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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章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现代性文化的总体诉求中，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大多经历了一个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时期，生成了代表新的时代精神并融合民族气韵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交融中留给世界丰富而经典的文本资源，然而，进入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这样的经典序列也都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威胁。反观中国的文学发展，在辉煌的古典时代“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它们以代表性的文学范式书写了“后世莫能继”的经典序列。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一直伴随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文学和文化的惯习伴随着社会内在缓慢转型，这种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学“内在焦虑”一直到新文学生成时才逐渐凸显出来，并引起了作家、批评家和理论界的关注。这种“内在焦虑”一直扭结在异域文学经验与本土传统经验的双重参照和作用之下，围绕这种“焦虑”的话语交织复杂而隐秘。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生成，人们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渴望，对被命名为“经典”的作品也带着神圣的憧憬。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特殊境遇，社会—文化的不断断裂和转型屡次中断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建构过程，“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荷兰学者佛克马针对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观察指出：“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
因此，思考近40年来国内的文学经典论争问题有必要突破1980年代的界限，对20世纪不同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历史回溯将为研究提供更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线索。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被奉为“经典”并成为确立文学经典性的最根本标准，虽然在魏晋、晚明等时期，知识阶层有过“反叛”的努力，但最终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具有颠覆性的经典重估方才得以展开。文学革命在“启蒙与救亡”的主线下同时进行着对古典经典的颠覆和现代经典的建构：它将文学从儒家义理的“载道”之作和以文字训诂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对旧有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体和内容表达的全面颠覆，彻底否定了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确立了以白话文为正宗和“人的文学”为评价标准的新文学典范。同时，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文选的形式初步确立和展示了新的文学经典的可能样态。但是，当我们站在当下反思这场新文学运动中的经典颠覆和重构时，不难发现其中的建构与问题并存。
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文学经典在现代社会文学经典化的起点上有着异质同构性：新文学通过效法西方文学经典开始了自己的经典化之路，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了精神意蕴、审美品格、新锐性、前卫性、原创性、多义性、超越性，但其作为一种审美和语言典范的品质还没有成熟。正如鲁迅先生1927年面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推荐时的清醒和自觉
，“与其说鲁迅先生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提供了经典作品，还不如说它仅提供了一个整体的经典人格模式”
，新文学作家能够达到经典高度的作家寥若晨星，因此，有批评家断言“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中国文学的二十世纪是没有经典的世纪”
。这种说法一方面有些残酷和刺耳，但同时又揭示出中国新文学一直以来的努力和方向，现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既是作家、批评家的自觉追求也是读者的真切期待。
另一方面，作为经典重估和建构的主要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等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介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轨迹。近代以来，主要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批判，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割断了中国文学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这成为此后文学经典论争的一个潜在问题，也成为现代文学经典被不断质疑的重要根源。
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学的经典重估作为“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的一种呈现，“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
，这种重要的表征方式对经典的重估，在现代中国的每一次变革中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呈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带来了文学经典的一次次颠覆和重构，文学经典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重新定义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经典序列，重构了文学经典，并在《讲话》确立的新的标准下选定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等代表新政权的“红色经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文学经典拥有一整套包括中央政府主管、统一审核机构主导、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为唯一指导性文学理论等在内的严密选定和传播机制，表现为“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在西方文学经典论争中，学者、批评作为主要力量左右经典的确立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了整个文学和文化价值的重估工作，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唯一筛选依据，文学经典的价值在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由政治的一元话语建构的经典体系导致了文化的专制和审美的萎缩。同时，五四以来以现代性为指向的文学经典建构探索从外部被切断，代之而起的“红色经典”革命现实主义叙事成了中国特有的经典形态，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尚待观察和重估。
中国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长期处在一个双重脱序的尴尬状态：对处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古老的帝国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迷梦，而西方的现代更是无法直接挪用的海市蜃楼。中国文学经典秩序的重新确立也处于这种双重失落的尴尬境地：它既不是西方现代文学经典的横向移植和挪用，也不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纵向复归与接续。在这种双重的失落中探求切合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道路文化生成的文学表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自觉和成熟的使命和表征。伴随着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频繁变革，中国文学经典也被多次重估，这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白话文学）缺乏一个稳定而被广泛认同的文学经典体系和秩序。
文学经典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追踪的热点话题。根据考尔巴斯的考察，作为一种学术时尚，西方对经典的讨论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 [18]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至今持续着“旧话重提”。在学术研究中，没有解决过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实都永远是新问题——如果是一个真问题的话。“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围绕着“文学经典”问题展开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争论，参与者已远远溢出了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文学批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发言，形成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复杂的对话关系，新一代的研究者也在继续为这一话题的深入贡献自己的思想资源。从研究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学术界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以下一些较为集中的成果。
第一类是有代表性的论文集。
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童庆炳、陶东风两位先生主编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是在2005年5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33篇论文，分为什么是经典，经典化、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四个主题，集中展现了国内学者在不同的研究向度和研究范式中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关注，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此外，在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制度”国际学术论坛讨论的基础上，2010年，由林精华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一书。这本论文集收录了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和国内学者的27篇论文，对文学经典理论探讨、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等三个主题进行了全面讨论，由于会议参与者主要是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所以，论文中有很多篇目涉及国外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类是在国内影响较大的西方研究专著。
1996年出版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应该是对国内文学经典研究最具启发性的理论成果之一，这是佛克马、蚁布思在1993年北京大学演讲内容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使“文学经典”问题第一次在理论研究层面集中呈现，并提供给西方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可资借鉴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思考。
2005年，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但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经典的影响远比这个时间要长久，因为早在1998年台湾就出版过该书的中译本，很多研究者在国内出版之前就已在研究中引用了书中的观点。不同于文化研究的立场，布鲁姆以坚定的经典捍卫者的身份在书中考察了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典作品都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布鲁姆对伟大作品的审美性和独创性的坚持，对国内文学经典研究倒向文化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制衡和启发。
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杰洛瑞将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带入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框架，他强调文学经典的论争不只是个社会集团的价值判断和话语表述，它首先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展开的文化资本分配的问题，并重新审视了西方文学大纲的争论、人文学科的危机和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等问题。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和教育直接相关的问题启发了国内研究者思考文学经典问题的新思路。
此外，英国研究者弗兰克·克默德等的《愉悦与变革：经典的美学》将文学经典的分歧看作愉悦、变革和机遇的结合，在他看来，“经典的变化与文学批评的传统体制毫无关系”，它主要是建立在一种“阅读愉悦”基础上的判断，当社会文化等因素或人的品味变化时，“曾经有价值的作品不再给人愉悦，它们退到经典的边缘”，引起经典秩序的改变
。克默德的理论并不完备，但他的研究提供了文学经典研究中一个大多数学者忽视或放弃的视角，即对普通读者阅读的关注。
第三类是国内研究专著（包括博士学位论文）。
黄曼君的《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2005）一书是少有的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文学经典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成果，虽然全书是以多篇论文结集而成，但总体上贯穿了黄曼君在文学经典理论中所强调的“诗、思、史”的统一，他认为现代文学经典是对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回应，以往对现代文学的阐释中往往强调了史的维度而忽略了对诗学维度的分析，这是造成人们对经典焦虑的根本原因；他还将“革命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来建构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理论体系；在对现代文学经典性的阐释中，黄曼君还将“诗学”理论贯穿到对作品的分析中，克服了具体作品经典化研究缺乏普遍理论建构能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以诗学的理论自觉和审美旨趣回应了关于现代文学经典的争议和质疑。
阎景娟的《文学经典论争在美国》（2010）是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历史际遇和处境的关注中较早的一篇研究成果，该书以美国学术界在1980年代开始的文学经典论争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经典论争的历史线索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文学经典在历史形成中的文化语境、制度背景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并尝试讨论了文学经典问题与政治文化、大学教育、机构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方面有助于国内文学经典研究者理论视野的拓展，另一方面在中西问题语境的比较中为我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借用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李玉平所著《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2010）一书将文学经典问题置于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从文学经典的性质、生成、流变、拓宽、消解及其作用等几个方面对经典研究的现有理论进行整理和提升，并结合个案分析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审视。
文红霞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经典化》（2012）借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场中建构了大众传媒与文学经典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中国问题”和叙事策略。
王健的博士学位论文《“经典焦虑症”透视——“后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问题”研究》（2010）是对以“文学经典”来评价当代文学持反对意见的研究。研究从各种代表着“经典焦虑症”的现象出发，主要通过对文学经典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文化阅读方式的转变分析，认为“在文学资源丰裕化的后文学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将不复存在，文学经典主义显然已经不再合时宜”。这篇研究观点清晰，材料丰富，但在论述中“经典危机”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后文学”理论假设成立的基础上的，同时，研究者并没有能提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代替“经典主义”的文学评价体系。
此外，以周春霞《红色经典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2008）、赵宏丽《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数字影视媒介化研究》（2013）为代表的“红色经典”研究，张红军《鲁迅文学经典与现代传媒的关系》（2011）、蔡颖华《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研究》（2011）、高艳芳《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2014）等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的研究，王晶的《从文学经典到数码影像》（2010）、罗昔明《消费主义视域下经典的生成与延存》（2011）等所代表的对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的异质传播现象研究，施敏《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2012）对文学经典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研究，林宛莹《传统的再生：中国文学经典在马来西亚的伦理接受》（2014）进行的经典文本的跨文化研究等大量成果，几乎涵盖了文学经典研究的方方面面。
第四类是近四十年来在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涉及文学经典研究的论文。
1980年以来文学经典的论争过程和成果主要是以发表在期刊、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展开的，这些论文不仅是研究的基础，更是本书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近四十年来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论文散见于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到各级各类地方性报纸，也大量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学术期刊上。中国知网提供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今以“文学经典”为主题的研究论文超过4000篇，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很多专家学者就文学经典问题发表过论文
，这些研究既涉及如何确立文学经典的标准、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关系、如何理解文学经典重述现象以及文学经典生产机制转变等宏观理论研究，也包括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研究、经典性的分析和阐释等具体现象及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观点或互相补充不断完善，或彼此对立各执一端，形成了关于文学经典论争丰富而生动的话语资源。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本书重要的研究对象将在各个章节进行具体分析。
丰富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带有巨大能量……放射性的、渗透性”的论题的重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长期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催生了许多理论生长点，但仍然有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
其一，大量的研究没有深入“文学经典”论争在国内出现的契机并对置身其中的语境和话语发展逻辑进行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而是以西方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文化研究为理论坐标，从已有的理论立场或“成见”出发，以“不断抽象的思维方式”
各抒己见，这样既无法形成真正深入的对话，也不利于对问题的澄清。
其二，缺乏对较长时段的文学经典研究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分析，对同一问题的重复性研究制造了大量的理论泡沫；关于文学经典现象研究和个案研究较为丰富，但缺乏如西方文学经典研究中出现的《西方正典》《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的建构》等系统性、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建构之作。
其三，以“综述”的方式展开的文学经典研究总结往往将不同时期的文学经典研究视作静态的经验事实的反映和单纯的理论知识话语生产，在进行学理性探究中纠结于话语争论的表象而缺乏“关系性”思考，言说主体自身的研究行动及其性情由来、经验生成等因素被忽略或隐匿了，论争的现象遮蔽了论争的原因，不同论争之间前后承继的关系被忽略。
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文化断裂和变动从未停止过，这个过程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角力和博弈，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所赋权的权威性被不断消解，现代文学经典本就不多的精神文化内涵被抽空，如何重构现代文学经典的问题在不断翻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媒介文化的嬗变中遭遇困境和危机。
“在文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由媒介及其象征系统所构成的媒介文化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以媒介及其表征系统为内涵的媒介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判断不仅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文化影像符号的生产者、复制者和传播者，已经入侵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还在于它以新的方式悄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刷新和建构我们的常识，指导并可能控制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生活世界。按照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媒介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成为我们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当人们面对剧烈的文学观念变革去探寻其影响根源时必然会发现媒介文化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对近代以来大众媒介发展与文学变革的简单考察，来分析日渐浓郁的媒介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变革性的力量影响和塑造人们对文学和文学经典的理解。
在19世纪的欧洲，铁质印刷机的发明、造纸术的进步、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口的激增，这三种因素一起“终于导致了读者大众的快速发展和文学生产的快速发展。民谣歌本这类新兴的通俗文学、期刊、报纸、宗教和政治宣传小册子，以及十九世纪后期简装书的出现，都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本通过机械性复制生产而得到迅速膨胀，以往代表着神圣权威的正典在大规模复制自身的同时失去了物质稀缺性和神圣的灵光。与此几乎同时兴起的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尽管浪漫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生发展状况各有不同，但作家们共同把对自然的皈依、对个性价值的诉求、对独创性和想象力的颂扬等因素作为一种反权威、反传统的叛逆精神，这与神圣典籍因为大量复制而失落的稀有和神圣性奇妙地相关。正如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施莱格尔所言：“每一首诗都本应……是教育的”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认为“每一个诗人都是教育者……人们要么把我看作教育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浪漫主义似乎在神圣经典的灵光消散时代开始用世俗的文学作品作为替代品发挥价值引导的教育作用。
虽然至迟17世纪西方已经出现了报纸，但直到1833年《太阳报》在报界掀起的“便士报”风潮才使报纸完成了大众化、通俗化的进化并逐步成为现代社会支配性的表征方式。“报纸在登陆话语场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起初与文学和衷共济，为文学的存在提供殖民地，到逐渐侵吞传统上是由文学所垄断的表征空间，最终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要叙事话语的过程
。”在报纸成为大众媒介的过程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发展到唯美主义。戈蒂叶在1835年发表的小说《莫班小姐》序言中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认为艺术本身就是终点和目的，它和人生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之中。面对正疾驶在快车道上的报纸，作家攻击它扼杀了书籍，夺去了对文学的乐趣“只要那些卖打火机的商人稍微有点记忆力，报纸就能让他们像所有外省科学院的院士一样放肆地胡扯什么文学……”
。无独有偶，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也嘲讽式地写道“书来得太慢了……从现在开始，唯一可能的书就是报纸”
[19]
。报纸以其传播的迅疾内容的零碎摧毁了人们在经验获得中所固有的丰富性、具体性、亲切性和神秘性，从作家的抱怨中我们可以读出文学从文化表征领域的中心被迫边缘化的尴尬与无奈。文学也调整了叙事策略以适应改变了的话语位置，“为艺术而艺术”等决绝的口号表明了文学对现存文化及各种体制的反叛性立场。文学作为一个“超然于政治、道德、经济等立场和利益，远离社会空间中心位置”的高度自治的“场”的形象被建构出来。
“从普遍发行的报纸在1880年代第一次在美国达到人口的一半以上以来的一个较短时期内，每一代人都被至少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形式所吸引并得到急剧的改变——本世纪初期的照相和无声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调幅无线广播和有声电影，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电视机和调频广播，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卫星和有线电视，和这十年中的互联网和消费者在线网络”
，这里可能还要加上2000年以来的4G（或者5G）手机。大众媒介中永动不居的影像带来了距离感的消失，审美沉思的任务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提供窥视欲望的感官刺激和幸福的幻象。借助影像，大众可以“不劳而获”或“不思而获”地取得审美愉悦，而无须穿透抽象的概念，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记忆、审美经验等赋予枯燥的能指代码以鲜活的生命填补文本中的空白的漫长过程。“进入工业化城市之后，语言不再是有机的、活跃而富有生命的，语言也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了工业化语言。因此那些写晦涩、艰深的诗的诗人，其实是在试图改变这种贬了值的语言，力图恢复语言早已失去的活力”
，在真实性、当下性、感官性竞争中不断受到排挤的文学被迫放弃自己的叙事传统，甚至通过对阅读的拒斥来保全自己的文化资本。“现代主义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等”
，这所有的情绪不只是属于作品的、作家的，也是属于文学的。在艺术媒介的变革中，文学首先失去了口传文化时代充当价值标准的神圣位地，继而失去了印刷文化时代传播思想、文明进行教化的权威。
以上论述并不能推导出：媒介不断发展必然带来文学的“气息奄奄、日薄西山”
。就本质而言，在媒介的发展中，文学真正失去的是作为意义和信息传播方式的“经典性”，换言之，它不再具有一种普遍叙事或元叙事承担者的卡里斯玛权力，也不再是据守在表征领域里的传统型权力，或者能最全面、最细致、最完整、最贴合人类审美需求，最能传达时代精神和代表时代文化的话语媒介，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的消亡或终结。麦克卢汉将一种新媒介的诞生视为一种新的尺度的引入，新媒介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终结。“新媒介创造新环境，新环境作用于人的感知生活。不但如此，同样的新环境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形式也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不是以消亡或简单迎合的形式出现的，相反，“凡是真有艺术内核的艺术运动或发现，都会激怒公众”
，艺术家应该做的是站在旧环境的立场上“发明了一种手段，在生物遗传和技术创新所创造的环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没有艺术家的发明，人就只能适应他创造的技术，而且成为技术的伺服机制”
。麦克卢汉的论述为我们思考媒介文化嬗变中的文学问题提供了另外的角度。在今天，技术一方面消弭了距离感，同时也加剧了环境对人的控制，让人丧失了对自己的真实存在的感知。作为一种旧的媒介环境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文学在旧环境的经验基础之上理解和解释新环境，通过刺激感知来唤起我们的敏感度，它不仅是连接感知与环境的桥梁，更通过揭示环境来刺激感知，使我们感知到存在。这为被新媒介不断包裹围剿的文学（这里主要指布迪厄所说的“为了生产的文学生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然，文学并不全部表现为对大众媒介逻辑抵抗，作为顺应大众媒介的市场逻辑的文学形态——通俗文学臣服于大众媒介的市场逻辑，放弃了对文学膜拜价值的坚守，转而面向大众进行“大规模的文学生产”。与其他形式的大众传播相比，就连通俗文学也不再是大众最喜爱的表征方式，如豪塞尔所言：“资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除了他们的报纸之外几乎不读别的，并且，与电影观众、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的人数相比，读书的人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20]
由于大众文学不再具有作为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它所拥有的符号权力在整个表征领域里就更加显得无足轻重了”。
大众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客观上加剧了文学场中资本的争夺，它大胆攫取了精英文学中的“经典”之名，并以此作为自身艺术价值的“标签”，从而加剧了真正的文学艺术经典在媒介场中的传播和接受难度。对媒介文化的崛起及对文学的拓殖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经典的研究。
首先，中国的大众传媒时代姗姗来迟，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众传播并未构成对文学的巨大挑战，
报纸的登陆并没有消解人们对文学阅读的热情，文学与大众媒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互利而非竞争关系
。“1901—1910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865种2042册，其中文学类占220种639册；1911—1920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2657种7087册，其中文学类占626种1755册。也就是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是文学书……估计在整个出版业中，小说所占的比例约在四分之一左右”
。从这组数据看，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繁荣。
其次，如果说西方大众传播的迅猛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文学的压力，从而迫使文学开始通过建立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自治法则与其他文化形式划清界限，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社会现实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它根本无法从容不迫地在变化了的语境中构建符合文学内在规则的结构要素。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的历史担当成为文学全部的合法性依据，除此之外的其他“自足系统或文学飞地的话语实践”
都被挤压到文学场的边缘，从客观上延搁了对文学自律的现代性目标的广泛认同与实现。
从文化形态看，在较长的历史时段，我国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客观上导致了新文学在表征领域长期占据支配性地位。从文化功能看，文学负载了绝大多数的功能性叙事的表征功能，它的工具性成就了它的永恒性从而使其享有文字印刷时代的话语霸权。另外，作家利用文学写作，实现了由封建士大夫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角色身份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建构为社会批判者和民众代言人，拥有文学场所赋予的强大的符号资本。鉴于两种因素，文学在现代中国社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与此同时，文学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呼应外部律令来约束自身获得超量的文化资本的同时，大量的文学创作压抑了艺术自律的美学冲动，部分牺牲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正是遵循同样的逻辑，在当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要么被抽象为“民族魂”的符号，要么被打入无底深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并不在文学本身”
，这样判断道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获得权力资本同时的“美学失落”。
1980年以来，伴随着大众媒介向社会话语场各领域的深度渗透和拓殖，文学并没有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自律性重建的空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文学在1980年代重现短暂的辉煌之后，它在话语表征领域的特权逐渐消解——文学从权力中心退向文化并最终退守自身，但它留下的文学观念、文学资源和历史借鉴都需要我们在新的语境中进一步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在这种低分化的社会状态中，不存在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专业化亚系统，所有的活动和价值实现都高度依附于政治场：这个从技术到艺术，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都发挥支配性作用的“超级场”，它以一种捍卫正统排斥异端的形式运作着。文学艺术领域作为亚系统其自治功能极度萎缩，工具性的政治话语是唯一合法话语形式。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大变革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分化，更多的场开始从“超级场”中裂变而出，获得一定程度的自律，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律性的实现。在分化的过程中，文学场一方面和政治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更多的是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进行的——这里的“中介”主要是各种艺术机构及大众媒介。同时，文学场又受到了来自分化后的经济场的压力和作用，政治指令的某些部分开始转向不完善的市场化的制约，出现了经济领域的游戏规则和商业价值对审美文化的渗透，这就逐渐开拓了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中的领地。这是社会结构的横向分化，即分类。就分化之后的文学场内部而言，也发生着垂直分化，即分层。以此来透视中国当代文学场，不难发现一个由主导文化（官方文化、主流文化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置的结构，它们之间是一个不断“斗争、妥协、交易和实现”的过程。在1980年代，各方力量并未占据资本争斗的有利位置，其斗争也不是势均力敌的抢夺，而是受到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约。我们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复杂关系之上的。
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古典艺术讨论的范畴：技术的进步和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渗透、具有相当读写能力的大众阶层的出现、艺术生产方式和接收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等，显然已经不能在传统的理论话语和研究范式中展开和解决。因此，在对1980年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研究中，我们引入了媒介文化嬗变的维度，它对1980年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的影响或作用是基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的考虑。
第一，借助媒介文化嬗变的视野来审视文学经典的论争不是一种关系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在某种媒介文化中就有引起何种性质和方式的文学经典的讨论。关于文学经典的观点分歧并非媒介文化演变的结果，但是，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媒介场的扩张和大众媒介的跨越式发展，文学作为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的权力受到挑战和质疑，文学的经典性地位以及文学经典的地位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来。
第二，媒介文化时代的文学批评不再是个人审美兴趣和品位的独语式表达，也不再是只言片语的感悟式言说，而变成一种在大众媒介中展现、通过媒介传播的具有完整的话语系统的公开表达，大众传媒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话平台。进入媒介场的文学经典论争不再是书斋中的静思默想的成熟产物，而变成新闻化语言和即兴表达的舆论场，批评者的心态由此改变；本来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发生在特定领域内的文学批评在进入媒介场后，失去了原有的语境，必然引起更进一步的批评和争议。
第三，1980年以来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新的文化形态及其表征在寻求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挑战、蛀蚀和质疑着文学经典的文化霸权地位。新的话语权力主体的出现分化着精英学者的话语特权，使经典论争从学术场延伸到媒介场等更宏大的文化场域，强调社会和谐的主导话语、主强学术自治的文学研究话语和其他话语形态交织在一起，彼此混淆、代替又彼此推动、触发。媒介场纷繁的立场和话语在容纳、传播各种批判意见的同时，也为各种话语之间的交流、争论或形成共识创造了适宜的公共话语空间，成为推动文学经典论争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
第四，媒介文化作为各种文化资本的斗争平台，并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话语场域，它以自身的文化形态和组织原则影响、改变着经典论争各方的话语表达和力量对比。特别是1990年后逐渐形成的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媒介文化向精英文学大举进犯，它将大众文化的逻辑引入文学场，破坏甚至颠覆文学场内部的规则，从外部直接介入文学经典的论争，打断了文学经典相对自治的建构过程，并重新建构了大众的阅读方式、审美趣味以及对经典的理解及使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介文化部分地收编了文学经典的文化资本，并将文学经典的论争吸纳为自身的一部分。
第五，大众传媒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造成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本土文化对自己民族身份或同一性的自觉反思，由此引发的文化焦虑、身份认同等现代性反思成为19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论争潜在的“焦虑性”因素。在经由现代大众传媒构筑的全球话语交往平台上，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思考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依然是首要的和必须要直面的问题，它关乎文学自觉、文化自觉及民族文化独创性的确立，关乎在世界文化格局及其秩序重建中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形象的书写。
如果认同当代“只有一种文化形态……，那就是媒介文化”
的判断，那么，媒介文化就是文学经典的研究在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文学研究和批评如何应对媒介文化的拓殖、确立文学经典在媒介文化中的合理位置并进行恰当的价值和文化定位，是当前和未来文学经典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1] Jan Gorak，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anon ： Genesis and Crisis of a Literary Idea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Athlone，1991，p.1，
[2] Inc.Merriam-Webster，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ition），Merriam-Webster，2003，p.180.
[3] Roger Lundin，“The‘Classics’are not the‘Canon’”，in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MI：Baker Book House Company，1998，p.26.
[4] E.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 ， Westview Press，2001，p.15.
[5] Roger Lundin，“The‘Classics’are not the‘Canon’”，in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MI：Baker Book House Company，1998，p.27.
[6] E.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 ，Westview Press，2001，pp.16-17.
[7] 参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 A Vocabulan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Fontana Paperbacks，1976，p.59.
[8] John Henry Newman， Discourse 7.“ Knowledge Viewed in Rela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 ” i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1907，p.227.
[9] T.S.Eliot， T.S.Eliot：Selected Essays ，London：Faber 8c Faber，1999，pp.252-274.
[10] T.S.Eliot， T.S.Eliot ： Selected Essays ，London：Faber 8c Faber，1999，p.377.
[11] 可参考张新颖文章《T.S.艾略特和几代中国人》，发表于《文汇报》2012年8月4日。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后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后来叶公超还让卞之琳翻译了 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穆旦的诗和译诗》也记述了周珏良的回忆：“记得我们两人（另一人指穆旦）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 The Sacred Wood ），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谈论。他特别对艾略特著名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有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当时他的诗创作已表现出现代派的影响。”
[12] F.R.Leavis， For Continuity， Cambridge：The Minority Press，1933，p.183.
[13] Marjorie Ferguson & Peter Golding，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xv.
[14]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49.
[15]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49.
[16]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49.
[17] Henry Louis Gates Jr.， Loose Canons ：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2，p.21.
[18] E.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 ，Westview Press，2001，p.1.
[19] Eric Mcluhan and Frank Zingrone（ed.）， Essential lMcLuhan ，House of Anansi PressLimit，1995，p.60.
[20] Hauser，A.，8c Northcott，K.J.， The Sociology of Art ，Americam Journal of Sociology，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