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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关于农民工工伤的研究较多从经济、法律、维权机制的社会学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有关农民工工伤叙事的学术研究较为罕见。笔者仅搜索到两部研究作品，万小广的《转型期“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社会史研究》和徐菁的《试析媒介尘肺病报道的图景构建及其偏颇——以〈南方都市报〉〈工人日报〉和〈健康报〉为例》。值得一提的是万小广的研究，他对近三十年农民工媒体报道的议题进行了社会史研究，其中一个章节专门对工伤议题的新闻叙事变迁进行了分析 [35] 。
万小广研究了大众媒介如何再现职业安全议题（工伤）及其历史变迁，同时也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打工群体如何建构这个议题、开展行动，以及与主流媒介进行互动。通过对主流媒体近三十年的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他提出媒体对打工群体职业安全议题的报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8年之前，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相关报道；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0年前，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涉及“农民工”的职业安全；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至今，它成为媒介热点议题之一。
万小广对这三个阶段的媒体工伤报道进行了框架分析。他认为，第一个阶段的工伤报道主要以城镇职工为报道主体，分为“安全生产”框架的时政报道、“身残志坚”框架的典型人物报道和“灾难”框架的国际报道三个类型。第二个阶段涉及的农民工工伤报道数量仍然很少，而且农民工群体在媒体报道中并非作为报道主体出现，而其职业安全问题也只是在其他主体与框架中侧面出现。“安全生产”框架仍然是这个阶段工伤报道的主要叙事框架，“扶危助困”框架是第二种媒介报道框架，它将职业安全议题个人化、道德化，用于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高尚情怀或职业道德 [36] 。第三种框架是“戏剧化”，它是随着都市报纸的出现与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叙事框架，这类媒体报道倾向于将工伤叙述为一个冲突性、戏剧性极强的悲喜剧事件。从2001年至今，农民工工伤报道进入第三个阶段，它逐渐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事件。“灾难”框架成为这一时期相关报道的主要叙事框架，农民工群体被描述为安全生产事故的受害者；与之相适应的是新出现的“权益”框架，它站在农民工群体受害者的立场上，着重论述他们在工伤事故中的权益问题。“权益”框架使得工伤者作为报道主体出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社会讲述自己的工伤故事。
通过万小广对主流媒介农民工工伤报道的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工伤叙事较多是以“被叙述”的形式出现。他们在主流媒体报道中很少以报道主体或发声主体存在，仅仅在后期出现的“权益”框架中才得以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农民工群体自主创办或创作的“另类媒介”或叙事作品中，他们往往以传播者的身份向主流社会发出不同的工伤“声音”。
万小广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打工文艺作品和劳工刊物中对工伤的叙事建构，他认为打工文艺作品中呈现的社会事实，与主流媒介所再现的事实“版本”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事实真伪的差异，而是再现所使用的框架的差异。就职业安全议题的再现而言，打工者使用的一些框架与主流媒介的框架是一致的，而另一些框架则与其相互排斥，并具有批判色彩。简言之，二者的关系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在差异性当中还具有批判性。 [37]
打工文艺作品还原了主流媒体叙事中忽略或者隐藏的工伤事故原因，除了工伤事故本身，打工文艺作品更加强调农民工长期所处的工作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与工伤的关系。另外，工伤之后农民工的生活也是打工文艺作品中工伤叙事的重要部分。万小广博士总结了三类打工文艺作品不同于主流媒体报道的叙事框架：“苦难”框架、“牺牲”框架、“投射—认同”框架。这些叙事框架始终站在农民工工伤者的角度上，讲出他们所思、所想、所痛。这些打工文艺作品不仅阐述了未进入公众视野的工伤事实，而且对工伤事实背后的社会矛盾、资本关系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劳工刊物是由劳工组织或者自发形成的劳工群体创办的一种媒介形式，它与农民工群体的关系更加密切。万小广统计了某社会组织的劳工刊物中以工伤为主题的相关文章，其中来自工友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占到一半，可见劳工刊物更加注重工伤者对自己工伤故事的讲述。劳工刊物的工伤叙事充分体现了工伤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的工伤叙述这个行动上，而且还体现在叙事的内容上。在叙事中，他们不再是主流媒体报道中法律部门及政府部门等维权行动者的受益者，而是作为维权行动主体而存在，并且还是维权经验与知识的分享者。此外，一些工伤志愿者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事实进行核查来确保媒体信息对工伤者的有效性，这样的劳工刊物作品也体现了工伤者赋权自我与群体的主体性。
万小广在结尾处这样说：“不同框架的架构者基于自身利益与价值观，分别凸显和遮蔽了不同的事实侧面，以建构不同的意义脉络与社会图景。符合占优势地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框架，往往更容易通过大众媒介进入舆论场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框架。” [38] 虽然存在打工文艺作品与劳工刊物这样利于工伤者发声的另类媒介，但是与主流大众媒介相比，他们始终无法占据舆论的主导位置，相比之下，工伤者群体仍然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并且，打工文艺作品与劳工刊物往往是城市打工群体中的精英人士所掌握的发声资源，还有很多因工伤返回农村、消失在社会组织视野中的工伤者仍然无法被听见、被看见。在经过多年的工伤生活浸泡下，他们又会如何讲述自己的工伤故事？这是我们没有从打工文艺作品与劳工刊物中获得的。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一提及叙事分析，往往默认为是对大众媒介的新闻叙事分析。同样，农民工的工伤叙事研究也是以主流媒介的新闻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万小广研究的亮点在于，他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农民工群体为发声主体的另类媒介的工伤叙事分析。但是，这也从侧面呈现了目前的学术研究极少将农民工工伤者的工伤叙事作为研究主体来研究的现状。然而通过万小广对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工伤叙事框架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占据社会主导位置的主流媒介工伤叙事并不能全面、真实地代表工伤者们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工伤体验。因此，研究工伤者自己的工伤叙事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