社会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是由种族主义所引发，是否也是一种化约主义呢？另外，从本书所着力阐释的比科反对机械论、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而选择了与其意识哲学契合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对此种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向的重视，意味着非洲马克思主义显然受到二十世纪初由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所发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点马博戈·莫尔在本书中大肆泼墨、大加赞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意识、文化革命”先于实践斗争。特别是黑人（觉醒）意识运动忽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方法，仅诉诸意识革命、文化革命，是不是也像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仅陷入“词句的斗争”了呢？
不过，前已述及，在比科和一些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的成员，如马费卡·格瓦拉（Mafika Gwala）思想发展的后期，也开始意识到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这是由于南非是一个殖民主义的种族资本主义社会，比科和他的同志们清楚地认识到完全忽视阶级分析是愚蠢的，“我们不可能在阶级认同之外谈论黑人团结”。或者换句话说，对比科所领导的黑人（觉醒）意识运动来说，如果不将南非种族隔离社会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废除种族隔离是很困难的。
最后，从本书的译介价值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中非关系近年来达到了新的高度。在2018年北京峰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就增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达成了行动计划。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共同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绘就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蓝图，开启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宏伟篇章。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对非洲的研究日益升温，逐渐由片段式描绘开始深入到对非洲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阶段。本译著即是对南非曼德拉式的反殖民、反种族歧视斗士史蒂夫·比科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这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以非洲人的视角探索非洲政治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有极大革新意义，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非洲现代政治抗争历史及其思想特质，为我们准确把脉“时代非洲”提供一点参考。
另外，从本书写作特点来看，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虽若干观点难免偏颇，但总体上著述反映出作者马博戈·莫尔所具有的深厚学养和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且颇具视角开阔、思想深刻等特点，因此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映当代非洲学界成果的代表作品。尤其是本书在借取多方资源以努力打开比科哲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分析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学说在非洲民众特殊的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立场，让我们一窥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史与理解史，这对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问题上的具体应用，有较大学术参考价值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