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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6年列昂惕夫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国民经济各部分间相互依赖关系，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初步形成开始，国外学术界尝试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产业发展及关系，对产业机制创新和发展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钱纳里（Chenery H.B.）和渡边（Watanabe T.）在1958年合作提出的产业分类， [70] 该分类的创新在于突出了产业样本的关联特征，从关联效应出发阐释美国、日本等国的产业数据反映出的结构规律，奠定了产业特征及结构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
同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标志性成果还有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该理论也被称为经济成长主导产业论，重点关注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主导产业的特质归纳为三个基本条件，对新技术吸收的有效程度，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以及对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发挥。这些条件从主导和引领的思路对产业的外作用进行了界定。尤其该理论细化了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包括作用于新技术产业的诱导式前向影响，作用于生产资料供给产业的回馈式后向影响，以及作用于区域变化的辐射式旁侧影响。三种影响深刻反映了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对其他产业部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和关联，国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威根德（Rolf T.Wigand）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通信业通过提供信息和媒体产品与服务，连接和协调基础设施并发挥中心作用，多数主导产业的企业间关系已经被映射和测量，网络分析可作为研究民族工业各种形式的经济集中和所有制的方法。 [71]
莎拉（Sarah Quinton）与达米安（Damien Wilson）认为社交媒体网络为商业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巨大机遇， [72]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存在四个主要矛盾：关系与事务交流，紧急事务与战略性社交媒体网络发展，社交媒体网络形成步伐与信任发展，共享互惠概念与竞争优势。文章建立的模型证明了社交媒体网络和参与业务关系的相关性，并分析了如何利用网络提高业务绩效。
尤利娅（Yulia Milshina）和康士坦丁（Konstantin Vishnevskiy）在以俄罗斯传媒产业为例研究路线图方法时，提出以伞状路线图作为系统分析工具能为产业或企业提供整体预期的框架， [73] 影响传媒产业创新进程的技术关联因素很多，如智能手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发展，以路线图来划分，可包括六个层次。第一层是挑战和目标，描述电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目标和挑战。第二层是技术层，描述技术趋势以及随时间扩散的规律。第三层是产品及服务，描述和分析数字地面电视、移动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不同电视平台的策略。第四层是市场，包括两个时间跨度的市场分析，以专家调查形式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做回归分析。第五层是风险、限制与障碍，描述广播业发展对电信生态系统具有短、中、长期影响的威胁和风险，并将风险和威胁按重要性和发生的可能性排序。第六层是法律和政策限制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描述广播业长期发展存在的主要法律制约因素以及克服的可能措施。该路线图为研究传媒产业的创新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关联范式。
玛丽特（Marit Schei Olsen）和滕耶（Tonje Cecilie Osmundsen）研究了挪威水产养殖的媒体话题和媒体框架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将媒体和水产养殖业间的关联规律呈现出来， [74] 指出挪威的水产养殖行业依靠公众的认可和在当地社区的良好信誉，获得网络销售渠道的成功，媒体成为水产养殖的重要信息来源，媒体报道水产养殖问题的方式不仅影响公众舆论也影响政府。媒体报道的最频繁的话题与环境、水产养殖业和政治有关，其中对环境的关注在风险框架中占主导地位，媒体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可能使公众舆论偏向于对环境风险的狭隘关注。
纵观媒介研究史，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传媒产业的时间并不长，传媒产业研究的热点和主要研究议题往往集中在政治和社会文化范畴内。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赖利夫妇（J.W.Riley, M.W.Riley）、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和桑德拉·鲍尔 -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等，其成果将传媒置于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的框架中，运用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传媒产业作为一种特定形式是如何建立内在相互关联，如何与社会建立互动关系，如何作为途径影响社会环境等议题。
随着传媒研究在深度层面和广度层面的延伸，传媒产业的经济属性被逐渐挖掘，但始终没能和政治与文化属性剥离开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媒产业研究最早是被纳入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经济属性带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成分。近年来，传媒产业研究尽管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外围，却也出现了经济学经典理论和方法被运用于传媒领域的势头，也多集中在报业、书业、电视业等具体细分产业类别。大卫·克罗图（David Croteau）和威廉·霍伊尼斯（William Hoynes）在《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中提出， [75] 大部分媒介研究加载产业身份后都流向具体的报业和电视业等领域，围绕个体类别独立展开，将传媒产业理解为特定机构的集合，少数宏观层面的传媒产业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电信业的冲击和产业与受众、社会关系领域，这种理论体系暴露出传媒产业作为经济学范式议题的现实研究缺陷。区域化研究层面，多米尼克·鲍尔（Dominic Power）在《瑞典文化产业经济评估》一文中，考察了瑞典文化产业的生产系统，对瑞典文化产业的就业量及企业数量增长规律进行解读， [76] 传媒产业作为统计的部分个体，对文化产业的运作、绩效存在明显关联。他的另一篇论文《北欧文化产业评估：文化产业在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跨文化背景下对文化产业进行测度，选取了多个国家的就业和企业活动数据，研究指出空间动态是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成功发展的关键。 [77] 尼克·刘易斯（Nick Lewis）等在《新西兰时尚设计业：发展产业和共同构成政治项目》一文中将媒介作为该产业的关联对象论及， [78] 但缺少专门的数据分析。艾德·赫尔曼（Ed Herman）等的专著《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从媒体功能的批判角度总结传媒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的特征， [79] 凸显历史和民主视角在传媒资本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影响中的作用，以感性的经验主义替代了经济数据论证的位置。很显然，国外对传媒产业的研究成果并未将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关系提升至专门研究层面，只是在政治经济学等框架下将产业关联蜕变成普通意义上的关系，产业关联度等核心命题的量化研究更未出现。
产业关联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并不陌生，它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到多个领域，汇集了较丰富的案例和对策研究成果。李江帆、李冠霖、江波在《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分析——以广东为例》一文中， [80] 运用投入产出理论，结合广东省投入产出表数据，定量分析了产业关联、产业波及效应在旅游业中的规律呈现，对作为产业个体的旅游业的中间需求率、波及线路、感应度等指标均有详细论证。
将产业关联理论的应用扩大到更多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6年推出的系列研究报告，该报告采用中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计算和论述中国产业关联特征， [81] 指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属于弱辐射力弱制约性的部门，该结论主要由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两大系数指标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所决定。中国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关注制造业的发展，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业等新兴部门的发展。
申玉铭、邱灵等在中国1997年、2002年两年样本的投入产出数据基础上，重点围绕生产性服务业个案的产业关联效应议题展开， [82]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定位，后向关联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的具体表征。
王岳平、葛岳静通过直接消耗系数等十余项指标解读投入产出表数据， [83] 系统地梳理产业结构映射出的关联特性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规律，并就政策需求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进行管理对策分析。
王然、燕波等从产业关联的视角分析了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84] 实证检验了FDI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清晰的产权制度会强化FDI前向关联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效果。
此外，魏巍贤、原鹏飞、申玉铭、魏明侠、董登珍、陈蓉蓉等学者围绕房地产、生产性服务业、物流、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均从投入产出法的角度研究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覆盖面较广，这也充分证实投入产出法分析产业关联性能有效揭示其规律性。
相比之下，传媒产业方面的关联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产业关联和传媒两个关键词复合检索仅有11篇文献，以投入产出和传媒两个关键词复合检索仅有18篇文献，考虑到部分文献将产业关联一词视为产业之间存在联系的浮于字面意义理解，排除误检条目后，相关成果寥寥无几。
林吟昕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问题研究》中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从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环向关联三项量化指标解释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间关系及问题， [85] 以关联度作为衡量传媒产业关联特征的重要因子。
徐文晔对浙江省传媒产业的投入产出状态分析时认为，目前传媒产业属于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应优先发展。 [86] 传媒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的直接依赖程度最高，对第一产业的依赖程度非常低，服务业对传媒产业的直接依赖程度高。
朱乃平、韩文娟等使用DEA模型测算出9家出版业上市公司投入产出效率整体较高， [87] 纯技术效率略高于规模效益，应通过资产重组适度控制企业规模，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利用率，提高政府的政策引导力。
对出版业上市公司研究的成果还有常晓红、王海云使用CCR-DEA模型和Super-CCR模型对2014年15家新闻出版业上市公司投入产出的分析， [88] 分析指出大地传媒、华闻传媒、天舟文化等12家上市公司投入产出的经营效率达到理想状态，各企业存在较大差别，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关键。
相较而言，对文化产业投入产出研究的成果数量稍多，分析数据也有涉及传媒类别。雷原、赵倩等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对68家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评价， [89] 文化创意企业中创意设计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的投入产出效率分别位于高位和低位，文化出版传媒类企业在市场扩容的同时，产品结构及市场成熟度存在短板，整体贫弱现象明显。
张立斌、李星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2013—2014年深沪两地文化产业全部32家上市企业的公平与效率时发现， [90] 中文传媒、皖新传媒、中南传媒、光线传媒、凤凰传媒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管理者可通过适度缩小经营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上市企业规模效率。
赵琼、姜惠宸对2009—2013年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效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 [91] 研究指出新闻出版子行业的技术效率稍低于影视相关子行业，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偏低，文化产业多家公司由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转为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影视相关子行业尤其突出。
刘璐运用因子分析和DEA-Bootstrap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92] 指出广告营销和动漫经营效率最优，平面媒体和影视娱乐业居中，互联网、广播与电视业排名靠后，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应积极剥离非核心业务并寻求核心业务的延伸拓展与跨界整合，合理配置资源。
部分学者对信息产业投入产出的经济效应、关联与波及效应等议题展开了定量研究，徐丽梅采用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分析法对信息产业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93] 指出信息产业中间投入率较高，中间需求率适中，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对其他产业的波及影响较大。信息产业不同部门的经济效应各有不同，牟锐、闵连星结合2002—2010年数据分析了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结构和产业波及效果的差异特征， [94] 从产业关联关系、波及效应来看，制造业是与信息产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产业部门，信息制造业比信息服务业对其他行业拥有更高的推动作用，在推动力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的表现方面更优。
袁丹等将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置于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的分析框架内， [95] 实证分析指出2002年、2007年和2010年文化产业对信息产业的中间需求率逐步下降，显示出较强的中间投入依赖性，两产业细分产业间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均较强，文化产业对信息产业的需求拉动程度三倍于文化产业对信息产业的需求感应程度，前者对后者的波及效应增长趋势明显。
产业转移对地区间产业分工的形成影响较大，高菠阳等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量等特征， [96] 分析投资、消费、出口等因素对产业转移的驱动效应，研究认为宏观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及政策、地区产业扶持政策以及市场核心驱动因子影响着电子信息产业转移。
除了上述产业层面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定量研究产业关联的成果外，部分学者将产业关联的理解扩散到定性层面的分析，喻国明、樊拥军认为集成经济借助互联互通作用必将成为未来传媒产业的主流表征， [97] 该形式是对传统产业链的颠覆，符合虚拟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关联逻辑和需要。蓝兰也赞成传媒产业的主流经济形态以新型传媒集成经济呈现的观点， [98] 金栋昌、朱仁伟指出手机传媒产业服务内容缺乏创新，难以形成产业关联效应， [99] 魏宝涛研究了广告教育与传媒创意产业关联的规律， [100] 李朝晖分析了大众传媒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联性， [101] 这些成果从传媒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色层面丰富了产业关联关系的研究。
产业关联的实质也是一种依赖关系，喻国明在其著作《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0）》中， [102] 解释传媒产业的经济依赖导向，传媒不仅是企业的个体或行业的代名词，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促进体，该成果通过定量计算媒介环境等系列指数的方式，跟踪呈现传媒产业状态与预期经济发展的对应关系。
对于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问题，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的两个指标均相对较高，带来的结果是传媒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从成本角度提升资源的运作回馈。 [103] 童清艳在其著作《传媒产业经济学导论》中系统研究了投入产出模型等关联议题， [104] 是国内深入研究传媒产业关联性的扛鼎之作。丁汉青研究了广告和地区经济、相关产业繁荣状态的关系， [105] 胡春嘉探讨了传媒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联系，胡俊崚分析了大众传媒和体育产业的互动关系 [106] 。系列研究成果在传媒产业逻辑的单点突破方面进展较大，但对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程度的分布状态及产业数量与名称未达成共识，主要受限于研究个体对象的偏向，以及关联度定量系统性分析方面的欠缺。
传媒产业融合作为产业融合研究的一个具体分支，其研究兴起于国外，既沿袭了一般产业融合的融合管制论、融合关联论、市场决定论和融合界限论等理论脉络，又折射出作为媒介的区别特征，其议题集中在融合概念提出、融合的分类、路径以及融合的影响等领域。媒介融合研究强调了以技术融合为逻辑起点，兼顾了媒体产业融合的向外扩展性，影响到产业结构、规制和组织等各个组成部分，本书选取融合视角正是基于此原因。
媒体因技术的差异性导致管制规范的不同，媒介融合后的媒体采取何种管制方式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伊夫斯（Yves Poullet）和让-保罗（Jean-Paul Triaille）等1995年在研究电信法如何以新的监管框架适应媒体与电信融合发展需要时提出， [107] 过去的十年中，点对点的语音与数据应用的电信与点对多音视频应用的广播之间的障碍区别变得模糊，电信与媒体产业间的融合问题在于，通信和大众传媒两个行业具有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融合极为复杂，建议成立专门的信息市场监管组织，关注新服务组织技术发展的影响，分析不同角色的行动策略，审查当前法律障碍，推进契合不同行动者和使用者合法利益的新法律框架的建设。沃夫冈（Wolfgang Büchner）和安贾（Anja Zimmer）在研究德国传媒法时指出，长远来看，媒介技术的融合必然导致法律的融合，以前作为国家媒体机构专属领域的监管事项，其私有化程度也随之增加。 [108] 媒体管制不仅是职能部门的宏观监管框架问题，也是信息安全、版权、媒体偏见等微观问题的集中反映。安德鲁（Andrew Jones）考察了媒体融合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融合对信息安全带来的影响，认为将媒体融合环境的信息安全保护提升到可接受水平将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109] 丹尼尔（Dànielle Nicole DeVoss）和苏珊娜（Suzanne Webb）分析了当前媒体融合的文化语境下，与多媒体合成相关的版权问题与合理使用问题。 [110] 斯科特（Scott Gehlbach）和康斯坦丁（Konstantin Sonin）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媒体政府控制模型以说明跨国间媒体自由随时间和融合趋势的变化特征，媒体偏见越大，媒体主管机构更可能采取行动推动一些政治目标，大型广告市场减少了国家和私人媒体的媒体偏见，但增加了政府对私人媒体国有化的动机。 [111] 特丽莎（Trisha T.C.Lin）和成安莎拉（Chanansara Oranop）研究泰国多屏电视服务的监管如何应对媒体融合趋势时， [112] 结合对国家广播电信委员会（NBTC）的监管举措调查以及对政策制定者、广播公司和有线电信运营商等利益群体的采访，提出了采取平台中立的方法来调节由社会文化影响和内容生产聚合模型分类的视听媒体的建议。
传媒产业融合是传媒业关联因素综合作用的路径和结果。2003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从新闻的实践层面出发，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即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以及新闻融合，将融合实践拆分为互相关联的多个维度。 [113] 罗伯托（Roberto García）和费伦（Ferran Perdrix）等分析语义网在报纸媒体融合中的促进作用时建议建立本体论框架，将元数据置入语义空间，作为数据集成、新闻管理和检索的关联内容。 [114] 除了微观的关联因素，宏观的传媒产业集群也具有融合关联特征。菲利普（Philip Cooke）与朱莉（Julie Porter）分析了媒体融合与多层次协同进化关系，从传媒产业结构视角揭示了传媒集群的融合趋势，认为集群演化与广泛区域创新系统有显著关系。 [115] 贾米娜（Jasmina Arsenijevic'）和米丽卡（Milica Andevski）基于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新媒体能力与数字媒体参与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媒体融合与多元化环境下受众参与数字社交网络与新媒体素养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规律。 [116]
传媒市场需求和媒介自身生存发展是媒体融合的内在动力，埃德尔曼（Richard Edelman）指出传媒变革的动能来自数字与信息技术，这种变革处于不可逆的态势中，各种媒介形式在不断融合，同时扩张的媒介资源正试图将受众市场不断细分化。 [117] 贝尔恩德（Bernd W Wirtz）指出媒体和通信市场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技术因素、放松管制与市场需求是融合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应对媒体融合趋势，时代华纳、AT&T等信息通信公司正进军新的行业和改变原有价值链，以整合网络多媒体服务。 [118] 标准化的产品是多载体传播和媒体融合的基础。因德雷克（Indrek Ibrus）在研究媒体融合的演化动力时重点分析了移动网络的标准化问题，也对参与该标准化过程的电信运营商、在线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商、内容提供商等利益相关者如何形成初期市场进行了讨论。 [119] 关于媒体融合的数字市场特性，简（Jan Krämer）和迈克尔（Michael Wohlfarth）指出数字服务的经济重要性深刻改变了电信和传媒市场的权力结构，数字服务的监管框架需要充分考虑数字市场的特殊性，如数字市场的相关市场力量评估、数字服务的监管协调以及数据驱动商业模式的数据与数据保护。 [120]
媒体融合带来媒体形态边界的逐渐消融，1995年美国学者凯文·曼尼（Kevin Maney）在其著作《大媒体浪潮》中指出电信业将与广播电视出版业等相关产业融合成为“大传媒产业”，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 [121] 2001年日本学者植草益在《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创新让原本各有区隔的电信、广播等行业交融，孕育出新的产业，这些融合性产业被称为“数字信息通信产业”，包括了文字广播、移动通信、数字有线通信、互联网电子邮件、电子广告、电子出版等多个产业，这种产业间的融合正向信息通信以外的产业侵袭和作用，由价值链重塑演变为产业结构的进化。 [122]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深入考察了新旧媒体处于交集环境中的媒体变迁规律，从传播实践的角度考察了文化融合以及文化的运行方式。 [123] 融合边界客观上反映了媒体融合实践的进程，索尔·伯曼（Saul Berman）将数字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和影响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2001年，称为数字格式化（Digital Format），由于DVD、MPEG、CD等数据格式相继出现，促进传媒行业的平台、渠道、软件等发生改变；第二阶段是2002—2006年的技术整合阶段（Technology Integration），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发生改变，能为顾客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第三阶段为2006年至今，转型（Transformation）在传媒业内部发生剧变，包括竞合关系的改变、生产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化和商业智能化等。同时，索尔·伯曼认为传媒企业需要转型成为“开放性”的企业，以适应未来传媒业的发展。 [124]
传媒产业融合的过程是动态发展的，1998年奥诺（R.Ono）和青木（K.Aoki）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阐释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产业之间的融合进程和趋势，这一研究已成为产业融合实现过程的经典文献。 [125] 史蒂芬·高科（Stephan Gauch）和克努特·布林德（Knut Blind） 2015年提出了一种从技术领域层面识别技术融合趋势的方法，将融合定义为随时间推移技术间模式趋于内部稳定的过程，并使用一套可靠的技术融合度量标准，包括技术领域集聚的探索性识别，区分聚焦和扩散融合趋势的技术广度分析，修订版交叉影响评估方法的深度分析，来衡量技术融合的水平和趋势。 [126]
国内“融合”研究是以引进西方媒体融合研究成果为开端的。周振华对国外产业融合理论进行了介绍，并考察了信息技术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从信息化中的产业融合入手，论述产业融合发生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发展类型。 [127] 2005年，蔡雯将西方的“融合媒介” （Convergence Media）和“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概念引入国内。 [128] 她后来专门撰文进一步阐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介绍了“融合新闻”在西方新闻媒介的实践，以及与传统新闻的形态差异。 [129]
系统来看，中国的传媒产业融合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方面。
（1）大媒体产业的形成，传媒业和其他产业融合形成大媒体产业
陈力丹、傅玉辉认为中国传媒业和电信业的融合会形成大传媒产业，并将大媒体产业定义为以传播媒介为核心，跨越不同产业边界、形式和地区的信息传播产业。 [130] 傅玉辉以产业融合和大媒体产业现象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和美国的大媒体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中国大媒体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大媒体产业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131]
郭御凤、冯莽指出，媒体融合不单是机构个体创新与融合，平台思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机构思维只是融合初期的产物和举措，平台思维突出“大格局建设”，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功能，推动媒体之间、区域之间的大融合。 [132]
周小普等在《信息技术进步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和影响》一文中指出，互联网技术已经对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需要整合传播媒体的优势，构建多重传播手段相结合的新型“大媒体”。 [133]
彭兰认为，电信业与IT业等产业力量将向传媒业广泛渗透，这些产业力量将会成为内容生产者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制衡力量，将成为传媒产业竞争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媒介融合时代，传媒产业要面临的不仅是内部的重组与整合，还有与外部产业间的调整和融合。 [134]
许颖认为媒介融合是分层次的动态过程。第一层是媒介互动层面，是战术性的融合，不涉及所有权；第二层是媒介整合层面，即媒体组织的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是媒介大融合层面，即多媒体的大融合。 [135]
（2）产业融合趋势挑战既有的产业规制和政策，迫切需要规制机构调整不适宜的产业规制和政策，促进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
喻国明在《关于当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考察了数字技术给传媒业带来的变化，认为媒介产业的融合目前仍存在许多体制上的限制，需要进行体制变革以突破这些限制。 [136]
肖赞军认为，在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广播电视、出版和电信业的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的内容生产、传输和接收平台走向融合，传统媒体产业从纵向一体化结构转变为横向一体化结构。 [137] 他在分析各国传媒规制的框架演进后认为，传媒规制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原来的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的转换，规制机构也从分立走向融合。他提出中国规制改革的方向是放松市场准入、鼓励竞争以及吸纳投资，同时规制的重心应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改变。 [138]
庞亮、郭之恩通过对各国媒介融合政策的梳理分析，指出在媒介融合发展中，中国媒介规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媒介融合发展的重要阻力，需要在媒介融合语境中展开政策规制变革的探索。 [139]
冉华、李杉认为中国传媒的产业化进程在经历内部资本积累后，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瓶颈，传统媒体改革的动力严重缺失。中国的媒介融合是技术快于制度，过分崇尚技术的力量，忽视制度供给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中国新媒体在迅猛发展时，传统媒体仍在数字化转型中充满着制度性的约束。 [140]
易旭明在对互联网媒体和电视规制效果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最初将互联网定位为信息产业并采取了宽松的规制，形成了优于电视的市场结构、规模效应、市场行为，带来了宝贵的产业发展机遇。当下媒体融合的现实要求传媒规制从“分立规制”向“融合规制”转型，融合规制的基本导向是有序放松结构规制，激活社会投资与有效竞争，规制方式由严苛的结构规制转向行为规制。 [141]
（3）传媒产业融合是必然趋势，对传媒产业发展的多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
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体融合是传媒业的一种发展趋势，是目前促进传媒产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媒介融合发展策略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最终也会表现为产品创新。融合与创新作为一对和谐共生的概念，将成为传媒产业发展中的一组核心话题。 [142]
金永成、曹航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探讨媒体融合，认为媒体融合对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均产生影响。 [143]
陶喜红认为媒体融合能够改变受众的信息需求，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势必会影响传媒产业的需求结构以及产业布局。同时，媒体融合能够提高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度，改善媒体的盈利结构。 [144]
靖鸣、臧诚认为媒体融合的过程本质上是向着垄断经营发展的过程，媒体融合的结果必然是产生更大的传媒寡头来垄断传媒市场。 [145]
胡正荣认为媒体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要建构一个全媒体的生态系统。媒体融合从开始就要全方位开发，覆盖从上游到下游的全产业链，围绕媒体融合做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思维、跨界、开放、互动四个传播创新，充分准备应对媒体的场景化和智能化趋势。 [146]
丁柏铨指出媒体融合是主流媒体维系地位的必然选择，推进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点要实现内容和传播手段创新、理念和思维方式创新、制度和工作机制创新。 [147]
（4）对现有的融合实践和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相应解决思路
南长森、石义彬考察了传媒融合实践案例，抛出聚合模式的观点，技术和市场决定了融合形态变化，本土化需要充分发挥已有媒介的潜能，将传播效果最大化。 [148]
付晓光在《媒介融合实效性的比对分析》一文中结合金特里（Gentry）教授的《媒介融合难易参照表》对比分析了中美媒介融合的特征，提出多极化、区域化以及消减内部阻力的理性发展方式，呼吁媒介融合研究和实践回归科学和实际，并讲究时效性。 [149]
崔保国认为媒介融合是传媒产业的一种发展趋势、一个过程，而不是具体的发展目标。媒介融合始于技术，终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媒介机构的变化或转型是创新的伴生产物。在对现今传媒产业体量和发展趋势的研判下，他提出传媒产业由四个部分组成：广电媒体、印刷媒体、PC互联网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媒体。 [150]
吕铠、钱广贵认为国内外媒介产业的发展困境，不仅在于产业结构的局限性和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困境，更在于新技术提供了其他产业广泛参与和开放传统媒介产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并认为这才是媒介产业面临的根本性危机之一。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偏向新闻传播学科的范式，缺少从经济层面的产业融合和市场融合的研究。 [151]
姜成坤认为当前媒体融合过程中，很多党报或多或少存在舍弃自身固有优势，唯新媒体马首是瞻的现象，这种随波逐流的融合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最后造成的恶果就是会让党报更加虚弱，甚至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党报与新媒体批判地融合要有质疑精神，需以批判与解构作为保障和指导，取长补短，借力发力。 [152]
陈力丹指出当前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偏重于新兴媒体探索式的措施分析，浮于表面，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是内容生产+产品形态+渠道占有的一体，未来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 [153]
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传媒产业融合的研究集中在媒体融合对产业规制、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层面较为单一，多从应然的角度提出融合趋势或路径，并多为定性研究，部分成果虽然不乏经验意义上的深刻洞见，但缺少定量的分析，尤其涉及传媒产业融合层面未见定量模型研究的相关成果。因此亟待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传媒产业融合的动态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