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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前期粗放发展积累的职业病问题日益显现，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面临严峻的挑战。2019年我国就业人口数达7.74亿人 [2] ，是世界上就业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年经过工伤认定的死伤人数超过113万 [3] ；2010年以来，年均报告职业病新病例2.8万例，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而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200万家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超过2亿名劳动者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 [4]
农民工作为就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已超过2.85亿人。 [5] 在我国每年工伤事故的死亡人数中，农民工占到了较高的比例；在煤矿、建筑和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死伤人数中，农民工的比例竟占到八成以上。 [6] 相较于其他劳动者而言，农民工的职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7]
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伤保险缺失，农民工遭遇工伤后往往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工伤认定程序复杂漫长（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赔偿），如果将所有工伤程序走完，大致需三年九个月，平均每个通过法律程序维权的农民工，自工伤之日起到获得生效法律文书，需要484天；二是维权成本高，因为工伤农民工失去工作，丧失平日生活来源，又由于工伤赔偿款不能及时获得，伤情常常得不到及时治疗。 [8] 可见，在工伤预防、工伤康复、工伤赔偿等与工伤农民工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诸多环节中，我们的权益保护体系仍然不太完备。因此，工伤的发生并不单单是工人一时“不小心”酿成的安全生产事故，工伤的疾痛也不完全是身体伤口的疼痛，它的背后蕴藏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性因素。
北京义联2010年发布的农民工工伤调查报告表明，工伤对农民工的影响体现在身体行动、经济收入和社会认知三方面。84.7%的受访者认为工伤对自己和家庭造成的收入影响很大，受访者个人的月收入在工伤前平均为1480.44元，工伤后平均为288.75元，减幅达80.5%；受访者家庭的月收入在工伤前平均为1787.85元，工伤后平均为586.48元；93.1%的工伤农民工认为受伤留下的后遗症对其身体和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另外工伤对其家庭带来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47%的受访者承认发生工伤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9] 谭深在工伤女工研究中也发现，对于伤残者来说，心理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身体的病痛和经济的困境。他们失眠、焦虑、敏感，对自己缺乏信心、心理不平衡，担心“控制不了自己”，精神崩溃了，干出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渴望人们将他们作为正常人来对待，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10]
中山大学王慧娟博士认为，工伤之后的农民工处于一种“失权”的心理状态之中，这种“失权感”不仅体现在行动能力与经济能力的丧失，非正式支持的断裂和失效更是加剧了他们由于“失权感”所带来的恐惧与失控。在工伤发生时，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与“报喜不报忧”的孝道观念，工伤农民工无法获得家人的支持；其次，工友本来可以扮演“证人”以及心理支持者的重要角色，但是在面临丢工作的风险时，许多工友放弃了对工伤者的照顾和支持，使得这一重要的社会支持断裂。 [11]
在自理能力、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丧失以及资方的打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走投无路的工伤农民工被迫与工厂老板私了，以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换取“早日拿到赔偿金”，就这样几千元或两三万元买断了他们的后半生，农村老家成为唯一的去处。
基于此，工伤绝不只是身体某部位上遗留的伤疤或残缺，它映射了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地方文化、性别等多层次的面向，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经验。那么，返乡工伤者会如何讲述他们的工伤疾痛故事呢？他们的话语将如何构建自己的工伤疾痛经验？这样的讲述于他们而言是否具有某种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又在哪里？不过，在目前的文献研究资料中，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工伤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经济、法律与社会学三个学科领域。人口与经济领域将工伤视为一个保险经济问题，研究如何在国家保障体系内制定工伤保险制度，研究主题聚焦于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 [12] ；法律领域的农民工工伤研究主要致力于从司法的角度分析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基础以及执行中所存在的法律争议 [13] ；社会学领域则倾向于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农民工工伤的原因与影响，其中工伤维权的社会机制研究更是近年来的热点。 [14]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工伤”普遍被学术界建构为一个事件，比如安全事件、经济事件、法律事件或资本压迫事件，鲜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基于工伤者主体感受的疾痛经验来进行研究。经验，被定义为人与世界的接触，包括有关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 [15] 那么，疾痛经验，即个体在经历疾病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过程，包括对疾病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以及疾病经历中或经历后对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而疾痛叙事作为探索疾痛经验的重要传播手段，是在多种背景下理解健康与疾病传播多重性的一个框架。 [16] 不过，很遗憾，在目前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中，几乎鲜见对这一群体相关疾痛叙事的阐述与研究。
因此，本书尝试从疾痛叙事框架出发，研究返乡工伤者如何通过工伤疾痛叙事来建构与传播具有多重性的工伤疾痛经验，揭示工伤疾痛的社会生产这一特性，进而探讨疾痛叙事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对返乡工伤者的意义与作用。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1）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叙事类型有哪些？这些叙事类型构建了怎样的一幅工伤疾痛经验图景？哪些社会权力因素参与建构了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经验？（2）返乡工伤者的疾痛叙事是否构成一种反抗社会主流的身体或残疾意识形态的抵抗性叙事？（3）不同传播情境下，返乡工伤者的工伤疾痛叙事有何不同？（4）工伤疾痛叙事对于返乡工伤者是否具有“治愈”作用？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