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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85亿人。无论从人口数量、地理区域分布的广泛，还是他们在城乡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农民工群体在整个国民人口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国家政府也多次在政府文件中高度肯定了他们的这种重要地位。他们的职业健康问题本应得到社会高度的关注，尤其是他们作为经历者的主体经验，然而他们受伤的声音我们却很少听到，因此本书聚焦于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叙事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就理论意义来说，本书丰富了国内传播学中的疾痛叙事研究。就目前接触的文献资料来看，疾痛叙事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并且还没有构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另外，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也显得不够 [20] ，像返乡工伤者这样多重边缘性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转观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较多的是对医患关系以及媒体的健康信息传播与健康促进的研究，疾痛叙事的研究相对较少，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更为常见一些。目前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传播的“传递”观，仍以传播效果为主要研究取向，病人的主体疾痛经验被长时间忽略，他们在研究中仅仅是健康信息的接收者和应用者，即使是主体身份，也是寻求和使用健康信息的个体，而疾病本身对于病人的意义这一较为本源性的问题以及疾痛叙事的“治愈”功能则很少有人关注。
其次，增加工伤研究的疾痛经验视角，关注返乡工伤者的活生生的主体经验，助力底层“发声”。在农民工工伤研究中，农民工工伤问题被作为经济问题、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也只是将农民工工伤作为一个事件，而较少将农民工视为遭受工伤疾痛的主体，农民工遭受工伤后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家庭关系、社会互动等基于身体疼痛的后续现象，以及工伤者如何解释、应对这种工伤疾痛则很少被研究。
但是，这样工伤疾痛叙事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权力与反抗关系的特性一直是过去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底层的“发声”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抗形式，建构了一种与社会中大多数人（健全人）有关身体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另类话语，促进了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与个体赋权。因此，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叙事研究同样具有为底层“发声”的现实作用。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郑广怀教授认为，只有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工人所面对的工伤困境，才能凝聚起推动劳资关系根本转变的社会共识。正是通过返乡工伤者的疾痛叙事的传播，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困境感同身受，并且对导致这一疾痛背后的社会生产特性有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工伤问题，制定更加符合工伤者现实处境的工伤保障体系。
第三，现实中已出现工伤者的疾痛叙事实践，亟须研究。1993年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幸存者阿英坚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工伤疾痛经验，另一名幸存者阿花也曾在博客上书写自己工伤之后生活的酸甜苦辣，18岁的川妹子阿清在微博上记录她工伤后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都是疾痛叙事中的自传形式；北京木兰社区女工集体创作了讲述流动女工生育之痛的话剧——《生育纪事》，这是疾痛叙事中的表演叙事；还有更早之前的影像叙事《我们的月经故事》和黑手那卡西的工伤音乐叙事等。可见，工伤工友们的工伤疾痛叙事实践已经相对丰富，他们对疾痛叙事具有强烈的主体需求，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学术研究对这样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