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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叛逆者并不仅是为了自身之故而成了引发混乱、目无法纪的人——他们在根本上同时也是革命者。在一个种族主义和压迫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在一个以死亡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为特征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活死人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法侬所说，任何反抗现状的人都会变成革命者。
一些革命者也是追求变革的哲学家——可以将他们称之为变革哲学家。因此，一个叛逆者可以凭借他所追求、拥抱的真理与善，蒙上革命哲学家的面纱。此外，叛逆者可以就是哲学家，而且往往就是哲学家出身。想想尼采令人震惊的宣告：“上帝死了！”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我不同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人们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天才，一个色情作家，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资产阶级人士，随他们说吧。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那个样子。” [13] 正如我稍后试图揭示的，一个哲学家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对“真”和“善”的追求。对真（现实状况）和善（应该是什么）的追求构成了有关超越、解放和自由的哲学理论。比科的这种对新意识迫切需要的认识，成为某种哲学的催化剂，并最终变成了“应然”憧憬的助产士。一个革命者着眼于未来，他将把“being”（现在是什么）变革为“becoming”（应该是什么）。
比科所代表的那种反叛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的哲学，一种超越现状、成为应当是的哲学。“应当”（the ought）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强制命令，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变革观念。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变革的哲学，其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消灭现有的东西，并迎接应该存在的东西。作为一个革命哲学家，叛逆者宣告要成为一个偶然的存在者，虽没有任何正当性，但却是自由的——他将通过改变社会的努力而完全融入社会。但是在生活中，当这位革命哲学家生活于他的偶然性中时，就接受了压迫者的事实存在以及由其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绝对价值。只有通过一场挑战这些意识形态的超越运动，他才会成为一个叛逆者。像革命哲学家这样的叛逆者坚持一种哲学，其原则是：（1）人的存在没有任何正当性，因为人的存在是偶然性的，既非人本身也非任何天意决定；（2）作为这种可能性的结果，人类建立的任何集体秩序都是可以被超越并替换为其他秩序的，对个体施加的任何体系性限制都是可以被打破的；（3）当前社会中的价值体系是对这个社会结构的反映并倾向于维系这种结构；（4）因此，总是可以超越到其他尚未被明确认识到的制度，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尚不存在。
与革命哲学家不同，压迫者和反黑人的种族主义者总是认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实存是预先给予的或预先注定的，因此他们的存在是通过（神圣的）权利或自然的权利实现的，即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必然而正当的存在，萨特把这种存在描述为“因有权利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1984:111）。这种立场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者或压迫者以必然的方式，或者说以拥有某种存在的理由来认识自己的存在。然而，对于革命哲学家（叛逆者）来说，拥有神圣权利（靠权利而存在）的人并不存在。叛逆者觉悟到，作为人类，压迫者也过着同样没有任何正当性的生活。“我们也是人”这一宣言实质上宣告了种族主义者和压迫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最终目标就是否认他人的人性）也是人，而不是神。借助对偶然性生存状况的觉悟，叛逆者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没有任何正当性而存在的现实之中，他认为那些声称因神圣的权利存在的人实际上跟他一样也是如此简单地存在的，因此，革命哲学家不是一个索求权利之人，相反是一个破坏权利观念的人，这些权利在他看来不过是武力和习俗的产物。这意味着，当非国大领导人希望将自己提升到掌权的白人的水平上，并因他们有权利而存在这样的事实来获得认同时，反抗分子与其相反——比科希望通过否认白人存在权利的有效性，而使他们回到偶然性和没有任何正当性存在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