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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指的复杂性和能指的多样性给了西方文学经典更多争论的理由和研究的可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建构和重构后，西方文学经典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话语和理论资源，并启发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成为国内学者对经典问题研究的重要背景和理论预设。因此，西方文学经典研究是我们观照自身文学经典论争时的参照体系。2000年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几次热潮都与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有着显在关系，西方文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已成为一种焦虑性的存在。因此，对西方文学经典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应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西方文学经典论争的理论源流对厘清国内文学经典讨论中的话语缠绕、看清论争各方背后的理论资源，进而透视国内的文学经典论争有着重要意义。
在《批判理论与文学经典》一书中，Dean E.Kolbas指出：西方文学经典研究的演变经历古典、中世纪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段。约翰·杰洛瑞在《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一书中将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划分为俗语经典、新的批评经典和理论之后的文学经典三个阶段。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源流有重要启发，但由于上述研究对文化研究兴起后的文学经典理论讨论过于粗略，为更好地厘清西方文学经典的理论源流，以下将分五个时段，着重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谱系进行理论探究和梳理。
在中世纪以前，拉丁文及其文本作为唯一通用的官方语，成为制度—经典—标准，经典的确立、传播和阐释权都掌握在僧侣阶层手中。随着中世纪后期地方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发展，方言文学悄然兴起，但丁、薄伽丘等作家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模仿、联合”使俗语文学“借用经文正在慢慢消逝的光环增强和巩固它的新声望”
；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种全新的经典，事实上是各种各样的方言文学经典”的产生
，进而引起了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古今之争”。与此同时，古典的拉丁文名著作为最稀有、最珍贵的文化资本形势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18世纪中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在文学中最终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
在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时，卡尔巴斯指出：“方言文学经典的形成只能发生在地方语言标准化，现代民族—国家稳定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广泛流布之后。现代文学经典的最终确立依赖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专业化批评的兴起，出版业的发展，文化的商品化。” [6] 印刷和出版业的发展为现代文学经典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业最激进的趋势和它的多样性逻辑摧毁了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为中心建立的庄严而高雅的文学经典。工业化的发展、期刊的兴起和印刷业的繁盛需要大量的稿件，写作成为资本主义商业的一个大的分支，与之相应的文学批评的增长、文学选本的编订和文本的阐释与注解等活动共同促成了方言文学跻身经典之列。
在方言文学经典（俗语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安德森把现代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作为政治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语言就是这个“共同体”建构中极重要的“社会想象物”，作为构建共同体想象的重要资源。同时，方言文学经典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认同达成。英、法两国的文学经典是在17、18世纪伴随这两个国家的认同逐步建立形成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背上走向权力”
以此获得合法地位的；德国的民族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兴起和完成的。在文学经典的周边，与经典相关的作家、作品、纪念日、故居、纪念碑等都成为民族文化想象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方言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中呈现了三种力量的分布和重新组合：一种体制实践，即教学实践；一系列保存下来而且得以传播的作品；一种生成的语言知识，也就是标准语的产生。随着西方现代教育的人口增加，此后，西方文学经典论争发生地多是在大学，其争议的内容也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学教育的内容选择和语言传统展开。
当俗语文学经典拜别了古典时期神权的庇护而获得现代世俗意义上的确立，它也就面临着来自两个时间向度的挑战：一是来自未来不断出现的新的创作的经典化要求；二是来自古典经典的灵光再现以及对阅读者和批评者的召唤。过去的历史和创作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它一直存在于文学文化发展的天际，研究者的每次回眸和凝望都有被它的魅力所召唤的可能。
与欧洲世俗文学、民族认同、现代物质文明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并生的还有日益膨胀为强调理性至上的“工具理性”，当启蒙现代性由积极方面走向了反面，人们热衷于由科学理性、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非人性化的机械操作等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的耀眼成就时，人们不再关注生存的本源和意义，也不关注人类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等精神文化领域内的问题。以纽曼、阿诺德等为代表的19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开启了对工业文明的警觉与批判，发扬了对文化的推崇与坚守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分离与抗衡关系，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糟粕与弊端，谋求匡正和重建的可能与途径，选择从文化和传统出发，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以及大学和人文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由20世纪艾略特、瑞恰慈、利维斯等人的传承光大衍化为文学经典研究中一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资源。
托马斯·卡莱尔在《时代的标志》一文中首先指出，对机器技术的掌握使人们在处理外在事物方面超过了所有的时代，但在纯粹的道德理想、灵魂和人格的真正的尊严方面也许不如很多文明的时代，直面了文化与文明所形成的相互疏离和彼此对峙的社会现实；紧随其后，柯勒律治在第二年完成的《论国家与教会之组成》一书中表达了相似的担忧和判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明’不是扎根于教养和人类素质与能力的和谐发展，那么这个民族充其量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而不是‘文雅的’民族” [7] ；1852年牛津大学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发表了《大学的理想》，在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催生出的新大学运动对经典大学理想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冲击的讨论中，触及了英国工业革命后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以及深藏的文化和理想的危机。纽曼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和感召力量并充分肯定了文学在人格养成和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学之于人就如科学之于自然，文学是人的历史，文学对于人类就相当于自传对于个人。
纽曼等人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英国人文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人物马修·阿诺德。作为牛津的晚辈，面对机器文明和拜金主义冲击下宗教信仰的式微，阿诺德提出了“文化救赎”的观念，意图“通过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在一切我们最为关切的方面，追求全面的完美”
。在具体操作中，阿诺德提出以文学来代替宗教，他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批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它引导人们探讨和追求甜美与光明。1864年，阿诺德在《国家评论》的一篇批评文章中提出了“文学是关于生活的批评”的论断，指出，文学经典作品可以向当下的时代以及世世代代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性的永恒问题，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生活的批评”；在《当今批评的功用》一文中，阿诺德进一步提出了批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他认为，正是批评与各宗派团体的利益保持距离的超然无执的特性，赋予它重要的社会文化责任，有力地推动真实、鲜活的思想的生成和伟大作品的诞生。
[8]
正如佛克马等所言：“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比如像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就会引出新的经典。”
英国社会文化的变革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忧思，并最终把思考不断引向直接逼近文学经典的讨论。阿诺德的观点有两个尤其值得关注的角度。其一，是他对文学批评的倚重和强调。阿诺德从文化救赎的立场出发所建构的批评观使得文学批评超越了一般美学意义上的阐释和欣赏，进而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用来实现社会价值判断和重建的工具，批评被赋予了直接介入生活，针砭时弊、砥砺思想的文化救赎责任。这种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当下依然被念念不忘并留有回响，也因为此，克里斯·鲍迪克认为20世纪文学批评试图解决的问题起源于阿诺德，“他试图以文学感受性的含蓄和直觉特性来取代当前教条而又直白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
。其二，阿诺德在双重语境中展开对经典问题的思考。（1）是在工业化所代表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维度上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体制内反思现代性的问题与重建的可能。19世纪在欧洲主要国家，现代化还处于上升阶段，而这些批评者已经敏锐地发现其中包含的问题，并尝试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努力建构一种完整的现代性。（2）是在民族文化认同的维度上思考关于国家和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建设和提升。在阿诺德那里，文学批评扩展为更深广的道德和文化批评，成为一种身体力行的文化建设活动。这些论断都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另外，阿诺德以文化重建为目标开展的“文学批评”否定了文学作为自主性艺术生产的独立性，他将文学视作文化的实践形式，将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并置，在强调文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为文化入侵文学领域提供了话语通道，并成为20世纪兴起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源头，为197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经典论争埋下了伏笔。
阿多诺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经典的关注，但由于他对文化和大学教育的痴迷，阿多诺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和推崇是一种本能的认知，在他看来，由文学经典建构起来的传统是被不断进行的文学实践证明和检验了的，这一过程凝结着历代的经验和睿智的巨大财富。在阿多诺那里，文学经典的美学特质、经典对创作的意义及其文化作用的实现等问题并未得到深入思考。到20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深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
在1917年发表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提出了文学传统和经典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因的判断。他首先赋予“传统”这个概念创新的理解：“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存在，而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表达，是共时性与历时性、永久性与暂时性的统一；对“传统”的领悟，既要理解其作为文化背景的“过去性”，也要理解传统的“现在性”。艾略特将“传统”视为一个由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构成的尚未完成的书写过程，在不断书写的文化体系中，经典的“过去性”与“现代性”并存，它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当下的文学建构，并在新的书写中延续经典文本的生命；其次，艾略特还论述了文学传统的整体性与文学经典面向新的创作开放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
。”因此，文学传统不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静态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的动态的过程，经典是不断变化的秩序而非僵化凝固的艺术品集合体。艾略特给当代和未来的作家在经典传统和序列中留下了书写的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名列经典的途径，他既将作家安置于文学传统的有机链条之中进行经典的学习和继承，又赋予他们新经典的创造者和传统的建构者的可能。作为一篇早期系统讨论文学经典的文章，艾略特在历史与现代、经典与新的创作之间建构起一个文学传统的坐标体系，在这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坐标点上寻找个人所处的位置。
1920年以后，艾略特进行了持续的“经典批评”实践：他对已有的经典文本与作家进行研究和重评，并不断发掘被湮没的作家作品参与经典重构的过程。作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批评家……重新评估英国诗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人物，他作的努力超过任何一位”
。以纠正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审美标准和情趣为根本出发点，艾略特重评了从莎士比亚到波德莱尔等欧洲传统文学经典大家，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揭示作家、作品之间的承传关系与价值所在；同时，艾略特注意发掘文学史中被历史尘封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并使其进入经典行列，将“复活一个诗人”视为“批评之伟大而永恒的任务”
[9]
。艾略特深知文学批评对经典的阐释作为经典建构的一部分，它使得“现存的艺术经典……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被重构”
[10]
。不论是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质疑、对弥尔顿的“反感”、对但丁和波德莱尔经典性的阐释，还是对德莱顿以及约翰·多恩等玄学诗人的推举，这些批评具体而生动地实践了艾略特的文学经典观并对英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经典建构的思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4年艾略特发表了《什么是经典？》（What is a Classic？），集中呈现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艾略特首先用分类列举的方法定义了文学经典，指出经典在不同的语境中的语义偏差，人们既可以使用“文学经典”一词表明某位“标准作家……在他自己的领域中的伟大或永恒性和重要性”，也可以“用来指全部拉丁和希腊文学，或者这些语言中最伟大的作家，这得看情况而定”
；关于文学经典是否存在共同的特性，艾略特从文学作品内部出发定义了这种“经典性”特质：它包括作品所呈现的情感及其社会影响的“广涵度”、作品穿越不同文化和国度抵达人心的“普遍性”以及“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的“成熟度”；回答经典作品或作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艾略特认为：其一，需要适当的历史语境以及作家自己毕生的努力；其二，他强调了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论述过的“历史的意识”。
艾略特抽象出了文学作品“经典性”及其内涵，总结了经典作家的品格，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艾略特及其英语系的同伴们装备起来的现代主义的经典，一方面提倡一种雄心勃勃的创新方法探索文学形式，另一方面，提倡取自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神话和诗性文本的一种学究的鉴赏”
，换言之，艾略特肯定古典经典序列的同时开启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以及蒲柏等作家作品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经典的传统秩序；艾略特一方面继承阿诺德等人关于文化、传统以及文学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他以独特的传统观来研究经典，从理论上首先明确了传统意识与文学经典的紧密关系，并将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文学经典的确立建构为一种整体稳定又不断调整的开放性秩序，既瞻前又顾后，“把分裂孤立的传统与个人、过去与当下、前人和今人贯穿起来，赋予文学传统以动态的有机整体”
。这些独特的理论洞见和丰富的批评实践都为之后的“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成为许多当代理论家进行经典研究时不可忽略的“影响的焦虑”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还漂洋过海，经卞之琳之手翻译介绍到了国内
[11]
，并经由新批评的代表性学者燕卜荪在北京和西南的课堂上传播影响了几代中国诗人和学者。
稍晚于艾略特对文学传统与文学经典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是 F.R.利维斯，他认为文学或精英文化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在利维斯1930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其继承了阿诺德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区分，认为二者在现代社会的渐行渐远应归结于多数人的文明（主要是指工业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主要指构成伟大传统的文学）之间的冲突和距离，并以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态度强调了少数文化精英在守护和传承文化中的领袖地位和历史责任。“文化”主要指以文学经典为核心的“高雅文化”，是伟大的作家笔下“最美好的经验”和“最细微、最脆弱”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是抗击由现代性所导致的混乱的重要手段；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是时代的终极依归，为时代设定标准、导引方向和滋养精神家园，他在延续艾略特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察》为阵地的批评活动，将“文学批评和对文学外事物的批评结合起来”，“通过循循善诱，促成‘当代敏感性’的形成” [12]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利维斯虽然认为文学批评应该结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但他特别强调：文学的现实关怀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批评不能被等同于社会批评，否则就是对批评的背叛。批评家应在塑造品位、设定标准和导向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利维斯既发扬了英国文学批评中的“实际效用”的传统，又给文学批评划定了主体和边界。
利维斯表达了对“文明”义正词严的全方位拒斥、对“文化”热情的歌颂，他认为文学或精英文化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带着这一使命感，利维斯重新评价并建构了英国文学传统，仅从《重新评价》《伟大的传统》《英国诗歌的新方向》等一系列著述书名就可以体察他的良苦用心。利维斯强调文学“传统”是建构的而非纯粹的承袭，不是对过去文本一味尊为圭臬，而是要去芜存菁，发掘和建构英国文学的“伟大的传统”，其旨归则是为文学学习和教学提供一套经典。我们或许可以批判在这些价值判断背后的精英主义立场，正如威廉斯所言，“主张以文学上的少数派作为‘中心’的呼声是软弱无力的”
，文学不仅无法涵盖全部的人类经验，而且重振朝纲的重任对文学而言更是太过沉重，但他对经典的追求中却有着批判现实的锐气，闪烁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光芒。从经典建构和发展的角度看，利维斯精英主义的话语立场将艾略特给予经典言说的有限空间几乎封闭，“伟大的传统”变成了供奉屈指可数的四五位作家作品的神坛。这种经典的偏见经由“新批评”的教学，完成了从批评家对大众的“撒播”到教授向学生讲授的话语权威的转变，在体制上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从而将一种“纯粹意见”转化为一种“知识”。经过长时期不易被察觉的持续努力，西方文学经典在英美各名牌大学以“大书”的形式出现
，作为西方文明、文学人文等核心课程的必读书目、最值得传播的人类文明遗产，在被膜拜的同时也接受着质疑。而文学批评以一种“科学的”面目在教育体制内获得认可，那些用来“分析范本的作品（按：这里指文学批评文本）也就不自觉的被经典化”了
。批评的权威与作品的特权完全纠结在一起，某些作品获得权威的过程也是文学批评权威得以确立的过程。
将利维斯推为“是那个时代最具魅力的批评家”的是他的学生雷蒙德·威廉斯。也正是这位学生颠覆了从阿诺德以来建构的关于文学经典和传统的研究范式。被尊称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雷蒙德·威廉斯
[13]
于1939年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校深造，英语研究的精英主义文学观、艾略特和F.R.利维斯的实用注意批评等理论熏陶成为威廉斯文学和文化研究思考的起点和理论差异的出发点
。威廉斯的理论宏大驳杂远超出本项研究的论题，这里仅就其与传统、文学以及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进行辨析。
威廉斯首先更新了阿诺德以来研究者始终关注的“文化”的定义。在《长期革命》中，威廉斯将文化的定义分为文献、理想和社会三类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并指出对它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每一种文化独特的重要性“从整体上把握文化过程”
。威廉斯将阿诺德以来的研究纳入对文化思考的理论框架，进而提出了更有阐释力和包容性的理解范式，由此动摇了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人文学者的核心价值概念——传统。在威廉斯之前的研究者那里，“传统”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价值重构的重要依据，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经典之作。艾略特和利维斯等人的研究中虽然都意识到经典是经过筛选的，但并不关心选择的过程。威廉斯揭示了“传统”是“选择性的”——当“传统”被“选择”一词修饰时，它不证自明的根基就被动摇了。
从阿诺德到艾略特再到利维斯，这些学者都经历了一个从文学重建到传统追寻再到文学经典的思考路径，作为后继者的威廉斯也从现实关怀出发开始了对文化、传统和文学的反思，不过他选取了不同的理论武器：艾略特等前辈主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研究模式，即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应该是什么样”，从而建构一种理想的审美范式；威廉斯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将文学研究视为关系论而非本质论，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为什么是这样或者那样”
。因此，在艾略特的研究视野中，文学经典是永恒的评判标准和创作素材，经典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文学研究是从社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则是被建构起来的神话，是带有不同身份标签的社群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对经典的研究就不再只是筛选和关注“经典”的事实，而是要对其筛选机制有自觉和批判意识，展示“选择”的过程，揭示“历史的替代选择”，挖掘被历史书写湮没的史料，寻找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对研究的价值指向在不断地回应当代的提问中保持对未来的敞开，也可视为利维斯意义上的“伟大的传统”的解构、敞开和重构。威廉斯提出，文学研究不但包括虚构性文本，还应该关注文本形式的多样性可能。应“关注文学实践活动的层次性，而非对文学本身进行等级划分；研究文学整体，而不仅仅是少数伟大的作品。把文学审美客体还原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把文学还原成具有现实审美目的，能激起审美反应的特殊艺术形式”
。
针对艾略特以来文学家的文学批评传统，威廉斯在考察了文学批评产生的历史动因后提出，文学批评的兴起是源于代表大多数人的文学为少数精英所占有，他们过分地强调文学作为虚构艺术的特质，造成了文本研究中情感/思想、主观/客观、个体/公众、有意识/无意识等领域的分离，并最终使文学和对文学的理解与生活脱离并失去了原有的阶层意义。这种“少数人”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它维护精英阶层的统一、提供社会标准并主导社会走向。从17世纪开始，“一些人自觉地运用‘品味’、‘敏感性’和‘辨别能力’进行文学评论” [14] ，文学批评由此兴起，继而作为“替代性客观标准”执行原有的文学生产的霸权，“作为一种新的超民族的专业，即保留原有的阶级观念，又试图建立新的抽象的客观标准” [15] 。威廉斯认为，20世纪的文学批评渐次走向了极端专业化和理论化的老路，它已经丧失了最初的积极的大众意义而沦为少数人的玩物，而要进行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必须寻求新的范式。按照这样的逻辑，威廉斯提出了文化研究范式兴起的依据：由于大众文化教育的普及，绝大部分人获得了现代意义的读写技能和介入社会政治的能力，他们因此具备了对文学和文化进行要求和建构的能力。他将利维斯眼中被动的“大众”定位为一种决定性力量：通过社会文化传统习得和社会体验，大众获得对社会真实的认知能力，并以此作为判断艺术品的标准。普通大众以彼此相似的认知能力创造着“社会现实”的新的认知，并以此塑造现实世界。
威廉斯的研究试图冲破文学本体研究的牢笼，把文学研究放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观照文学和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其中蕴含的权力政治关系，并以此对抗艾略特等所提倡的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颠覆由一小撮人以的经典为标准实施的文学和文化霸权。他将文学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显现出来，质疑了经典命名者的话语特权，将艾略特等赋予文学经典整体秩序内部相对的有限的流动性，变成一种面向当下和未来彻底敞开的无限的可能性。威廉斯选择了以反叛的形式继承英国文学批评关注现实效用的传统，他解构性地使用了从阿诺德以来的研究中关于文化、传统和文学经典的概念。由于出身背景的差异和时代的不同，他选择了从更宽广的社会学视野中寻求文化重建的可能。虽然威廉斯研究的主要是构建一种“有意指化系统的实践活动和生产的文化社会学” [16] 而非文学趣味，但他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观点启示了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方向：面向大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引导属于多数人的文学生产和消费；面向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在社会文化各范畴的互动中推动社会发展。但在解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同时，这种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也阻碍了威廉斯对文学和文学经典更本质的把握和更深入的探索。他虽然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艺术形态的特性，但在具体的论述中，这种社会建构的倾向以对文学背后的各种话语和权力关系的揭示取代了对文学审美属性的观照和价值判断的取得。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倾向于一种新学科的理论建构，它广纳“各学科之精华”，并在威廉斯之后变成了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实践场。在这种理论观照中的文学经典也不再是文学规范的范本而作为文化资本参与到权力的争夺中，关于经典研究和论争就不再是利维斯之前的古今之争或文化品位与理想之争，而衍化成一场话语交织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力的角逐。
进入19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文学经典面临新的危机，文学经典理论研究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西方文学经典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有被拓宽的趋势，但捍卫者也同样坚决。首先来看捍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考察，可以寻到两种基本出发点：一种是对文学经典作品作为某种审美典范的肯定和推崇，另一种则将文学经典视作文化传承的一套文本，是对道德指向或文化价值的认可和坚守，前者或可被称为审美本质主义，后者或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两种立场都是从文学本体出发，从文本内部寻找某种“经典性”的存在，鉴于此，有研究者将二者笼统地称为本质主义经典观。从前面部分理论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的相互继承和发展线索，之后还有弗兰克·克默德、罗伯特·奥尔特、杰弗里·哈特曼，当然绝对不能忽略艾伦·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以及H.温德勒
等后来者。
经典拓宽者的阵容非常复杂，他们既有自由主义也有激进主义，更多的是被称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彩虹联盟”的文化左派，而经典的捍卫者则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符号学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者都称作“经典铲除机”。抛却了政治立场和方法使用的差异，经典的拓宽有着较为一致性的方向：他们普遍抛弃了文学观察的内部视野，转而采用了威廉斯式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框架，在文化—文学的理论维度中研究文学经典问题。
从文学经典研究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不论是致力于对经典内在的“经典性”的寻找还是对文学经典的外部力量的揭示，研究者总难以摆脱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即便是主张文学经典超然物外、与世无涉的阿诺德、艾略特也做不到对于实际需要的真正超脱。西方当代文学经典的论争植根于社会政治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战争之中，不论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还是1970年代席卷欧美的“新社会运动”，都为这场争论提供了特定的背景。先锋理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反叛传统、蔑视权威、否定体制、凌越常规的鲜明态度奠定了他们对待文学经典的基本立场。
文学经典首先受到了来自多元主义的政治话语的质疑，研究者的注意力从文学经典自身引向了外部的建构，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作家的性别、种族、文化身份，并提出人们构筑的“经典壁垒”隐含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风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79年，哈佛英语学院的学者就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1981年，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霍斯顿·贝克（Houston Baker）将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为《英语文学：打开经典》一书出版，这将包裹在文化战争中的文学经典凸显出来推向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前沿。几乎同时，英国剑桥大学也对“英语文学”教学内容进行了探讨，1982年彼得·威尔逊编辑的《重读英国文学》是对哈佛同人的遥远的呼应，他们出于对英语文学教育所潜在危机的忧心强调重新考量文学经典的必要性；真正被视为美国文学经典“论争”的开始是在1984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威廉·本尼特（William Bennett）发表的《收复遗产：关于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的报告》；1980年代后期，文学经典论争达到高潮，对文学经典、文化传统等问题研究的专著成为畅销书
，与之相关的学者社团纷纷组建
，从新的观念出发，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产生了相应的调整
；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更趋于理性，研究者大多放弃了激进的辩论式的对立转而寻找新的理论视野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时至今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余音犹存。
西方学界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又历久弥新，最晚从阿诺德开始
，文学经典在作为文化传统和作为文学作品两个层面上获得了研究的注意。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在对文学经典的确认中获得了重要的位置，文学批评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不同的理论适用和概念建构既发展了新的批评模式也埋下了引发经典论争的种子；当代社会—文化转型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为文学经典的讨论带来了更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和可能的角度，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是以宣布另一种范式及其相关概念和问题的毁灭而确立自身的，前一种范式及其提出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虽然有关文学经典的论争众说纷纭，但正如盖茨所言“文学经典，在不是非常宏大的意义上，是关于我们的共同文化的备忘录，在里面我们写下了我们想要记住的文本和标题，对于我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17]
。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西方的文学经典研究既启发了我们研究的思路，也加剧了国内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观点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