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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重建，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在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就实质而言，并未有意识地打破或是改变长久以来将一些文本奉为圣典并以此为政治意识形态赋权的观念，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经典”文本代替了传统社会的“四书五经”“三坟五典”。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学经典大多被视作“毒草”并以“封建主义”之名拉下神坛，而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也以被斩断、被抛弃或变形的方式，被整合到无产阶级文学话语当中。历史地看，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附着力，以意识形态终结的文化会以其他形式保存或转向地下，并伺机遇而动——19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机遇”。在政治话语开始松动的情况下，各种文化传统纷纷主张其话语权力。它们以重新恢复和确立各自“经典”的方式，宣示其历史与成就，进而发挥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影响力。
学术研究的实际展开常常和研究预想相去甚远，关于“经典”的论争在1980年代出现的语境既在情理之中，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从研究资料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的时间内，一系列以“经典”命名的研究主要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尤其是在1960年以后，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收紧，“经典”一词的使用甚至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讨论。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文学的研究中，其表述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可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典”一词几乎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经典”一词逐渐在文学研究话语中复苏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1983年，有研究者注意到朱自清先生编写于1942年的《经典常谈》一书
，书名中的“经典”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也就是旧时之所谓“四部”。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里选用的古代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选自这些经典，如《诗经》《左传》《庄子》《孟子》《史记》等”
。这些论文和研究主要是倡导利用文学经典进行阅读培养和文化教育；1984年《当代文坛》第10期发表了《一个经典镜头的启示》一文，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看，这是1980年代以来首次在讨论电影艺术时使用“经典”一语。此后，“经典”一词频繁出现在电影研究的语境中；1989年，《电视剧中经典作品的导演问题》一文又将“经典”一词引入电视研究，以此对电视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定位和命名。
从推进研究的动力看，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在1980年代之前是缺乏内在的语境和外在的触媒引发的，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也乏善可陈，几百篇看似散乱的各种与“经典”有关的研究话语大多绕行“文学经典”的环岛，但是，如果稍加清理，就会在纷乱重叠的语境中发现其可玩味之处。
在1980年代早期与“经典”相关的论域中，首先其冲的是建国以后唯一的、权威性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本是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确立的缘由，是其合法性的依据，它的经典性深深地植根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国家意识形态一经确立，一方面它会赋予马克思主义经典无可挑战、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合法性和绝对性权威的确立，达到不断强化和固化意识形态教化的诉求。“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尚未明晰，因此这种“经典”的研究还在延续；与此同时，在探求中国社会新的发展方向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文学经典依然是可供反思和借鉴的重要话语。
另一类以“经典”冠名的研究别样惹眼，它们出现在电影电视（尤其是电影）的相关研究中。电影，兼具了古典艺术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大众文化的烟火气息，它所采用的影像叙事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拆解了艺术接受和传播的门槛。其经典性主要植根于民间，来自观众的无功利性的欣赏和认可。同时，从艺术发展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看，相较于其他艺术形式，电影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积淀了相当一批艺术成果，与文学的根深叶茂相比，它显得新鲜活泼但立足未稳，因此，电影艺术亟待建立自己的规范和准则，并据此在已有的艺术领域和话语空间中与其他艺术形式分庭抗争进而得到研究的认可。不论是出于艺术发展的需要、学科建构的要求还是理论形成的基础，都需要以“经典”成果的出现和命名作为其成熟的重要标志。所以，电影艺术及其研究在1980年代需要通过积极的经典话语建构确立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地位。
如果说这两个论域中有关“经典”的研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驱动力——它们恰好处在社会天平的两端：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大众艺术话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那么，在1980年代之初，文学经典似乎没有多少言说和论争的余地。作为艺术叙事，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同步；作为一种古老而成熟的文字艺术，文学又不像电影那样亲近普通大众；而作为一个传统学科，文学研究也不具备为争取学科自治而爆发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对文学进行简单的区分，我们往往说古今有别、中西差异。就“古今之别”而言，在198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前现代或传统中国在几千年的文化建构和文学发展中确立了以儒家经典、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为代表的“古典”，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国文化孕育的文明，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很少有人能够挑战和否定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大量的研究对其进行新的诠释、补充，进一步巩固了古代文学经典的地位，它们被高高供奉，引人追慕，其作为“经典”的性质是不证自明的。虽然在“文革”期间，古典文学经典的研究和传播被暂时搁置，但总体而言，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已是公认的“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之者”的“经典”。就文学研究的“今”而言，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并不断生成的现当代文学，因其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错综复杂的勾连而讳莫如深。在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刚刚松动的背景下，研究者在研究中往往不轻易使用“经典”一词
。就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革命化书写中断了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研究者和参与者不断进行的经典书写的传统，在新的变革面前，这两种话语都显得面目可疑，由此所确立的“经典”都面临着被重新审视的可能。因此，在“文革”结束之初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经典”一词的使用显得谨慎乃至回避。而后，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现代文学流派、作家组成、作品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等恰恰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经典”论争中最为热闹、立场最为对立和最具有颠覆性的领域。
从“中西差异”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经典”研究的关注度明显高于中国文学研究
。这些以“文学经典”为名的研究，从来源看，不只包括苏联文学，还包括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等各国文艺作品；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介绍和评论；从时间的跨度看，很多国家的当代文学和作家作品都在介绍之列。随手翻阅1983年之前的《读书》《译林》《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外国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面貌丰富多样、艺术表达不拘一格，这恰好和中国文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多元化的呈现对之后中国文学经典论争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
如上面的论述，现代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有着错综复杂的勾连，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立息息相关，交织着复杂的话语资源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怎样的理论来厘清历史、正确地认识、评价和对待不同的话语资源需要一个时期的沉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被建构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成为文学—革命理论话语的重要样板，仅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鲁、郭、茅、巴、老、曹”排名的形成过程就可看到两者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研究的收编更加剧烈，被认可的现代文学“经典”的范围急剧减小，及至“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家都被贬斥为“黑线人物”或者“封资修”，“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
。意识形态和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共谋”，以各种会议、讲话、报告、文学史写作等多种方式制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无坚不摧的经典名录，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和各种已有的文学史叙事构成了一道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问题时难以逾越的屏障。在1980年代意识形态松绑的过程中，曾经被其束缚得最严重的领域也成为反弹最强烈的一环。
很多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者注意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过程中现代文学“经典”问题的凸显，甚至认为这是1980年代“文学经典”问题首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集中呈现，但考察学科发展史，这个问题的出现应该更早。1970年代末期开始，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就已经围绕文学经典的外围乃至核心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只是在命名中往往以作家作品研究的形式出现而不冠以“经典”之名。温儒敏教授在《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中，理析出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线索，他将看似短暂的十年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按照这种划分，“重写文学史”是处在第四个阶段
。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命题被广泛讨论之前，基础性的研究已渐次展开。这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为“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和研究者“平反”“摘帽”，其中的大多数人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和理论建构。这些作家、研究者重回“人民”的怀抱，获得了言说和被言说的可能，也为紧随其后的理论研讨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读”“重评”提供了可能。
从1977年开始，北京、兰州、厦门、杭州等地的高校相继组织了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以及“三十年代文艺”等问题的讨论会；1978年10月，《文艺报》编辑部邀请了部分文艺工作者就这一已经引起思想、哲学战线强烈反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进行座谈，并且在《文艺报》头版以“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专栏形式，刊登了座谈会上的发言并配发编者按。茅盾提出了“作品之能否站得住，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关键在于上面所说的反复的检验与反复的修改”
的评价标准，巴金等论者提出要把“人民”作为检验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
这些有关文学评价标准的讨论为文学经典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为适应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新的大学教育中文学史教学的需要，部分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着手收集整理了现代作家的传记材料、编写现代作家辞典、编辑出版文学作品选等。1978年，北京语言学院编辑了《中国文学家辞典》（共四册），选录有现代作家2182人，几乎包括了所有五四以来各个阶段有过一定影响的作家（甚至仍有争议的作家）。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等有关现代文学的史实资料和文选大量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史料》等期刊纷纷创办。这些作家的选择和史料的收集过程为全面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也为文学经典的遴选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或者说，它实际上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使此后的研究能突破既定的排序和少数的几位“法定的”经典作家作品的束缚，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勾画了现代文学的样貌，也大致划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遴选视野。
思想解放的理论探讨，作品、作家、文学运动等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出版都为接下来进行的现代文学作品“重评”的开展做了充分的准备，现代文学以其与中国现实紧密的贴合性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现代文学研究也迅速恢复了学科元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复苏。最初几年，主要是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同时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对一大批作家作品进行了‘再评价’——这些工作实际上具有某种‘平反’的性质”
，作为历史亲历者和反思者，王瑶先生的这个总结应该符合当时研究的历史面貌。大规模的“重评”活动所涉及的作家包括周作人、沈从文、丁玲、胡风、路翎、萧军、废名、施蛰存、师陀、张爱玲等，而被彻底否定过的新月派、鸳鸯蝴蝶派、论语派等都有专门的论文对其进行“重评”或反思。与“重评”相伴随的是“名著重读”“名作欣赏”等活动；同时，作家研究的专题会议大量召开、相关的专题性学会组织相继成立（当时集中成立了鲁迅学会、郭沫若研究会、茅盾研究会、丁玲研究会、瞿秋白研究会等）。
1982年以后，不只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在社会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人们都不再满足于延续原有政治框架内的“小修小补”，转而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求突破的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从单个的作家、作品“重评”转向了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分析；研究者试图超越以往的简单化、一元化的政治性评判开始寻找文学自身发展的机理；各项研究努力复原现代文学多彩的面貌，并重现了许多作家曾经被遮蔽的特色和贡献。
19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学术界的研究风气也更为自由，回归五四以及新启蒙主义一时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追求，李泽厚先生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文学研究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坐标中，强烈地表达了启蒙主义的目的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伴随这场“新启蒙”运动的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从1985年开始提出了“新文学研究整体观”和“20世纪文学”的观念，并继之以“重写文学史”的热潮。“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等话语构成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家族，并获得了学界普遍认同
。需要强调的是，“重写文学史”不是一种纯粹的、自足的、独立的学科活动，它有着来自学科内部和外部的话语网络和逻辑，“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有它自身的轨迹可循”。如果立足于学术和审美的视野，前面提到的，从1970年代末期开启的一系列的“重评”已经开始了“为文艺正名”的努力，此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将近百年中国文学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加以理解，追踪启蒙的轨迹，为“重写”确立现代化维度；如果立足于社会文化的视野，可以说，“重写文学史”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溢出了文学场域，超越了单纯的审美关怀而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社会关怀，以对现代文学的价值重估和叙事重构参与到了改革开放和文化转型的实践中。文学经典问题在此时也不只是作家座次和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而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价值体系、文人理想建构的重要部分。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场声势浩大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往深层次上说，就是一种新的经典标准的厘定”
，它是一个五四和启蒙神话化的经典建构过程。在打破以往单纯的，或主要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思想性的基础上，相关研究拓宽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排行榜”，试图回归文学的本体，立足文学的审美价值，重新确立了文学作品以文学性、审美性入选文学史的主要标准，到1980年代末期，一大批论著和文学史的出版赋予并确定了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学史经典”的地位。樊骏先生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研究“鲁、郭、茅、巴、老、曹”的文章数量从占作家作品研究的半数以上，缩减到不足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关于沈从文、张爱玲、萧红、林语堂、周作人、冯至、穆旦等原被视为“非主流”作家的研究则急剧增长，甚至超过“主流”作家研究数量
。这不仅是“重写文学史”的结果，也是经典观念、经典标准的一次重新界定和影响的显现。它终结了在文学评价中政治一元（或影响独大）的标准，代之以更合乎文学本体的审美的、人性的、文化的标准；它也不同于古典的“经典”标准和观念，新的“文学经典”不再一旦获封就永享“经典”之名，而具有了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它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框架中被确认和阐释的，它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语言的现代性探索的方向和可能。“文学经典”作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首次出场，显示了其丰富的表达力、可能性和与之相关的交错复杂的话语体系。
客观地说，在1980年代并未出现一场真正意义上以“文学经典”命名或以此为论题的论争，这里讨论的论争和研究大多不是以“经典”之名，而是以作品欣赏、作品选、文学史书写等多种话语实践呈现的。但从本质上看，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冲动存在于文学研究者的内心，也潜在于各种文学研究的话语之下，似乎大多数论争都不是关于经典的，而研究最终指向或关涉到文学经典问题，正如高手过招，不见刀光剑影，推杯换盏之间高下已辨。不论是历史的偶然还是研究者的“共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在“悄然无息”的书写中被初步建构起来，并被它的建构者们载入文学史册。
重新审视1970年代末到1989年之前学术界与“文学经典”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从“潜伏”到“亮剑”的呈现过程。1980年代“文学经典”的呈现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学经典”问题的语境，这些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后果之一，虽然它在“文化热”和“方法热”的簇拥下出现，但大多数研究者在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时刻并没有失却自己的文化判断也没有放弃建立本民族文学、文化现代性坐标的努力，他们以确立新的“经典”标准、发现新的经典的形式，对中国文化、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进行发掘，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自我指认和确立过程。1980年代，国内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关注是学术界自发形成的，它不是受西方“文学经典”论争而“催生”的问题
（西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对国内研究的影响在1993年之后才开始逐渐发挥作用，它一方面启发了国内研究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复杂性的认识，另一方面，遮蔽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研究的独特语境，削弱了来自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自身的力量，影响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这些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主要是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化思潮的内在逻辑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作为问题的凸显、发展中的推动力和言说的理论话语主要来自“本土”，文学回归本体、回归审美是其诉求和方向。如果要进行类比的话，1980年代国内文学经典研究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相近似：同样是精英知识分子占据了言说的主战场，对本民族的现代化叙事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同样的有着混乱之后对秩序的渴望、对历史和传统强烈的归属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学研究者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以现代性的审美和价值标准遴选并建立了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远离政治利益的“文学经典”谱系，在这个过程中，艾略特、利维斯等研究者充当了文学经典的遴选者，现代学科体系的完善是其内在动力，而现代教育制度为其提供了传播场所和制度保障。不同的是，这个新的经典确立的过程，西方用了近50年的时间，保证了这些“经典”的传统久远和牢固，即使在1960年以后受到众多学者的诟病和冲击，在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内至今依然保留着“大书”教育的传统。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偶然事件可能突如其来地改变它推进的方向。从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专栏“重写文学史”开始的关于文学经典和文学史写作的集中讨论到1989年第6期就宣告结束。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出场的“文学经典”讨论尚未全面展开，“重写文学史”的实践“突然被个别论者气势汹汹地斥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时之间颇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重写”的问题戛然而止，中国文学经典的现代讨论还未确立一种新的传统就随之隐退为水下的冰山。虽然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经典问题卷土重来，但彼时的研究语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西方社会的文化理论被译介到国内，国内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讨论已经没有了1980年代的自信和热情，眼花缭乱的术语使得文学经典问题的自发性和独特性消隐，而更多地成为对他者文化的跟随，消费文化、文化工业将文学裹挟其中，研究者很难保持淡定和疏离，少有人气定神闲地沉浸于“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中的细读和阐释。然而，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年，但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却是一种不可缺席的在场，它提出的问题在30多年后的今天仍未解决，它引发的思考是仍需重视和整理的思想资源。
在回顾和梳理1980年代的文学经典论争时，我们提到了许多观点和事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和事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是1980年代整个社会转型和现代化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争过程中，文化精英利用现代媒介进行新启蒙，主导和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经典论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