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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企业、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支。为解决产业内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间的竞争活力的冲突问题，产业组织理论通过研究企业结构与行为以及市场结构与组织，分析产业内企业间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探讨产业组织状态及其变化对产业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对策层面协调市场秩序及运作效率。
最早提出系统化产业组织理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哈佛学派的 SCP 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梅森（E.S.Mason） [13] 、克拉克（J.M.Clark） [14] 、贝恩（J.S.Bain） [15] 、谢勒（F.M.Scherer） [16] 等。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由存在因果关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和市场绩效（Performance）三要素构成，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其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偏重实证研究，强调市场结构的功能，有效的政策首先应着眼于构建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哈佛学派的政策主张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或寡占采取规制政策，高度集中的市场容易达成垄断合谋，产生限制产出、固定价格、市场协议分割等行为，进而影响市场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在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中崛起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G.J.Stigler）、德姆塞茨（H.Demsetz）、布罗曾（Y.Brozen）、波斯纳（R.Posener）等。斯蒂格勒（1968）的《产业组织》一书是芝加哥学派理论成熟的起点。 [17] 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以及竞争重视程度的论争展开，认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而政府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自动调节作用，减少政策对产业活动的干预，不赞成对垄断的或高度寡占的市场采取分割政策和实行严格的兼并控制举措。
新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一样也坚持自由放任经济主张，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和过程性，是产业组织学中典型的行为学派。它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英等国，代表人物有米塞斯（L.V.Mises）、哈耶克（F.A.Hayek）、柯兹纳（I.M.Kirzner）、罗斯巴德（M.N.Rothbard）等。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详细论述了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18] 该学派提倡从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理解市场，市场的本质是对分散的知识和信息的发现与利用过程，最有效促进竞争的政策应该废除旧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市场准入自由能维持充分的竞争，垄断企业是经历了市场激烈竞争后生存下来的高效率企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W.J.Baumol）1981年12月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说时首次提出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次年与帕恩查（J.C.Panzar）、韦利格（R.D.Willing）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一书， [19] 开创了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先河。该理论以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等概念为核心，认为可竞争市场中不存在超额利润，不存在生产低效率和管理低效率问题，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会迫使企业消除低效率行为。自由放任政策比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规制更有效，无约束的市场也不能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可竞争市场的关键是尽可能降低沉没成本，排除人为不必要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新制度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源于制度经济学，近三十年来该学派的现代企业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之一，主张从企业内部进行产业组织分析，探讨企业本质和企业内部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该学派以科斯（R.H.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阿尔钦（Armen A.Alchian）等，也被称为“后SCP流派”。新制度学派对交易费用的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范围作了系统阐释，彻底改变了仅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以及仅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理念，对深化产业组织理论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1972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团队生产理论， [20] 使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重心由交易费用理论转移到代理理论上，从不确定性等假设出发研究因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导致的企业内部激励与监督等代理问题，阐释了现代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和组织结构的基本要求，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因此延伸到了企业内部。
“结构”一词原本是指事物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早期被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概念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 [21] 学术界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基本围绕两种思路展开，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分析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的变化趋势，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或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更替规律及相应的结构效益与产业素质状态；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分析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的数量比例关系，关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
在配第（W.Petty）、费歇尔（A.Fisher）等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克拉克（C.Clark）1940年出版《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移动，这种结构化迁徙反映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规律。克拉克的研究虽然是通过对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分析得出，但该成果只是验证了配第的发现，因此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揭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系统地反映了劳动力因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的原因与产业收入差异的关联规律。
库兹涅茨（S.Kuznets, 1941）在其出版的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建立了国民收入和产业结构的联系， [22] 其成果被称为库兹涅茨法则。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收入和政府消费在国民经济与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财产收入和个人消费的相应比例处于下降趋势，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农业也处于此消彼长态势。库兹涅茨将克拉克的时间序列转变成经济增长概念，并使用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概念分析产业结构，也使得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理论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更加趋于稳固。
20世纪50—60年代，战后经济发展的诉求给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极强的动力，这一时期列昂惕夫（W.Leontief）、霍夫曼（W.C.Hoffman）、丁伯根（J.Tinbergen）、刘易斯（Lewis W.A.）、赫希曼（Hirschman A.O.）、罗斯托（W.W.Rostow）、钱纳里（H.Chenery）、希金斯（B.Higgins）及部分日本学者（如筱原三代平、赤松要等）的代表成果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列昂惕夫、霍夫曼、丁伯根等学者循着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思路分析产业结构问题。列昂惕夫在前期对美国经济结构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23] 先后于1953年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投入产出分析中理论和经验的探索》， [24] 1966年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 [25] 系统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法，将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定量化，并运用其研究经济体系的结构与部门在生产中的关系，分析地区间经济关系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丁伯根将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他主张用数学表示经济政策决策中的问题，认为经济观点的数学化既具有精确性又不独立于法律、技术和心理等因素之外，经济结构需要运用政策调节的手段达成经济目标，也即丁伯根法则的基本内容；他还将其在荷兰中央计划局的工作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的经济政策理论，奠定了规划短期经济政策的基础。 [26]
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希金斯等学者在发展经济学的脉络下提出产业结构理论，围绕多种框架展开研究。刘易斯理论是二元结构分析框架的代表成果，最早发表于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该理论采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阐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27] 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由现代工业等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等非资本主义部门构成，两个部门具有不同的再生产规律，即生产组织和劳动力市场具有本质的差别，二元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劳动力转移。希金斯研究技术二元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时，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揭示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函数差异，传统农业因资金不足等原因会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现代工业的选择则是资本密集型技术。 [28]
不平衡发展战略分析框架源于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该书1958年出版，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模型， [29] 他指出区域间增长的不平衡性是增长本身无法避免的伴生产物和条件，下移效应可能抵消极化效应，经济发展优势也会带来不利因素增长并逐步抵消区域原有优势，资本转移使得生产布局分散化，增长效应扩散进而使得空间经济趋于均衡。由于该模型回应了直接生产与基础设施两大部门的优先顺序论争，关联效应与最有效次序等观点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
再者就是主导产业分析框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过程》 [30] 和《经济成长的阶段》 [31] 等著作中提出了影响力维度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以及时间维度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提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应该被释放，选择扩散效应最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他的经济成长六阶段论中，不同阶段均拥有与之匹配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交替特征反映了经济阶段的发展进程。
此外，钱纳里指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替代弹性是固定的，从而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由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学说，代表成果有《产业关联经济学》 [32] 、《发展计划研究》 [33] 、《发展的模式》 [34] 等。他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贸易结构的决定性关系，经济的发展促使对外贸易演变成高级产品的进出口替代关系。他还考察和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规律，即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为研究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
在作为产业结构研究主流的欧美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之外，其他国家学者根据本国应用经济实践的特色也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概括，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日本的筱原三代平、赤松要、马场正雄、宫泽健一等。筱原三代平1955年提出了动态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后进国家的非成熟产业在扶持条件下，产品的比较成本具有可转化规律，即原本的产品劣势有机会反转，建立动态比较优势。该学说被认为是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的开端。1957年筱原三代平在《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基准用以规划产业结构， [35] 其一是收入弹性基准，以收入弹性的高低作为选择确立战略产业的标准，产业收入弹性高，意味着市场份额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目标。其二是生产率上升基准，以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来确立资源投入的产业对象，在价格一定的情况下，生产率上升程度影响成本和利润关系。同时满足两基准的产业即为规划的战略产业，两基准理论后来成为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重要参考。
赤松要对产业发展实践的模式提出了“雁行形态”的论断， [36] 该理论诠释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产业比较优势的迁移使得后进国家的产业生命周期历经引进、进口替代（国内市场研发）、出口（国内市场饱和）、成熟（技术输出与就地产销）和再进口（产品低价返销国内）五个阶段，形成倒V的雁行形态。雁行形态理论突出了对国内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依托产业属地的资源积累，坚持外向型经济路径，向外地区提供商品，积极促进贸易和投资，并反作用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关联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中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活动并非孤立的，它们以投入品和产出品为纽带构建产业关系。相比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更倾向用精确的量化方法研究产业间的质与量的关系，介入投入产出视角，揭示相关产业的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规律，也是产业关联理论区别于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产业关联理论的产生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74年在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 [37] 认为整个市场过度需求与过剩供给的总额相等，强调了价格的核心调节机制。瓦尔拉斯考察了产品市场交换的一般均衡、生产过程的一般均衡和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并将一般均衡理论由实物经济推广到货币经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后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谢尔曼（Sherman Robinson）、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等经济学家的修正和发展形成现代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对产业关联的贡献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的关系用数学公式阐释，借助一般等价物衡量其他商品的价格，存在一组价格使得整个市场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该理论的部分论断后期成为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来源，投入产出理论成为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简化版。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38] 该理论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内容，从国民经济的均衡中建立数量关系，将国民收入与消费、投资、进出口等因子之间的映射关系用数学规律表达。家庭、企业、政府以及国外四种角色构成凯恩斯理论中的四部门经济主体，从支出角度来看国民收入构成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为四部门经济的总支出等于总收入，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或投资等于储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对产业关联理论主张的总投入等于总产出，运用消耗系数、折旧系数、劳动报酬系数等分析产业内因素的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等思路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如果说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国民收入总和，那么产业关联理论研究的是各产业部门间的逻辑，投入产出理论成为关注具体部门的国民收入理论。
在吸收了一般均衡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等思想的基础上，1936年列昂惕夫在题为《美国经济系统中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的论文中， [39]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美国国民经济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的初步形成。1941年他出版了著作《美国的经济结构：1919—1929》， [40] 系统地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经济结构分析，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的正式产生。该理论所建构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也被运用于收入分配模型、相对价格模型等领域，将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扩大化，也为研究经济和干预经济提供了较为科学和准确的计量工具。美国劳工部运用产业关联理论编制了第一张官方投入产出表，对战后美国就业情况进行了预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55个国家编制了投入产出表，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直至1953年，产业关联理论由早期的静态模型发展到将最终需求也作为内生变量处理的动态模型阶段，意味着产业关联理论进入了发展阶段。同年，列昂惕夫在其著作《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中， [41] 提出封闭式模型和开启式模型作为投入产出动态模型的两种形态，运用微分方程组具体分析连续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动态研究逐期投资与消费比例并根据经济增长的趋势制定科学的经济政策。1970年列昂惕夫发表《动态求逆》一文， [42] 提出以差分方程组的形式描述投入产出动态模型，在时间区间和投资时滞问题等方面予以完善。
1977年迈耶（Bernd-Ulrich Meyer）和舒曼（Jochen Schumann）合作撰文《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均衡增长解：以德国为例》指出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在投资行为研究中的不足， [43] 以德国1960—1967年12个部门经济体的数据计算描述均衡增长路径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同年他在论文《投入产出分析的数量、价格、企业与列模型》中也对投入产出表中的行列总数的均衡提出质疑，认为索洛条件的推广应充分考虑实输入系数矩阵唯一性的缺失。 [44]
卡姆巴克（Peter Kalmbach）与库尔茨（Heinz D.Kurz）对动态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数学优化，两人在1990年合作提出变系数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论断， [45] 利用动态最优方法建立了年度部门产量与净产品需求量及后续两年各部门投资品需求的数量关系。此外，阿尔蒙（Clopper Almon） 1991年在马里兰大学发起INFORUM模型，迈耶和埃维哈特（Georg Ewerhart）1989年将INFORGE模型发展为INFORUM国际系统的成员，卡佩勒（Adne Cappelen）1992年提出年度MODAG模型， [46] 霍尔姆依（E.Holmoy）1992年提出MSG模型， [47] 以及多部门增长模式与日本模式的缩写版“中长期分析的多部门模式”，共同构成了替代经典投入产出模型的代表性成果。
与大道定理模型以及CGE模型等运用投入产出的线性规划方法描述形成对比的是非线性的投入产出模型，供给侧由静态投入产出建模，且需求中的部分或全部要素通过模型的决策函数确定。达钦（Faye Duchin）和施兹尔德（D.Szyld）1985年建立了生产能力提升的内生选择模型， [48] 该模型关注单一区域，将部门生产能力作为一个变量并跟踪其利用率。艾德勒（Dietmar Edler）与瑞巴科娃（Tatjana Ribakova）1993年撰文对Leontief-Duchin-Szyld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减少闲置生产能力和修正决策函数的研究进行了深化， [49] 在理论论证和经验考虑的基础上，对新模型允许闲置生产能力的显性薪酬，以及运用生产能力储备的概念修正扩能投资过程的决策函数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改进模型较好地跟踪了所选案例总产出和投资总量在整体及部门层面的发展进程。
产业融合（Industry Convergence）是不同产业相互影响、渗透、交叉，逐步一体化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以产业关联和追求更多效益为内在动力，外在形式表现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等，融合已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及现实选择。
产业融合思想最早由美国学者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提出， [50] 他在研究美国机器工具产业演化的过程中关注到同一技术向不同产业扩散的现象，将其称为技术融合，技术的作用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和重新定义，融合反映了产业适应或交叉生成混合产品或服务的程度。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用图例演示了计算机、印刷、广播业三者技术融合的模型，系统化地提出了产业融合理论。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技术》中提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 [51] 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行业间的壁垒，媒介的功能由单一化特征逐步发展为一体化的集合体，单一技术的媒介设备能够被应用到广阔分散的网络中去。萨哈尔（Devendra Sahal）在研究技术与创新途径的过程中，提出了技术关联型产业融合的概念，将产业创新归结于差异化的结构创新、材料创新、共生技术的系统创新三种技术约束的突破。 [52] 多西（Giovanni Dosi）研究创新的来源、过程及微观经济效应时也提及了技术融合的概念。 [53] 产业融合概念的提出及初步论断基本围绕技术方向展开，这些议题也构成了早期产业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直至1997年欧洲委员会发布绿皮书，将产业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与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市场三方面的融合， [54] 产业融合的内涵更加立体化，引申出的产业融合管制问题等相关议题浮出水面，产业融合不仅是技术、市场问题，也是社会运作的新方式。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也进一步拓展。
关于融合管制论的研究，雷（Lei D.T.）在研究技术融合的条件时， [55] 认为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可以为产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政策管制的放松意味着激励和延伸新的市场边界，这些机会将激发更大范围的融合技术和形态，政策管制的放松是产业融合的有效驱动力。日本学者植草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 [56] 曾一直被政府严格限制的产业正逐步放松管制，产业间壁垒被降低的同时，促进行业竞争技术的快速发展推进了产业融合的进程。从融合的动因来看，政策管制的放松是产业融合的外部原因，技术创新促成了管制的放松。因市场需求的扩大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自然垄断的产业特征弱化，政府经济性管制的理论依据逐渐消退，管制放松诱发其他相关产业的业务加入到本产业的市场活动和竞争中，从而形成产业融合。
融合关联论是产业融合路径研究的代表方向。科里斯（David J.Collis）等研究电信、计算机和娱乐业融合结构时发现， [57] 融合的产业结构呈现方向性的转变，由传统的纵向结构发展为横向结构，以传统的电话、电视和计算机产业的融合为例，三个产业的纵向结构分解形成了内容、包装、传输、操纵和终端五个水平化部门。影响内容生产、发行和消费的主要因素是融合，因通信、计算机和内容产业正在合并成单一、相互关联的产业，产业融合更需要且更能推动内容价值链角色间的高度合作。法伊（Felicia Fai）和图兹尔曼（Nicholas Tunzelmann）从美国867家企业机构中选取32家作为代表， [58] 根据1930—1990年的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层面的技术路径依赖特征，指出产业间技术融合趋势的存在性，无法适应融合模式的企业或将成为庞大臃肿的企业（industrial dinosaurs）。哈科林（Fredrik Hacklin）从产业演化的视角提出以知识扩散为关联的产业融合路径， [59] 知识融合向技术创新的方向转移，产业间知识溢出带来新的技术融合，融合过程可分为知识融合、技术融合、应用融合与产业融合四个时间序列。
甘巴德利亚（Alfonso Gambardella）和托里斯（Salvatore Torris）对融合的市场决定论进行了深入探讨， [60]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了技术融合与市场融合的逻辑关系，指出产业融合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技术融合、产品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者构成产业融合的全过程。斯蒂格利茨（Nils Stieglitz）研究产业动态和市场融合类型时提出了技术替代、技术互补、产品替代、产品互补四种融合模式， [61] 市场融合对产业创新、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有显著影响，研究的市场演化模式与市场融合理论模式大体相适应。约非（David B.Yoffie）研究数字融合时代的竞争时提出了CHESS模型， [62] 即创新性联合（creative combinations）、水平解决方案（horizontal solutions）、外部标准（externalities and standards）、规模经济捆绑（scale and bundling）以及系统聚焦开发（system-focused development），把握数字融合并不需要神奇的新技术，依托CHESS模型抓好市场策略才是成功的基础。
融合界限论的推崇者侧重于研究产业融合改变原有产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后形成的产业界限模糊的规律。格林斯坦（Greenstein S.）和卡恩纳（Khanna T.）分析了产业融合对产业边界的改变，表现为技术边界催生的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两种维度。 [63] 植草益认为产业融合为企业提供了扩大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发新产品与服务等商机，企业演化出了新的组织形式。 [64] 彭宁斯（Pennings J.M.）和普拉南（Puranam P.）引入需求—供给视角以矩阵框架的形式将产业融合划分为需求替代性融合、需求互补性融合、供给替代性融合和供给互补性融合四类。 [65] 相似的研究成果均是建立在技术边界、需求边界、供给边界、产品边界等基础上的。例如，斯蒂格利茨2003年将产业融合分为技术替代性融合、技术互补性融合、产品替代性融合和产品互补性融合四种类型， [66] 同时也指出产品替代性融合也会衍生出技术融合，导致融合边界混沌化。
与产业融合路径相对的是融合程度的评价，测度产业融合程度的方法论多采用量化研究得出。甘巴德利亚和托里斯运用赫芬达尔指数法（Herfindhal Index）对美国及欧洲电子企业的并购与合作进行数据分析，并探讨技术与业务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电信设备、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半导体、其他电子技术、非电子技术五大产业间的技术融合特征。 [67] 布莱斯（David J.Bryce）与温特（Sidney G.Winter）运用产业关联指数， [68] 评估和描述企业成长的方向。科伦（Clive-Steven Curran）等学者在研究利用公开数据预测融合产业的议题时， [69] 分析了7455个科学和专利参考文献中的融合征兆指标，提出了在研发密集领域监测产业融合的多指标概念，或以论文反映学科融合或知识库融合的特征，或以专利分析反映不同技术领域和企业互相介入的程度，或以合作项目分析与媒体渠道对产业融合进行辨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