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庄子·杂篇·天下》中将“古之道术”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学问，它存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之作中，发挥着“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的作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和价值标准的分歧，对于“道”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成为各执一偏的片面学问。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我们无法追问圣贤一代是否有幸见到“天地之纯”的理想境界，“天地之纯”早已成为一种理想和奢望，研究者无法跳脱历史和文化的局限。因此，大多数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既存“辨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期望，又因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带有“一曲之士”的偏颇。于是，学术研究在论争中兴起和推进。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典籍之所以被封为“经典”，主要是因其教化性与正统性而非其美感、辞达等文学性因素，在政治教化的加持下，经典化了的文本造就了最初的文学经典主义。经典文本显示出其在印刷文化时代所具有的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并形成了一种文化样态。通过对经典的阅读、借用和阐释，历代学者和读者一方面借此获得话语表达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的阐释也不断建构着经典的神圣“光晕”。文学经典“天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文学生活，决定了文学史的叙述。

随着近代以来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变革和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群的扩大，具有对文学经典进行阅读和阐释的权力的人从文人的小圈子逐步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也由此产生了对文学经典认知的分歧。随着各种现代科学门类的确立，人们对世界的阐释方式也有了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符号的天然排他性优势逐渐减弱，文学（甚至文字作品）逐渐丧失了其在符号表征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而弱化了其塑造民众认知的独占性话语权。被封为“经典”的作品不再因其对“道”的普遍性解释而具有不证自明的权威，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接受美学中，越来越多的“民选经典”被发现和确认。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但这并没有融合这些关于经典的认识分歧，相反，因为媒介生产对内容和话题的需要，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走向了新的白热化：各种媒介在弥合“知沟”的同时，又制造和传播着新的认知偏向与偏见。在信息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本来仅存在于精英文化内部的关于“经典”的不同理解被广泛散播到大众中来，大众对文学经典的接受和反馈又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和扩散，成为影响精英文化生产的潜在性因素。

当下，大众媒介不只是文学经典的传播者，它还成为关于文学经典不同观念论争的策源地和扩散地，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借助大众媒介展开广泛论争，关于文学经典认知的差异性在媒介策动和扩散中不断被呈现，文学经典的合法性作为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另外，随着社会文化媒介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大众对文学经典的接受从“沉浸”变成“浏览”、从文本阅读变为读图读屏、从正襟危坐到大话戏仿……文学经典乃至文学本身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最高权威遭遇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挑战，“后文学时代”“后经典时代”“去经典化”等以消除预设价值权威的方式争相宣布着文学经典的终结。

在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打开经典”的论争在美国、英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迅速蔓延开来。受1968年“五月运动”等文化政治事件的影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和知识界弥漫着浓烈的打破既有秩序和反叛的气息，在文学领域最集中地表现为对文学经典的反叛。经典因其在社会文化中承担的复杂的功能，被不同的理论流派视作“必争的文化资源” ，成为“权力关系”和“表征权利”争斗的场域，解构西方文学经典就是对既有文化传统和权威的反叛。在美国等地，这场围绕文学经典展开的“文化战争”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

正当这场围绕文学经典展开的论战在西方进入尾声之时，其相关理论和讨论因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当代文艺、文化思潮的再次引入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与国内从1980年代开始的现当代文学经典重评和文学史重写的潮流汇聚，最终在1980年代末期，形成了中国关于文学经典论争的第一次热潮。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媒介市场化、文化大众化、消费文化和视觉化转向等带来了各种经典“旁落”或被“冷落”的现象，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担忧。与此同时，受“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各种各样的百年反思和总结在临近千禧年时成为一种普遍性潮流和焦虑，不同版本的“百年经典”以丛书的形式竞相出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之间，面临着对“文学经典”价值的重新判断和评估；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逐步进入Web 2.0时代，网络的民主化使文学批评的话语权逐渐分散，理论家和评论家作为传统的文化精英，在遭遇“网络文化”时表现出了新的不适应性，其对文学经典的命名、解释、评论的合法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随着社会文化媒介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文学”和“经典”的概念首先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但是，文学经典一方面备受质疑，另一方面，新的对“经典”的需求又导致了新的“经典”被不断制造出来：文学创作和文学史书写需要经典标注其高峰，大众阅读消费需要经典的引导和刺激，学校教育需要经典哺育下一代……因此，对文学经典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价值的清理与重估、当代文学经典的遴选和加冕，成为最近十年关于文学经典论争的新的理论热点。

从整体上看，在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中，从精英文化角度捍卫传统经典反对大众文化者有之；以读者对经典阅读失去兴趣为由，认为文学经典已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去经典化的持有者有之；坚持文学经典作为审美和思想结合文本的典范意义的有之；揭示文学经典并不具有特殊的内在品质而是各种权力构建结果者亦有之；对文学的不断经典化抱有期待的有之；宣布在新的媒介时代“经典”已经是失效的评价标准需彻底放弃者亦有之……来自不同层面不同立场对文学经典的评价和各时期社会文化思潮不断叠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文学经典”认知的混乱，有学者因此宣布这是“文学经典的危机”，但这又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和认识“文学经典”的新际遇。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各种文学经典现象和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文学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需要建立在对现有理论资源和批评话语系统梳理及借鉴的基础之上。本书以对近四十年来文学经典论争的历史梳理为主线，在当代媒介文化嬗变的视域下对不同时期的论争的动因、事件、过程、观点等进行理论分析，将微观的个案研究与整体性理论探求相结合，以求系统、全面地梳理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源流，整合文学经典理论资源，总结理论得失及其偏误，并探讨文学经典理论对当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建构的意义。本书主要集中了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其一，“文学经典”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命题？这是本书探讨的重要前提。“文学经典”是因为西方文化研究拓殖文学研究而被“设定”的问题，还是在文化建构、文学批评及学术发展中产生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通过对近四十年来文学经典研究的分析认为：国内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首先是源自当代文化及文学活动、文学批评话语实践和自主性文学场建构中的真问题，正视和解决文学经典的理论瓶颈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文化建构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正如吴义勤指出的：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

其二，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相较于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有何不同？西方文学经典论争的理论成果成为国内学术研究中重要的借鉴和理论来源，但需要追问的是：国内文学经典论争面对的现实语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是否一致？本书将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起始点确定在1980年代，它几乎是与西方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相继发生，但所面对的文化语境和问题却截然不同，在后续发生的论争中，其问题、过程、方式及理论成果都显现了不同于西方文学经典论争的路径和特征。

其三，国内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为该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哪些思路？借鉴或积累了哪些理论资源？对近四十年来文学经典论争作一系统总结是我们当下进行文学经典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西方文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已成为一种焦虑性的存在，对“文学经典”这类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的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应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指向。

其四，对新的媒介文化嬗变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关于文学经典传播和认知的误区与问题，我们的研究与批评是否到位？需要一种怎样的理论话语才能更好地解决？通过对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进行系统的爬梳和评判以正本清源，以此为文学经典的理论建构探索可能的方向。

在本书中，笔者选取了“论争”这一具有动态性、对话性、包容性的对象，以此作为对近四十年来文学经典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和分析的切入点。研究围绕不同时期文学经典“论争”的主要事件、展开方式、论争过程、主要观点等，探讨近四十年来不同时期文学经典研究的特殊语境和独特问题，观察研究者观点的交锋，关注作为行动者和话语实践者的存在，梳理不同观点、理论的来源及走向，辨析论争的浮沫与珍珠，并以此建立1980年以来国内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立体地图。

不同于文学经典研究的静态描述，“论争”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论争”的双方（或多方）有着变化和渗透、起因和重点呈现出不同的批评风貌；“论争”是一种对话关系，是双边或多边的对谈，对论争过程的展示可以看到观点是如何产生和被激发出来的，以此可以观察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在何种研究和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话语之间是如何既互相批评又互相启发进而推动批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论争”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概念，它使得我们关注的视野突破了仅局限于学院派专家学者的系统性、理论性的话语实践活动，可以容纳包括理论探索、批评实践、文学创作、作品排位等复杂而丰富的文学经典现象，在社会—文化的整体语境中对参与论争的不同话语主体的文化立场进行考察。

就内容而言，“文学经典的论争”包括了关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当代艺术之林中的经典性地位的讨论，也包括了被命名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江湖地位”之争；就研究领域而言，“文学经典的论争”涉及：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等问题的理论建构之争，文学史研究中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指认以及文学经典选本确定及其诠释，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中的话语表达和互文的发现。此外，“文学经典论争”还包括了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等；就表现形式而言，“文学经典的论争”主要表现为：在文学场内部主要表现为学术期刊中关于文学经典的观点商讨、文学会议中的集中探讨、其他文学讨论展开过程中涉及的文学经典的讨论，以及在大众媒介上由其他文学或社会实践活动引发的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议及思考；就论争的主体而言，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者以及文学批评者是文学经典论争的主要参与者，此外大众媒介（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等专业人员）也充当了观点的收集者和筛选者，文学读者和大众在论争中是不在场的在场，也是论争双方企图影响和作用的人群；作为社会话语实践活动，文学论争往往演变为轰轰烈烈的文学事件，论争本身被戏剧化，论争各方被展示、被挑动，并被大众媒体编排为可消费的符号，其围观者远远溢出了文学界、学术界而演变成一场大众话语狂欢，成就了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经典的浮华。

“媒介文化”的嬗变是本书的主要研究背景。社会—文化的转变作为一种大背景同时也是非常宏阔不清的叙事，为了避免在庞大现象和话语体系中自我迷失，研究中选取了“媒介文化”这一既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又能与文学建立密切和本质联系的视角，以此作为弥合社会—文化和文学经典论争活动的“中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传媒已构成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成为知识分子“介入、干预、作用于当代社会的中介，也是在消费社会中饱尝‘失语’之痛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切入社会实践领域的重要武器” 。作为一个“既能转化各种文化资本的交易平台，社会权力较劲的角斗场，也能容纳各方力量争相发言的话语场域” ，对媒介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就是对我们所置身的世界的神经中枢的关注。1980年以来，由大众媒介形态、媒介制度和由此影响的传播与接受方式、传播效果等形成的媒介文化对社会总体文化构成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甚至可以说，当下的社会文化已经被媒介化了。媒介文化不仅是媒介的生成物，它还构成了我们生活和研究的总体语境，带来了新的文化现象和问题，它不仅影响到了普通读者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接受，还影响到了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经典问题的思考和观察，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不考虑媒介文化带来的影响而讨论文学经典问题；同时，学术研究和讨论也并不是在象牙塔中进行，学术讨论借以展开的各种媒介既是当代文学经典论争的中介，又是整体媒介文化的产物，大众媒介文化的渗透无孔不入。学术界关于“文学的终结”、文艺学危机、文学的去精英化倾向、文学经典的消费化传播、文学研究边界等问题的讨论都与媒介文化直接相关。

文学经典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人性深度和美学品格的“经典性”，而且还是包含着一个不断确立、被质疑、被认可的“经典化”过程，这种过程有明显的传播属性：经典确立过程就是作品通过媒介不断被受众接触、阅读、接受和认可的过程；经典的目的是在传播中取得话语的优先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经典确立的结果使得作品具有了穿越历史、文化、地域的可能性，无远弗届。媒介属性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内在属性之一，媒介文化内在于文学经典的传播和讨论中。

因此，“媒介文化”是考察近四十年间文学经典论争的重要背景和基本视角。媒介文化是一个既外在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文化语境，又是文学经典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有着交叉影响的关系。作为“语境”，媒介文化是文学经典研究中具体话语和文本产生和置身语言的环境。

本书的研究以1976年为起点，根据媒介文化语境和文学经典论争的总体趋势将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评析。在具体的阶段划分中，使用了1980年代等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以避免将文学经典论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相对应，并借以突出文学经典论争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特征。

以“1980年代”作为研究的起点，它向上可以追溯到1976年“文革”的结束，终点最晚定为1992年前后。相较于“新时期”“文革以后”等表述，1980年代是一个中性的时间概念，它包括时代的政治、经济变化，但并不以这些变化为唯一划分标准；此外，1980年代的使用也避免了学术界关于“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等概念的分歧，因此是一个更有包容性的时间概念。为了分析的方便，研究中将1980年代至今的研究阶段分为四个阶段，这种较为含混的时间划分并不包含绝对的阶段论和目的论，因此能够兼顾不同时期研究的区别和互相承继、互相渗透的关系。在将近40年的时间跨度中，研究可以获得一种历史的视野。在历史的辨析中，文学经典作为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特殊语境、媒介文化对文学经典论争中多个因素的影响、不同观点的前后承继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成就与缺失等都将得到整体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