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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现性”及“抒情性”是我国古代“大文学”区别于西方“再现性”文学的独特存在形态和文化优势。殷商甲骨刻辞、两周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文献“大文学”文本告诉我们，这一形态早在上古就已定型并固化，其表现得比传世文献更为显明，并且春秋时代已经获得这方面的理论自觉，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其优势之所在，使坚定的文化自信更为坚定。
关键词： 出土文献；大文学；表现性；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此前，他就已多次谈到坚定文化自信问题，称：“中国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3] “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4] “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5]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反复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普遍性而言，他认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6] 。就特殊性而言，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 [7] ，这一灿烂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8]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9]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10]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独特灿烂文化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1] ，“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 [12] 。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13] 。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文学，更是取得了独立于世界之林的辉煌成就，其成就的辉煌不只是表现为“大文学”作品数量众多体裁丰富水平高超经典化程度强，更表现为其富于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代表了远早于并且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东方精神生产。简言之，就是为人所常提起的，中国是“表现文学”，西方是“再现文学”（或称“叙事文学”）。中国是一个“诗”“文”的国度，就传世文献而言，早期的“大文学”主体文本大体上可以化归“诗”和“文”两大类。不难发现，这两大类文本多重在表达作者的内心思想情感，而不是西方的史诗、戏剧、小说重在叙事，这是中西文学性质的根本不同之所在，而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本就应该是文学的本质品格。所以，由传世文献“大文学”文本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即便到了近古以后“叙事性”的戏曲、小说与传统诗文平分文坛，其戏曲唱词、小说章首章中章末诗词穿插仍是以抒情言志为其基本特征。
尽管上古中古时期“叙事性”历史散文和志人志怪小说先后产生，但并未进入当时及后代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典论·论文》讨论文体不及史传，《文心雕龙》虽论及史传名著《史记》《汉书》却重在其“表”“书”“赞”“序”，《文选》不选《史记》《汉书》正文而仅选《汉书》之“史述赞”，只讨论五言诗的《诗品》更不必说，如上各名家标志性理论著述和选本皆不涉及《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小说名著，足以说明时人的文学观念。这一文学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如，北宋初年李昉等人奉旨所编代表当时官方“大文学”观的《文苑英华》收文35大类435小类，细化到无所不包的琐屑地步，但同样没收如上史书和小说。姚铉、吕祖谦先后所编断代之文总集《唐文粹》和《宋文鉴》，收文分别达23大类和58大类，同样没收唐宋史书和唐传奇及宋话本。至元明清，戏曲小说占领文坛，但苏天爵编《元文类》收文43大类，徐师曾编《文体明辨》撰《文章纲领》收文及论文93大类127小类，同样未收未论元明史书和元曲及明代小说。而历代较有代表性的“文论”著述，如宋陈骙《文则》、朱熹《论文》、吕祖谦《古文关键》、孙奕《文说》、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金王若虚《文辨》、元陈绎《文说》、明宋濂《文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杨慎《论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王世贞《文评》、朱荃宰《文通》、清顾炎武《日知录》、魏禧《日录论文》、刘大魁《论文偶记》、焦循《文说》、梁章钜《退庵论文》、包世臣《论文》、刘熙载《艺概》等也无一论及如上戏曲小说等“叙事性”文学。更有甚者，无所不包的《四库全书》不仅未收关汉卿、王实甫等人戏曲名著和“三言二拍”“四大名著”等小说名作，甚至这些作品连进入《四库全书总目》之“存目”及“未收书目提要”的资格也没有。由此可见，“叙事性”的戏曲、小说，在古代始终未能进入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大文学”视野和理论视野，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客观存在。
古人所创作和所讨论的“文”，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多指文学性之文和广泛的应用文体，从未涉及西方文艺学所最为看重的核心命题“典型人物”“典型形象”之类，其关注的点重在“文”的思想表述和语言美。古人所创作和讨论之“诗”，也重在其思想情感抒发和韵律美。这是中国古代“大文学”固有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对世界文学宝库的独特贡献。因此，在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体系，必须尊重这一客观存在，建构起来的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体系，这是由几千年中国传世文献中的“大文学”文本和古代文艺学文本的固有特征和话语体系决定的，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不是靠外力就能随意改变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研究出土文献之“大文学”文本，则当更加坚定我们的这一自信。
广义的“出土文献”是指地下（也包括地面）发现的文字资料，现有发掘成果依时序主体当有殷商甲骨刻辞，两周铜器铭文，战国秦汉三国简帛及漆器文，秦石鼓文，汉代镜铭，汉晋出土纸质文献，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地下地上石刻，唐宋及以后瓷窑瓷器诗文，等等。因“敦煌学”早已成为专门学问，“敦煌文献”业已独立为专门的特大型文献，其对文化自信的证明力和说服力早已无须重复，故可暂不计入本文所说的出土文献之列。据粗略统计，目前整理出版的各种载体出土文献，去其重复后总字数业已突破3500万（含整理中的阐释文字），虽远不能和《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22亿字的传世文献规模相提并论（两书“金石部”也收有少量出土文献，可忽略不计），但确实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并且越往前推移，出土文献在总文献中所占比重就越大、地位就越重要，其对我国“大文学”形态特征的代表性、对文化自信的证明力和说服力就越强。
1.殷商甲骨刻辞
惜代表殷商时代主流文献载体的简帛至今未能发掘到，容量有限的甲骨只是当时文字载体的一种，且仅用于宫廷占卜的刻写，局限性明显。即便如此，16万片100余万字出土甲骨是原汁原味未经后人改动过的最早可靠文本，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很可能是现存商朝唯一的文献，无疑对商朝“大文学”表现形态有一定代表性。即便传世文献《诗经》之《商颂》5篇、《尚书》之《商书》17篇真的创制于商朝，总共才5000余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甲骨刻辞的规模相提并论，更何况其生成时代一直是未能定谳的悬案。因此，以甲骨刻辞文本形态窥测我国“大文学”的早期存在形态是科学的。通览搜集整理摹释最完备的陈年福撰10卷本《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除少量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外，基本都是占卜刻辞。记事刻辞带有“叙事性”，表谱刻辞为天干地支排列。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甲骨文中凡是刻写重要内容的占卜刻辞，都一定是刻写在龟甲重要的中间位置，凡是记录各方国进贡龟甲数量的记事性刻辞都是固定刻写在不重要的甲桥或甲尾位置（如“念入百”“唐入十”之类），这也可间接说明时人对记事刻辞的不大重视。完整的占卜刻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项内容，其中记录占卜时间和占卜人的“叙辞”为叙述性文字，事后补记应验结果的“验辞”则“叙述性”文字略强于“表现性”文字（先用表现性文字称“果然吉利”或“果然不吉利”，再接续用一至二句记述应验结果），占卜内容的“命辞”和占卜结果的“占辞”则为表现性文字。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版占卜刻辞的“叙辞”都很简略，多数情况下“验辞”并不出现，“占辞”出现也不太多，而“命辞”则是刻辞的主体，这就大体确定了甲骨刻辞的基本形态是“表意性”而非“叙事性”的。不妨随手拈出几例：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3394版收早期卜刻辞“丁丑卜（丁丑日占卜），宾贞（宾问道）：父乙允述多子（父乙允许使诸子的行为有所遵循吗）？贞（又问道）：父乙弗述多子（父乙不允许使诸子的行为有所遵循吗）？” [14] 《甲骨文合集》6322版收前中期卜辞“己酉卜，贞：王征邛方（商王征伐邛方），下上若（地天皆顺），受我佑（授予我福佑吗）？二月（时间在二月）。贞：勿征邛方（不要征伐邛方），下上弗若（地天不顺），不我其受佑（大概不允许我接受福佑吧）？” [15] 28466版收中期卜辞“戊午卜，大犬贞：王其田往来亡灾（商王外出打猎，往返该不会有灾祸吧）？戊辰卜，大犬贞：王其田往来亡灾（商王外出打猎，往返该不会有灾祸吧）？壬午卜，大犬贞：王其田往来亡灾（商王外出打猎，往返该不会有灾祸吧）？” [16] 30401版收中晚期卜辞“癸丑卜，何贞：其祐于夔（该向帝喾祭祀求福吧）？癸丑卜，何贞：于河（该向河神[祭祀求福吧]）？[癸丑日占卜，何问道：该向岳神祭祀求福吧？]” [17] 36487版收晚期卜辞“癸亥卜，黄贞：王旬亡祸（商王在以后的十天里会不会遇到灾祸）？在九月征人方（在九月间征伐方人）。在雇（是在雇这个地方占卜的） [18] ”，等等。如上所列，都是商朝各个历史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占卜刻辞，不难发现，贞人代商王表达诉求的“命辞”内容均为文本主体。
甚至有的刻版，诉求就是刻辞的全部内容。如为人熟知的《小屯南地甲骨》42版：“弼田，其遘大雨。自旦至食日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中日至昃不雨？ [19] ”全篇既无“叙辞”也无“验辞”，直接刻写占卜结果，称不适合狩猎，原因是可能要遇到大雨，此“占辞”是表意性的。但是贞人明知道占卜的结果是可能要下雨，但又期待不下雨，所以连用三个“不”作疑问口气刻写“命辞”，称从日出到吃早饭时该不会下雨吧？从吃早饭到中午该不会下雨吧？从中午到太阳偏西该不会下雨吧？可见全部“命辞”都是针对“占辞”表达的个人心理期待，希望不要下雨，全版刻辞自然都是“表现性”文字了。此类例子俯拾皆是。据大致分类统计，在拼接出的约5万条较为完整的刻辞中，占卜刻辞约4.5万条，其中以“命辞”“占辞”为主体的约4万条，所余5000条则全部为“命辞”“占辞”内容或全部为“命辞”内容，其“表现性”文本所占比重之大由此可见。
就行文形式而言，不论占卜刻辞还是记事刻辞，甲骨文基本为无韵散文。细读这些最早文本，已发现里面孕育有占体、令（命）体、册体、祝体、诰体、谱体雏形，这些文体都是当时殷商统治者政治生活中的常用公文，其中除排列商王世系及个别贵族世系的谱体为叙述性文字外，其他各体多可视为表现性文字，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而常为人提起的《甲骨文合集》14294版“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丰风曰夷，北方曰伏风曰冽” [20] ；14295版“禘于东方曰析风曰协，禘于南方曰凯风曰□，禘于西方曰夷风曰丰，禘于北方曰伏风曰冽” [21] ，36975片“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今年商朝获得大丰收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22] ，则是少有的几篇韵文，可以分别视为七言诗雏形和五言诗雏形。如果说前两首还属于武丁时期人们对四方神名和风神名的有序排列，表现为一定叙述性的话，后一首就是殷纣王强烈期待四方大丰收好兆头出现的情感表达了，其“表现性”不言而喻。同时，三版刻文韵律较为和谐，第一首诗句为四三结构，第三首诗句为二三结构，与后代标准七言诗和五言诗的诗句结构自然切合，所以称其为我国五言诗和七言诗创作的滥觞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不难作出基本判断，以“诗”“文”为主要形式、以“表现性”为主要形态特征的中国“大文学”，在殷商甲骨刻辞时代就已具雏形，之后各个时代是不断发展成熟固化的过程。
2.两周铜器铭文
虽然铜器铭文也和甲骨文一样生成于殷商中期，但铭文开始仅用于或器主或族号或用途说明或铸造地点的标识，多字不成文，商末虽已出现了44字《小子
卣》及几篇20余字至30多字铭文，但毕竟仅此数篇，不足以抗衡甲骨刻辞的代表性，不过其用途说明铭文的“表现性”特征已初步得到彰显。两周尤其西周是铜器铭文鼎盛期，据粗略统计，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8卷本《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名为“殷周”，其实所收1.3万余篇铭文几乎都是两周的，90万字的总规模比同时代传世文献规模不小多少，其中西周占去三分之二，是传世文献的数十倍。两周30字以上铭文文本近6000篇，50字以上者近800篇，100字以上长文近400篇，甚或150字以上长文也不在少数，表现力大为增强。同时，相对于殷商时代，两周的青铜器不仅是国之重器，也成为贵族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其铭文也已走出宫廷，走向社会，反映的生活面颇为宽广。因此，铜器铭文的文本形态，足以能够代表两周尤其西周“大文学”文本的基本形态特征。
众所周知，表面“千篇一律”和程式化是两周尤其西周铜器铭文的基本特征，常常以“×年×月××（天干地支计时日）……子子孙孙永宝用”为全文的开头和结尾，这种程式化确实制约了文学性的有效展现，但其又恰恰促使人们从表面相似而实则各有差异的同类铭文中，发现不同文体的发源及流变轨迹。目前，我们从中发现了十余种应用文体，这些文体有的是甲骨刻辞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则是周朝产生的新文体。限于篇幅，仅依时序对西周某些文体实例作些摘引，以管窥见豹。
“祝辞体”是统治者祭祖或祭祀其他神灵的祷告语。周人如商人一样重视祭祀，周代铭文“祝辞体”当由甲骨文“祝辞”发展而来，惜甲骨刻辞屡见其名而未见其文本，不难想象是祭祀时的祈福祷告语，其“表意性”不言而喻。铭文“祝辞体”周初即已有存，武王时期《天亡簋》载：“乙亥，王有大豊，王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糦上帝。文王□在上。丕显王乍省，丕□王作庚，丕克乞殷王祀。…… [23] ”除开头简叙武王祭祀时间和行为外，“天亡佑王”以下都是祭辞文本，可见表达的是周武王求保佑、崇文王、续殷祀的多种愿望，其“表意性”显而易见。之后各王时期均有类似铭文保存，有60余篇，并且祝祭辞在逐渐延长，而记叙语在逐代精简，可忽略不计。
“诰体”多为最高统治者或诸侯王对臣下的嘱诰。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它应该就已是高层应用频繁的文体，《文心雕龙·诏策》所谓“‘诰’以敷政” [24] 即是。相关信息甲骨刻辞已有透露，只是称“告”而尚未称“诰”，至西周铜器铭文，已明确用“诰曰”或“王若曰”“王曰”等标识。作为典型的“诰体”铭文，周初成王时期的《何尊》已存，云：“隹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令。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眡于公氏有恪于天，撤令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唯公宝尊彝。隹王五祀。” [25] 通读文本，开头叙成周落成祭祀追念武王，成王借机召诰小宗子孙；接录诰语称颂他们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有功，并引用武王灭商后的告语，进而批评小宗族子孙未能深知天命，同时表彰其父祖辈敬达天命；诰语之后，录小宗族子孙感谢成王训诫之语；文末记叙小宗族子孙接受成王贝壳赏赐，制作宝鼎，落款时间。不难发现，除开头四句和结尾四句具有叙事性质外，作为文本主体的“诰语”和“谢语”都是态度和情感的表达，可见“诰体”铭文的整体表意性质是没问题的。最为人们称道的宣王时期497字《毛公鼎》长文，更是突破铭文古板程式，开篇即用“王若曰（王这样说）”发布诰语，通篇都是宣王对其叔父毛公歆的嘱诰，核心为天命在周，居安思危，嘱竭诚辅佐，保江山稳固，除最后罗列赏赐物品外，全文无一句“叙述性”言论，并且通篇以四字句为主，朗朗上口，颇有亦散亦韵亦文亦诗之趣。
还有一种颇为别致的“诰体”铭文，不用“诰”字而记录长辈对晚辈的嘱诰语，其“表意性”体现得更为鲜明。如昭王时期的《叔走雚父卣》云：“叔走雚父曰：余考不克御事，唯汝焂其敬乂乃身，毋尚为小子，余贶为汝兹小鬱彝，汝其用飨乃辟軝侯逆受，出入事人。呜呼！焂，敬哉！兹小彝末堕，见余，唯用其□汝。”
[26]
这是一篇叔走雚父对小儿子焂的临终嘱托文字，大意是说，我年老不能做事了，唯期望你能敬德立身，不要再以为自己还是小孩子了，我赠予你件彝器，以供你尽心祭飨，方便事人。哎！焂呀，你要虔敬上心啊！不要将这个小酒器弄丢了，看见它就像看见了我，由它陪你共饮吧。父子相托，真可谓是情意深长，感人肺腑，此别致小文，其抒情达意特征昭然，只是句首没有冠以“诰”字而已。两周“诰体”铭文存有100余篇，主要在西周，其中康王时期《小盂鼎》、穆王时期《走岂鼎》、恭王时期《乖伯簋》、懿王时期《师询簋》、孝王时期《师克盨》、厉王时期《叔向父禹簋》、宣王时期《师
簋》等都比较典型。
“令（命）体”是最高统治者或诸侯王对下级发布的命令，商周“令”“命”同字，隶定多以“令”行，《文心雕龙·诏策》所作“‘命’喻自天”之解颇有启示意义。“令（命）体”在甲骨刻辞中就已属“占体”之外的大宗文体，被发现了290余条，只是极为简短。而商末《小子
卣》《戍
方鼎》《四祀邲其壶》铭文中的“令（命）体”就已较为完整，其标志是有“王令”或“令曰”等行文标识，并且录有具体的“令”文。至西周，“令（命）体”铭文数量暴涨且体量大增，数量居于各体之首，现存不下800篇，至东周才因王权衰微而骤减，但各诸侯“令（命）体”铭文仍延续未绝。
统览西周“令（命）体”铭文，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凡记周王命令臣下做具体事者，其铭文多为“叙述性”文字，但行文很简短，如《保卣》《保尊》重文“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成王命令太保逮捕殷之东国五侯），诞荒六品（废亡六国）”
[27]
，《作册旗觥》《作册旗尊》《作册旗方彝》重文“隹五月，王在岸（昭王在岸地），戊子（五月二十四日），令作册旗贶望土于相侯（命令作册旗把望这块地方赠送给相侯），赐金赐臣，扬王休（称扬昭王的美命）”
[28]
，《堇鼎》“匽侯令堇饴大保于宗周（燕侯命令堇去宗周向太保赠送物品）”
[29]
，等等，此类铭文篇数当过总数之半。二是凡过录周王命令原话的铭文，其原话前后多有“叙述性”文字介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但周王原话乃为铭文主体，并且多“表现性”文字，表达感慨之情或情况紧急或提严格要求之意，此类铭文当占总篇数近半，但篇幅较长，总体量远超过第一类。如，《宜侯矢簋》录康王令辞“王令虞侯曰：‘猷（哎）！侯于宜（应改迁封地到宜）……’”
[30]
；《师旗鼎》录懋父令辞“懋父令曰：‘宜播（应该流放）！……’”
[31]
；《录冬戈卣》录穆王命辞“王令冬戈曰：‘叡（哎）！淮夷敢伐内国（淮夷竟敢攻打内地）！……’”
[32]
；《询簋》录恭王令辞“王若曰：‘询（询呀）！丕显文武受大令（我文王武王接受上天大命）……’”
[33]
；《师
簋》录夷王令辞“王若曰：‘师
！在昔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令汝……’”
[34]
；《康鼎》录厉王令辞“王命：‘死
王家，令汝幽黄……’”
[35]
，等等。在此类铭文中，《兮甲盘》更具代表性，所录宣王五年派兮甲去南淮夷征收贡赋的命令，除第一句“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交代具体任务属于“叙述性”文字外，其全部令文成了“局势评估书”和震慑檄文：“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贝宁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毋敢或入□□贝宁则亦井！”
[36]
派人去经常反叛之地去征收贡赋本就有可能激变送死之险，令文却自信地认为淮夷从来就是应该向“我”缴纳贡赋的臣民，又连用三个“毋敢”评估形势，声称谅他们也不敢不出贡赋委积和劳役，谅他们也不敢将财货逃避关市之征，谅他们也不敢违抗命令！凡违令者盗物者立即抓捕。可谓一篇简洁有力而充满自信的王者之“论”。宣王十八年《驹父盨盖》所录宣王卿士南仲邦父再次命父驹去南淮夷收取贡赋的口气大体相近。
三是有一类特殊情况，周王的令辞、册封赏赐文本、诰白嘱托之语依次全部录入铭文，其“表意性”更为凸显。如，为人熟知的长文《大盂鼎》所录康王对盂的辞令就颇有代表性，节录如下：“王在宗周令盂：盂！丕显文王受天佑大令，在武王嗣文王祚邦……汝昧晨有大服，余隹即朕小学，汝勿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即型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汝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37] 一份命令竟洋洋洒洒250字，所表达的意思无非天命归周，盂受自己重用要知恩图报，自己承文王之德而受命，盂要竭尽忠诚辅佐、勤勉戒惰敬天威等等，命令成了帝王倾诉书，情感表达淋漓尽致。之后，册封赏赐曰：“赐汝……”所赐各物铺排有序而简略。赏赐之后又诰嘱曰：“盂，若敬乃正（谨慎地履行职责），勿废朕令（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38] 谆谆叮嘱，语重心长。统览全篇，除简略赏赐文字具“叙述性”之外，其就是一篇成熟的“陈情”文学散文。此类铭文虽然不多，有10余篇，但篇幅巨长，均在200字以上，因此其“表现性”体量不容忽视。
“册体”是统治者对臣下任命官职和赏赐的公文。依生活经验，册封赏赐之制周前自当已有，《文心雕龙·诏策》认为秦统一之前册封赏赐统称为“命”，汉初才将“命”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体，并解“‘策’封侯，‘策’者‘简’（简册）也”，其对“册体”正式命名时间的确认太晚了，其实西周铜器铭文中就已保存了大量名实相符的册封赏赐性质的“册体”文本，只是这些出土文献刘勰没能见到。两周存有“册体”铭文200余篇，比重居中，“册命（宣读册封赏赐之命）”是其行文标识。统览各文，其突出特点程式化最为典型，基本固化：开头往往作“唯×年×月××（干支）”以记时间，结尾往往作“×拜稽首，对杨天子丕显休命，用作××，子子孙孙永宝用”以表受封者的感激之情及铸器造铭永存之意；正文也往往开始写“王在×宫，×呼×入×门，立中廷，×受王令（命）书，王乎×册令（命）书”以介绍地点、人物、封赏仪式；然后宣读的“王曰：……”才是简册上书写的“册封辞”。可见，“册封辞”前面的行文属于“叙述性”文字，比重较大，“册封辞”后面的结尾行文也属于“表意性”文字，比重稍轻。其“册封辞”则有三种类型，数量占主导的一类是直言所封职务、所赐物品，第二类是先言册封赏赐理由再言所封职务所赐物品，第三类是或直叙封赏或言理由后再叙封赏，而后接言对受封者的要求。不言而喻，第一类型属于“叙述性”文字，第二类型中的理由、第三类型中对受封者的要求属于“表意性”文字。第二类型的封赏理由又分三种，一种是表彰受封人的美德，《师
鼎》所录恭王对师
的册封辞“师
！汝克尽乃身臣朕皇考穆王（你能奋不顾身地臣事于我的家父穆王），用乃孔德王孫屯（以你的美德和谦逊），乃用心引正辟安德（用心智来保持你主人的安和之德）”
[39]
等篇可为代表；一种是言受封人的先人事周有功，庇荫于己，《师克盨》所录孝王对师克的任命辞“则繇隹乃先考有恪于周邦（昔日你的先祖先考敬事周室），扞闲王身作爪牙（护卫王身作防卫武臣）”
[40]
“今乃令汝”等篇可谓代表；一种是称赓续先王封赏而封赏，如《谏簋》所录孝王对谏的册封辞“先王既命汝报嗣王囿（先王既然已命你管理游园），汝某不有昏（你有智谋不会不明事理），毋敢不善。今余隹或嗣命汝此（今天我又赓续先王之命册封你）”
[41]
等篇可为代表，西周中期《善鼎》、夷王时期《蔡簋》也有代表性。很明显，三类理由皆说理性强。第三种对受封者所提要求同样属于“表意性”文字，如《牧簋》录懿王对牧的最后提醒“敬夙夕勿废朕令”
[42]
，《大克鼎》孝王对克的最后提醒“敬夙夜用事，勿废朕令”
[43]
，等等。由上可见，相对于“祭辞”“诰体”“令（命）体”而言，“册”这一文体整体上更趋于“记述性”，其“表述性”相对稍弱，这是需要我们客观体认的。
“训诫体”是统治者对臣下或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的训导告诫之体。文字产生之前“训诫体”应该就已产生，《文心雕龙·诏策》所谓“禹称‘戒之用休（美德）’” [44] 就客观上揭示了这一事实，但目前发现的相关出土文献文本自然没有夏禹时代的，也没有殷商甲骨刻辞，只有晚出的西周铜器铭文。就西周铜器铭文文本来看，这一文体当时也还没有定型，一是其不像上面的“诰体”“令（命）体”“册体”那样已分别用“诰”“令（命）”“册”字予以标识，其尚没有明显标志；二是其内容与诰体、令（命）体还没有明确的分界，没有完全独立；三是文本数量还不够多，总计40余篇。各文文体之间边界不清晰既是文体早期发展不成熟的自然特征，也是程式化的铜器铭文自身特色留有的印记，因此，探讨我国早期的文体，紧紧抓住其各自最本质特征是有效方法。据此，“训诫体”与“诰体”“命体”的大体分界应该是，“训诫体”重在告诫不能怎么着，“诰体”重在嘱咐应该怎么着，“令（命）体”则重在要求必须怎么着。
最早“训诫”铭文应是周公旦之子伯禽所作《禽簋》“王伐奄侯，周公某禽祝，禽有胀祝”
[45]
，记成王讨伐奄侯叛乱时，作为军师的周公训诫掌管祭祀的儿子伯禽不许对祭祀懈怠，伯禽接受训诫后以胀器致祭。可惜铭文未录周公训诫原话，致使三句铭文呈现出“叙事性”特征。较典型的“训诫体”文本首见于西周中期懿王时的《牧簋》，该铭文实由“册体”和“训诫体”两部分组成，前半以“王若曰”开头的一段文字是内史代懿王宣读的对牧的册封任命书，后半以“王曰”开头的一段文字应是任命书宣读后懿王对牧亲自所作训诫语，云：“牧，汝毋敢勿帅先王作明型用，雩乃讯庶右□毋敢不明不中不型，乃敷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不型。”
[46]
先告诫牧个人不能轻视先王所规定的贤明法律，次告诫其所任用的官员不能不明智、不公正、不依法办事，末告诫其推行政务不能出现有失公正的情形。三重训诫，口气可谓严肃。而西周晚期《蔡簋》所录夷王对蔡的册封文，后半虽未独立成文，但也可视为“训诫体”，因为夷王任命蔡作的是他宫中的管家，因而“训诫”特征更为典型：“家外内（王宫家里家外的事情），毋敢有不闻（不允许有不及时禀报的情况发生）。司百工出入姜氏令（管理百工和传递姜太后的命令），厥有见有即令（有觐见和来听候命令的），厥非先告蔡（若未先禀告你蔡），毋敢疾有入告（绝不允许急着禀告内宫）。汝毋弗善效姜氏人（你要严加管教姜氏族人），勿使敢有疾止纵狱（绝不允许他们惹是生非，操纵刑狱）！”
[47]
与上文相比，其训诫语气更加严厉，凸显的是“不能怎么着”。《
盨》所录宣王对
所作训诫是一篇完整而简洁的“训诫体”文本，云：“王曰：‘
！敬明乃心，用弼我一人，善教友纳辟，勿使暴虐纵狱，援夺叡行道。厥非正命，乃敢疾讯人，则唯辅天降丧！不□唯死。’”
[48]
大意为
！用你虔敬之心辅佐我，管好你的同僚遵纪守法，不许他们暴虐操纵刑狱，更不许他们劫夺行道之人，没有正式命令，若胆敢任意严刑审人，就是帮助上天降下灾祸！不只是自己找死。其“训诫”的严厉程度已近乎震慑了。所以，仅从尚未完全走向独立成熟的西周“训诫体”铭文文本看，该文体的“表意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
“颂体”是下对上之美德及恩情进行歌颂的一种文体。该文体起于西周，但未必如《文心雕龙·颂赞》借助《诗大序》之解所说起于《诗经·周颂》祭祖舞容，其应该就是起于西周铜器铭文，众所周知，歌功颂德本就是西周铜器铭文的核心功能。由前引铭文实例可知，尽管诰、令、册、训诫各体铭文过录的都是统治者对臣下的文辞，但铸造保存器皿和铭文者却并不是辞令的发布者而恰恰是辞令的接受者，铸器的目的既有保存家族荣耀激励后辈奋进之意，也有靠铭文或攀附或炫耀或护身的潜在心理，因此，在所谓“郁郁乎文哉”“礼乐文明”盛世的西周，借铜器铸造大兴歌功颂德之风是必然的，歌功颂德也就成了西周铜器铭文的基本特性。研读其铭文不难发现，凡“令（命）体”“册体”铭文，在记器主接受命令或封赏后几乎每篇都接续刻有感恩颂德表决心内容，甚至这部分内容比重有的超过了前面正文字数。如，记西周早期康王赏赐邢侯的68字《邢侯簋》，仅颂德谢恩表忠心的文字就44字；西周中期毛班为其先父先母所铸《班簋》，铭文长达197字，仅后半感谢穆王擢拔之恩、先父蒙周王庇荫之恩、个人立志修德遵天命的表态性文字就95字；记穆王时伯屖父赏赐县妀的《县妀簋》88字，后面感谢表态之辞达52字；记恭王赏赐师
的《师
鼎》196字，仅师
颂德谢恩表决心内容就占去113字；记恭王赏赐乖伯的150字《乖伯簋》，答谢颂德文字占去75字；记懿王赏赐盠的《盠驹尊》94字，盠颂德谢恩之辞65字；孝王时期58字《伯克壶》伯克的谢恩颂德辞38字，107字《克盨》克的颂德感恩辞75字；记西周晚期宣王封赏颂的151字《颂鼎》、152字《颂簋》、151字《颂壶》，颂的颂德感恩辞分别是67字、74字、70字；等等。这类铭文不下1000余篇，名为“令体”或“册体”，却实为“颂体”，而需要确认的是，这些颂德感恩表决心部分全为“表意性”行文。为人所熟知的遍及西周铜器铭文的“敢对扬王休（冒昧地感谢和称扬周王美命）”一类习用结语强化了这部分“表意性”铭文的情感抒发。
除上述外，“颂体”单篇铭文也在西周大量出现。按歌颂对象，“颂体”铭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歌颂活人，另一类是歌颂死人，前者是因事而发，后者是宗庙祭祀。宗庙祭祀之文确实有些与《诗经·周颂》相仿，只不过一为“四位一体”的诗乐歌舞，一为颇带情感的散文罢了。前者如康王时期《献簋》“
伯于遘王（
伯朝见康王），休亡尤。朕辟天子、
伯令厥臣金车，对朕辟休，乍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毕公家，受天子休”
[49]
。这篇西周早期的简短“颂体”文，除第一句叙
伯朝见康王、第三句叙天子与
伯共同赏赐自己外，余皆为献本人的颂德表忠内容。先颂
伯朝觐之礼美善，次谢天子
伯赏赐是对自己和父辈的表彰与鼓励，再表“十世”不忘为国献身之决心，最后感恩天子之美德。此类铭文300余篇。后者最典型的就是广为学界关注的恭王时期的《史墙盘》了，这篇284字长铭1976年出土后，唐兰、徐中舒、李学勤、裘锡圭等一大批著名专家都及时发表过重要研究文章。通读不难发现，这是一篇突破惯用程式的标准化歌功颂德“颂体”文，从文王、武王、成王，到康王、昭王、穆王，依次歌颂，对每人丰功伟业的歌颂都高度凝练概括，且凸显各自特色，而与伟业之“颂”相比，全文更重在美德之“颂”，故该铭基本没有呈现“叙事性”特征，彰显出的主要是其“表意性”和“抒情性”。此前康王时期的《沈子也簋盖》则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云：“也曰：拜稽首，敢腕昭告：朕吾考令乃嬗沈子乍□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休同公克成绥吾考以晏晏受令。呜呼！隹考□又念自先王先公，乃末克衣告烈成功。叡！吾考克温克，乃沈子其鸟页怀多公能福。呜呼！乃沈子末克蔑见厌于公，休沈子肇豕又贮积……”
[50]
这篇祭庙长文是鲁国大夫沈子也在周公庙祭鲁公伯禽和考公酉的“颂文”，大意是我大胆地拱手昭告，我遵从先父之意在周公庙祭祀二公，不敢懈怠，二公美德使我先父安然接受美命。啊！我先父追念先公伟大勋业的成功。啊！我先父能秉持温和美德，我沈子怀念先公先考带给我的福分。啊！我沈子也受到先公眷顾，一定不辜负管好封地粮仓的美命。后面省略部分是说自己以祭飨感念多位先公，并希望自己的子孙也效法先人赓续祭飨。全文的“抒情性”和“表意性”昭然若揭。此类铭文200余篇。当然，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就是活人死人一并赞颂，如，穆王时期《冬戈方鼎二》开篇即为“冬戈 曰：呜呼！王唯念冬戈 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冬戈率虎臣御淮戎”
[51]
，感恩穆王皇恩浩荡，发现自己能显扬先父之德而派自己统率大军抵御淮夷入侵。态度虔诚，感情激荡，好像该鼎是为歌颂当朝天子而铸。但紧接则为“冬戈 曰：呜呼！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式休则尚，安永宕乃子冬戈 心，安永袭冬戈身，厥复亭于天子，唯厥）使乃子冬戈 万年辟事天子，毋又目叉于氏身”
[52]
，径直改用第二人称的口吻大段感恩先父先母用美德为法则熏陶您的儿子，使得您的冬戈 儿胸怀宽广、影响终身，得以久事天子而无过失。感情更为真切，行文更为暖人，显然其铸鼎的真实目的又是纪念已亡父母，追思父母美德。活脱一篇典雅抒情散文。此类铭文50余篇。还有的先王、今王、先祖、先父一起歌颂，如《师望鼎》省略铭文惯用程式，全篇直录师望的“颂辞”，先颂亡父美德，再颂先王用先祖，再颂当今恭王重用自己，进而表感恩。此类铭文30余篇。
由上可见，不论献的颂活人，还是沈子也的颂古人，抑或冬戈、师望的活人亡人一起颂，其“颂体”铭文都是以情感表达为基本特征的。当然，还有更特殊的情况，是将两种文体实两篇铭文拼铸在同一器皿上，如孝王时期著名的290字《大克鼎》长文，前半所录是器主克对祖师华父的颂文，后半所录是孝王对克的册封文，两篇各自独立的不同性质铭文，仅靠先祖华父积德致克受庇荫被重用的内在意脉联结。克的“颂体”文，依次颂华父寡欲谦逊之德、善美明智之德、谨敬仁爱之德，该文无疑是典型的“表现性”文本，而后半“册体”文则就更偏向“叙述性”了，不过这类“拼接”文本不多，10余篇。
“誓体”是对某种承诺的宣誓词或签订盟约、契约之后承诺信守该约的宣誓词。既是宣誓，自当是表态，故其为“表意性”文体自不待言。《文心雕龙·祝盟》称“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 [53] 是对的，从铜器铭文看，西周时期确实只发现了个人之间的“约誓”而尚未发现官方之间及诸侯国之间的“盟誓”，“盟誓”是东周时期王权衰落诸侯结盟且相互缺乏信任的产物。不过，从恭王时期《卫盉》对一桩土地买卖事件的记录、《五祀卫鼎》政府与厉进行土地交换事件的记录、《人朋生鼎》对人朋 生与格伯以马匹交换土地事件的记录，懿王时期《曶鼎》对曶与效父用马换奴隶诉讼案件记录看，西周已有了个人不守信誉的苗头发生，所以如上几文或有在众人监督下迫使当事人“起誓”守信的记录，或有当事人欲毁约而吃官司被强制重新起誓的记载，只是可惜这几篇铭文没有记录“誓词”原文。
首篇“誓词”存于西周中期懿王时的《
匜》中，仅一句：“牧牛誓曰：‘自今敢扰乃小大事？！’”
[54]
到厉王初年，《
攸从鼎》所录誓词发展为三句：“乃使攸卫牧誓曰：‘敢弗具付鬲舛 从，其沮厌、分田邑，则惩！’”
[55]
厉王晚期的另一器皿《散盘》铭文又发展为五句：“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
[56]
第一篇“誓词”是牧牛因违约与上司争财产被法官判罚后在监督下所起之誓，称以后绝不敢再因大小事打扰法官，也就是不再违约；第二篇“誓词”是攸卫牧与鬲舛从土地交换违约不交给胆鬲舛 从土地被告到厉王处，厉王命查办人强制攸卫牧所发之誓，称胆敢不把土地付与鬲舛从，违背契约而私自将田邑分掉，将受到惩罚。第三篇“誓词”是西周方国之矢国几家贵族将临界土地赠予散国的散氏，勘界之后几家共同所起之誓，称我既然将种田的农具交给了散氏，若有差池，就说明我对散氏心怀歹念，甘愿缺多少罚多少，并被逮捕流放！将三篇“誓词”合而并观不难发现，一则“誓体”在西周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存于纠纷事件记录中而未独立成篇；二则越往后约束力越强，从第一篇不敢违约，到第二篇违约受惩罚，再到第三篇违约被流放，说明违约现象在滋长，因而遏制违约现象蔓延的守誓手段在强化，客观上促使“誓体”在发展；三则简短干脆应该是“誓体”行文的普遍特点，以后发展成熟也应该不会太长。《文心雕龙》所单独提到的另一种军队出征前鼓舞士气的集体宣誓，估计其誓词会更短。但最为重要的是，无论篇幅长短，“誓词”作为一种文体在西周形成，“表意性”是其最基本的形态特征，到了东周诸侯蜂起时代，此类铜器铭文就大行其道了，总数不下300篇。
“哀祭体”是对早亡者表达哀痛之情的一种文体。《文心雕龙·哀吊》将“哀辞”的起源上溯至哀悼“三良”的《诗经·秦风·黄鸟》实在太晚了，甚至将“哀祭文”以“文”的形式出现确定在东汉和帝时期，更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哀祭文”早在西周早期就已产生，并且文本保存至今，只是刘勰未能见到罢了。如《作册嗌卣》云：“不禄嗌子，彳止先
死亡，子子引有孙，不敢矢弟贝兄铸彝，用作大御于厥且厥父母多神。毋念哉！弋勿卜刂嗌鳏寡。”
[57]
尽管短文因诸多难字识读不出影响了对文意的理解，但大意还是清楚的，是嗌哀祭他的亡子引之文，痛惜他儿子短命先死，留下了孙子，不敢不铸造器皿纪念他，同时隆重祭祀祖辈父母及诸神。借机嘱托亡子，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父亲，使父亲在阳间孤独。悼念亡子不追忆其德其事而重在诉痛惜之情，倾思子之念却嘱亡子别忘记思念自己，既符合刘勰对哀祭文“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
[58]
基本特征的概括，其抒情方式的巧妙又能更增其悲切，仅此一例就意味着抒情散文在西周早期就已有了基础。此类铭文在两周虽仅发现20余篇，但对我国早期“大文学”的“表现性”及“抒情性”基本形态特征却有不可忽视的证明力。
“判辞”就是法官的“判决书”。依今天的生活经验推断，其“判词”应该由“叙述性”和“表现性”两部分文字组成。前面对案件来龙去脉予以介绍，后面作出裁决，整体应属于“叙述性”文体，但是我们发现西周铜器铭文所录“判词”却并非如此，其往往只有判决结果而没有案情介绍，是比较明显的“表现性”文体。如《
匜》所录判词：“伯扬父乃成劾（作出判决），曰：‘牧牛！
乃苛甚，汝敢以乃师讼，汝上听先誓。今汝亦既有御誓，薄格啬睦，授亦兹五夫，亦既御乃誓，汝亦既从言辞从誓。式苛，我宜鞭汝千、□□汝，今我赦汝……’”
[59]
判词大意是：牧牛！哎，你应受到很重的责罚！你竟敢与你的上司争夺财产，你既然向上报告了你的约誓，今天就要践约，就要去与格啬和好，归还他的五个奴隶。若能践约，就说明你服从本判决。依法，我应判你千鞭□□之刑，今天我赦免了你。可见，全篇“判词”几乎就是一篇恩威并重说教文，几无叙述性语言。这应该是西周以德治国风尚的折射，也应该是那个时代“判词”的一种常规行文模式。两周此类“判词”有50余篇，其对当时“文”的“表意性”形态特征也具有较强说服力。
“对话体”。西周铜器铭文还实录了一些重要议事内容，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议事本身是各抒己见，故保存下来的对话却都是“表现性”而非“叙述性”文字。此类文本有十余篇，如孝王时期《五年王周生鼎》记王周 生、余献妇氏、召伯虎的对话比较有代表性。
西周铜器中有不少乐器钟也应注意，虽然上面所铸铭文有长有短，但都与音乐有关，多是对器皿接受者美德的赞颂，同时表达了以音乐快乐其身心之意，故多为“表意性”“抒情性”文字。
另外，研究殷周铜器铭文不应忽视一种现象，铭文越是简短，其“表意性”往往越强，三言两语甚至一句话，恰恰揭示出了铸器目的，为谁而作，为何而作，或为“追孝”，或为“享祖”，或为“享孝于皇祖考”，或为怀德，或为感恩，或为“厚友”，或为“祈多福”，或为“万年眉寿”，或为“万年无疆”，或为“祈多福眉寿”，或仅仅为了该器皿能够“万年永宝用”“某某永宝用”“子子孙孙永宝用”等，但正是这批不成“篇”的铭文，几乎都是表现性“散文”而非叙事性“散文”。问题是这类铭文篇数最多，总数不会少于2000篇，对我国早期“文”的“表现性”形态特征有很强的说明作用。
“契约体”本应该是契约条款的实录，其属于“叙述性”还是“表现性”文本，应该视具体的契约内容本身而定，但是，统览两周“契约”铭文，其并非仅仅过录契约条款，而是全程记录事件发生过程，如此，则该文体就主要属于“叙述性”文本了。如恭王时期《卫盉》对一桩土地买卖过程及契约原文的保存，《五祀卫鼎》对国家为了兴修水利与厉进行土地交换事件及契约原文的实录，《人朋 生鼎》对人朋生与格伯以马匹交换土地事件及契约原文的实录，厉王时期《散盘》记矢国几家贵族将临界土地赠予散氏的勘界、签约、起誓情况及契约实录，等等。此类铭文在两周铜器中虽不多，有近20篇，但篇幅较长，故所占“叙事性”文本的比重也不应忽视。
“记体”是记事体。铜器铭文中记载了不少历史事件，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记事具体客观，不少篇章生动形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的文学书写水平。依时序，如西周早期《中方鼎》《中甗》记讨伐南部方国虎方时昭王让中作先导打通道路之事，《员方鼎》简记员牵狗随昭王狩猎之事，西周中期《静簋》记静受穆王之命任大学射礼教职之事，《冬戈簋》详记冬戈受穆王之命帅军征伐淮夷的战争过程，恭王时《九年卫鼎》对两方国来周朝觐过程的长篇记录，懿王时《曶鼎》记曶与效父用马换奴隶、曶被匡季偷禾两起诉讼案件详情及判词，西周晚期厉王时著名的《禹鼎》记禹率军南征生擒鄂侯之役，著名的《多友鼎》记多友讨伐玁狁大获全胜之役，著名的《叔向父簋一》记叔向父伐淮夷大获全胜之役，宣王时期《不□簋盖》记伐玁狁之役，等等。如上铭文无疑都属于“叙述性”文本，两周总计有50余篇，因为是记事，篇幅多比较长，因此有一定体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叙事性”文本在记事过程中，记下了不少人物对话，而人物对话的多数内容则是谈对问题的见解，是“表现性”的，同时记事过程中也有议论成分。因此，在整体确认“记体”叙述性特征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表现性”的一面。
综观如上两周尤其是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十几种文体形态特征，纯粹“表现性”文本有祝辞体、诰体、训诫体、颂体、誓体、哀祭体、判辞体、对话体、乐器铭文、短文，“表现性”强于“叙述性”的文本主要是令（命）体，以“叙述性”为主的文本有册体、契约体、记体。再统观各文体的大致篇数和文字总体量，“叙述性”文本内容毕竟仅能占得总文本内容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主体内容都是“表现性”形态的。因此，殷商甲骨刻辞时代初步形成的中国“表现性”特征的“大文学”传统，到西周铜器铭文时代就已基本定型固化了，为以后的进一步固化和彰显奠定了坚实基础。
3.战国秦汉简帛文献
简帛是出土文献中的特大宗，就已整理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20卷本《中国简牍集成》、马承源主编9卷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李学勤主编已出7卷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陈伟主编6卷本《秦简牍合集》、朱汉民陈松长主编4卷本《岳麓书院藏秦简》、裘锡圭主编7卷本《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5卷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以及单册如商称祚编《战国楚竹简汇编》、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荆州博物馆编《张家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定州汉简整理小组编定州汉简相关篇目等来看，总计已达1700多万字（含整理阐释文字），纯简牍文本亦当不少于350万字。综观如上庞大规模的出土简帛文献，其内容基本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传世文献本原有的古代典籍，如《周易》文献、《诗经》文献、《尚书》文献、《逸周书》文献、《春秋》文献、《左传》文献、《国语》文献、《老子》文献、《论语》文献、《仪礼》文献、《大戴礼》文献、《礼记》文献、《说苑》文献、《新序》文献、《搜神记》文献等。将这类或全或残的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可互证补阕，校勘异文，有助于理清早期文本的生成流变形态及确认祖本，但其不具备也没必要取代已有传世文献对“大文学”文本存在形态的说明意义。一类是遣册（随葬物品清单）、签牌（标签）、官员吏员当值日时表、历谱（干支日志）、年表、吏员兵员集簿、档案表格、货物簿籍、衣物疏、神龟占、博局占、各种地形图、数学算题等文献，因其形不成完整书写意义的篇籍表达，故这类文献皆可排除在“大文学”文本之外；一类则是体量最大的佚文献，这类简帛文献的主体，正是我们从事“大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又可分为三小类：一是“古佚诗”，二是“古佚文”，三是“古佚书”。
“古佚诗”指亡佚的古代纯文学作品诗歌辞赋及韵文。已发现的有上博简《采风曲目》（仅《硕人》见于《诗经》）、《交交鸣鹥》、《多薪》、《凡物流形》（甲、乙）、《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鶹鷅》，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芮良夫毖》、《祝辞》，阜阳汉简《辞赋》、《相狗经》（残简），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相狗方》，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又题《相马赋》）、《天下至道谈》，尹湾汉简《神乌赋》，居延汉简、阜阳汉简、玉门花海汉简、北大简《仓颉篇》，北大简《妄稽》、《反淫》等。
“古佚文”指亡佚的古代单篇之文或现存古书之佚文。其文按性质又可细分为“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故事题材”“应用公文”等。
先看“诸子散文”。儒家佚文有郭店简《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轮》内容相近）、《六德》，上博简《从政》（甲、乙）、《三德》、《天子建州》（甲、乙），定州汉简《儒家者言》等；道家佚文有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慎子曰恭俭》等；法家佚文有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阴阳家佚文有北大简《阴阳家言》等。更多诸子佚文是以“问答体”形式出的，如郭店简《穆公问子思》，上博简《鲁邦大旱》、《中弓》、《子羔》、《彭祖》、《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竞竞建内之》、《季康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鬼神之明》、《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正寿》、《平王与王子木》、《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王居》、《志书乃言》、《举治天下》（五篇）、《史蒥问于夫子》，清华简《厚父》、《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等。
次看“历史散文”。有上博简《容成氏》、《柬大王泊旱》、《融师有成氏》、《吴命》、《灵王遂申》、《陈公治兵》、《邦人不称》，清华简《程寤》、《系年》、《良臣》，睡虎地秦简《编年纪》，阜阳汉简《大事记》，《居延汉简》存边塞屯戍日常生活档案部分内容，定州汉简《六安王朝五凤二年起居记》，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等。
再看“司法案例文书”和“故事题材”佚文。前有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等，后有上博简《正子加丧》、《灵王遂申》、《邦人不称》，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放马滩秦简《墓主记》（又题《志怪故事》或《丹》）等。
后看“应用公文”。这类文体涉及面很广，文本较多的有：“训诫体”，如上博简《昔者君老》，清华简《保训》、《郑武夫人规孺子》，北大简《周驯》等。“论说体”，如睡虎地秦简《语书》，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简《赵正书》等。“格言体”，如郭店简《语丛》，上博简《曰用》等。“规谏体”，如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景公瘧》等。“政令文书”简帛中很多，如清华简、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居延汉简、武威磨子嘴汉简、楼兰汉晋简牍残纸都有不少“文书”文本。“律令”，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牍、郝家坪秦木牍、岳麓秦简等都有《秦律》《秦令》杂抄或汇编，银雀山汉简有《守法守令十三篇》等。“日书”更为普遍，睡虎地秦简、周家台秦简牍、岳山秦木牍、放马滩秦简牍都有《日书》，上博简有《卜书》，清华简有《筮法》，岳麓秦简、马王堆帛书有《五星占》、《出行占》，后者又有《天文气象占》、《木人占》，银雀山汉简有《阴阳时令占侯》，北大简有《揕輿》、《楚诀》、《六博》，等等。“医方”有周家台秦墓简牍《病方》，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疗射攻毒方》、《胎产书》，武威旱滩坡东汉《武威药简》等。“房中养生术”有马王堆帛书《去谷食气》、《养生方》、《房内记》、《十问》、《合阴阳》、《杂禁方》等。
“古佚书”指亡佚的书籍，目前整理出来的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27章中16章为佚书）、《五行》（规模是郭店简《五行》规模数倍）、《九主》（又题《伊尹》）、《明君》、《德圣》、《经法》（又题《黄帝书》）、《十六经》、《称》、《道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等。
通过如上简单胪列，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大问题：
其一，战国秦汉简帛表意性、说理性及抒情性“大文学”文本的数量和体量远远大于记录性、叙事性文本。如上文本，除“历史散文”“司法案例文书”“故事题材”佚文主体为叙述性质外，其他各类整体上都可归入“表现性”或以“表现性”为主之列，当然，“历史散文”中的人物对话、“司法案例文书”中的裁决理由也有说理成分。其中，诗歌辞赋韵文体量虽不算大，但其是出土文献中抒情性纯文学作品的代表，《神乌赋》虽是讲述一对乌鸦夫妻遭盗鸟欺凌的故事，但鸟儿对话尤其两乌夫妻之间的深情表达毕竟将叙事冲淡了不少，其他作品的言志说理与抒情则自不待言。而33篇“问答体”诸子散文基本属于儒家文献，虽各有微量对话背景人物叙述文字，但都被问答说理文字所淹没，几可忽略不计。另18篇分别宣扬儒道法阴阳各家思想之文则更是典型的哲理或思想专论，更无一言叙述文字。其应用文中的“训诫体”“论说体”“格言体”“规谏体”自不必说，就“政令文书”而言，有任命公文，有奖惩公文，有裁决公文，有吏员的各色陈情之文，系统研读发现，虽各有叙述成分，但都是以陈述理由为主体的文本。而作为秦代各种律令和法令条文的“律令体”，为了强化震慑作用，每条律令或法令基本都以“毋敢”做什么冠于句首，如此，则绝大多数条文都改变了叙述性质，成为警示文本。比较而言，“日书”“医方”“房中术”文献作为应用性文体，其叙述性相对更强一些，但“日书”是为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出行谋事、种植安宅等日常生活推测吉日规避禁忌而著的。浏览其文本，择日多有理由说明和依违态度，更有“日书”本就是概括归纳预测方法的，如《筮法》、《楚诀》，所以“表意性”仍是其基本特征；“医方”虽然所开具体药方不少，如《五十二病方》，但也有不少内容是讲病理或各味草药药性和功效的，故整体而言“表意性”内容仍多于记述性内容；“房中术”也是讲养生理论与男女生活具体操作方法文本并存，后者篇目多于前者，但是理论文本篇幅巨大，如著名的《十问》通篇用形象比喻及韵文形式借黄帝等问答探讨阴阳和合理论，可谓一部“辞赋体”哲理专书，其体量超过几篇具体方法文本之和，《天下至道谈》也可作如是观。因此，综合审视此类文献，仍属于“表意性”文本。11部古佚书中，《春秋事语》之外都是子书，其形态特征不言而喻，而《春秋事语》则是一部春秋“时事评论”集，每章针对一事，皆涉诸侯王，全是批评，先三言两语简记事件，随之过录时人大段评论，或独语，或对话，揭其谬，陈其弊，意在规谏，形态特征同样不言自明。通过简析不难发现，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中的“叙述性”文本与“表现性”文本比重不可相提并论。
其二，战国秦汉简帛贡献的基本都是汉代之前的文献，并且是诸子文本及应用文文本，将大大改变汉前之“文”的现有存在形态。战国和嬴秦简帛自不必说，而出土于汉墓中的文本也多是抄写的先秦文献。如，作为文献大宗的马王堆汉墓简帛下葬于公元前168年，阜阳汉墓简牍下葬于公元前165年，银雀山汉简下葬于武帝初年，分别距汉代建国才34年、37年、60余年，依生活常识，墓主人生前喜读伴其一生而又随葬的书籍和单文，其至迟抄写于汉初是不成问题的。各文献整理专家依上列各主要佚文佚书文本抄写字体或避讳情况，多考证出了诸文诸书的大体抄写时间，依次确认有的抄写于战国末，有的抄写于秦火前，有的抄写于秦火后，有的抄写于汉初。即便抄写于汉初的文本，其文献也是源于先秦。同时，规模较大的“北大简”也被整理专家逐篇考证确认多为先秦文献。就“大文学”研究而言，正是这些划归先秦的成篇成书文本，形成了先秦“大文学”的核心内容，而没能划归先秦的其他汉代简牍如《居延汉简》及全国各地的散简，又恰恰多是些“非文学化”的或不成篇的边缘化内容，无关文学研究大体。这样，战国秦汉简帛客观上已为先秦贡献了体量甚巨的“大文学”及纯文学文本，弥补了秦火后传世“大文学”文本的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战国秦汉简帛的另一重要贡献还在于，其对春秋战国“大文学”文本形态特征的证明起到了同时代传世文本无法起到的作用。就传世文本而言，春秋战国之“文”的体量乃是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并存而又以诸子散文为重，但是，由上列简帛文本可知，简帛贡献的几乎是先秦及嬴秦诸子散文和应用文，将之汇入先秦“文”的总量，即便不将同时代铜器铭文计算在内，春秋战国及嬴秦“表现性”之文和“叙述性”之文的比重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将传世之“文”与出土之“文”合而并观，其整体呈现出的形态则是“表现性”之“文”独家主导的新局面。这才更接近该时期我国“文”的客观实际。
其三，战国秦汉简帛还为不少被定为伪作的先秦传世“大文学”文本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纯文学的辞赋，如收入《文选》署名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作品，自清人崔述提出质疑后，今人已将其定为伪作，并写入游国恩先生全国统编文学史教材，其基本理由则是作品体制风格和语言都与楚辞迥异，宋玉时代不可能出现散体赋。而马王堆帛书散体赋形式《十问》、银雀山汉简散体《唐勒赋》残简、北大简长赋《妄稽》等的出土，都为宋玉时代能够产生散体赋提供了实证，颠覆了否定者的核心理由，印证了《史记》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及《汉志》对宋玉赋著录的不虚。廖名春、徐少华、廖群、谭家健等学者又先后借包山楚简从地理方位和地名沿革方面正面提供了《登徒子好色赋》为战国末期楚人之作的证据。致使此5篇作品正式进入袁行霈先生新著面向21世纪全国统编教材，原教材修订本也重新注释予以说明。诸子散文，如今本《六韬》《尉缭子》皆被学术界视为汉以后的伪书，但银雀山汉简出土了这几部书的部分章节，证其并非后人伪作。因如前述竹简下葬于西汉建国60余年的汉武帝初年，在交通不便偏僻的山区，文献从都市流传至此，需要时间，墓主人因生前喜欢阅读陪伴一生而死后陪葬，又需要几十年时间，故其汉初抄自先秦典籍是正常的。又如《汉志》著录《孔子家语》27卷，未注明作者，三国魏王肃曾为其作注，故从唐颜师古至清四库馆臣均定其为王肃伪作，遂成定论。而阜阳汉简的木牍录有同于《孔子家语》体例的四十八篇孔子与弟子言行篇题，定州汉简《儒家者言》（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更有与《孔子家语》相同的内容，因此被李学勤先生视为“《孔子家语》原型”，王肃伪作说不攻自破。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随着西汉初年孔子受到重视，其本人及弟子言行也开始被广泛传抄传播，后孔安国汇集各家传抄本而成《孔子家语》，阜阳汉简和定州汉简即为其汇集前的部分内容。如此，则《孔子家语》虽编定于西汉，其所录孔门之言则是原始的，至于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增益改易则是古代典籍都普遍遭遇过的经历。再如《鹖冠子》，其在《汉志》中被归入道家类，自柳宗元斥其为好事者伪作后，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等遂确认其伪书。而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即《汉志》所著录“《黄帝书》四篇”的出土，证实两书有不少相类内容和文句，不论两书谁引录谁，当都是先秦古书则是毫无疑义的。由上可见，出土文献至少帮助我们为先秦增补了5篇传世辞赋作品和4部传世诸子著作，而这些文献又恰都是以“表现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文本，其对我们更客观地体认先秦“大文学”的形态特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观如上对殷商甲骨刻辞、两周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分析，并综合先秦传世文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以“诗”“文”为主要形式、以“表现性”及“抒情性”为主要形态特征的中国“大文学”，在殷商甲骨刻辞时代已具雏形，到西周铜器铭文时代已基本定型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战国及嬴秦简帛时代，这一中国“大文学”形态特征则已完全定型和固化了，以后各代的“大文学”主要是对这一形态特征的延续与丰富，如汉代镜铭诗歌作品的抒情表意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石刻的逐渐记事表意并重化，唐宋瓷窑瓷器诗歌完全抒情化，都是传世文献之外的出土文献“大文学”文本对汉前已固化的中国“大文学”表现性形态特征逐代延续丰富的实例展现。
更为令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先人不但通过“大文学”创作实践早在上古时代就创立并固化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再现性”文学特征的“表现性”文学形态，而且早在那个时代他们对这一“大文学”形态特征同样有了理论自觉。先人们在归纳提炼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创立出了表现性“大文学”形态特征的东方理论，这一贡献给人类文明的东方智慧也同样出现在出土文献之中，这就是上博简《诗论》。尽管学界对《诗论》的创作时代和作者有着诸多不同意见，或谓孔子，或谓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或谓孔门后学，或谓孔子曾孙，或谓接受春秋官学《诗》学的人，或谓战国专治《诗》学的南楚儒学经师。但这里要说的是，不论这篇理论名著出自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也不论其出自何人之手，都不妨碍我们对其理论价值的体认，因为其都属于上古时代，此其一。据《诗论》整理者通过高科技碳十四检测实验和树木年轮测算，都确认书写文字的竹简材料生成于战国中期稍微偏晚之时，那么《诗论》亦当抄写于这个时期，其理论的创制时间则自当在上至孔子下至此一时期的时间段之内。其二，不论《诗论》整篇创制于该时段之内的何人之手，都不影响我们对篇中“大文学”形态特征理论创立者的确认，该理论框架的建构者就是孔子。因为《诗论》中阐发这一“大文学”理论的三句话本就标明是“孔子曰”，即便是后人创制《诗论》时在这里征引孔子之言用以讨论问题，这三句话还是孔子的。其原话为，《诗论》第一简云：“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60]
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就是说诗歌的本质是言志的，音乐的本质是抒情的，“大文”的本质是表意的。很显然，这是孔子在系统全面总结归纳有史以来至他所处时代已生成的所有文体创作实践基础上作出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涵盖了当时“大文学”的所有文体，既是对其各体本质特征的分类揭示，也是对我国上古时期“大文学”基本形态特征的整体提炼，又是对我国民族特色“大文艺”或称“大诗学”思想体系框架的宏观建构，因为三句话既是分开阐发的，也是整体观照的，更是一个内在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有机整体。
其中“诗亡隐志”，既包含了作诗言志的诗歌创作论，又包含了观诗观志的诗歌功能论，还包含了赋诗言志的诗歌应用论，也同样包含了评诗论诗的诗歌批评论。尽管学界对《尚书·尧典》“诗言志说”产生时代的判断差别很大，甚至相去甚远的“西周初年说”和“战国末期说”同时写进不同的统编教材，但是对我们认识孔子“诗亡隐志”的理论意义不仅没妨碍，反而有帮助，两者不论谁早谁晚，谁影响了谁，都是上古先人的理论结晶，起到了相辅相成、相互发明的作用；同样，从《诗大序》、孔颖达至当代学者对其“志”之含义即是否含“情”的争论延续至今，其对“诗亡隐志”的理解也同样无妨而有益。因为《尚书·尧典》对诗的本质是孤立揭示的，所以其“志”是否含“情”很难说清楚，而孔子是作为一个系统思想体系阐发的，所以边界颇易说清楚。“诗亡隐志”之“志”就是指人的思想感情，孔子认为诗歌的本质特征就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其自然是理性的思想为主而感性的情感为辅，作诗者作诗的出发点如此，“观志观风”之统治者观诗的出发点如此，外交场合赋诗的外交官赋诗的出发点也是如此，诗学批评者的评诗标准同样如此，就是看通过作诗赋诗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愿望和感情诉求。这一揭示不仅是孔子对诗歌之抒情成分还不够充分、抒情诗还不够发达的《诗经》时代的文本实际体认的必然结果，是其对交场合赋诗言志的“用诗”之风盛行的时代现实体认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对当时诗乐一体而又各有表达方式之客观实际准确体认的必然结果。因为有“乐亡隐情”，以“声”为用的“乐”靠优美的旋律宣泄情感、感染听者，以“义”为用的“诗”则自然不宜也难以逾越音乐之界全然进行情感宣泄，其需要发挥文字的表意功能表达作者赋者的思想愿望。但是，如果作诗者借助诗歌所言之“志”全然不含情感，孔子认为那就应该去写“文”，用“文亡隐意”之“文”的形式去表达，这就是孔子所建构的“诗”“乐”“文”三位一体中国“大文学”“表现”及“抒情”理论的要义之所在。《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孔颖达“志情一也”之论，是抒情诗发展成熟之后的理论产物，应视为孔子“诗乐”理论发展丰富的自然结果。恰恰说明先人在上古时期就已创立的中国“表现文学论”一直在赓续绵延并不断丰富着。
相对于“诗亡隐志”或可能有稍早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赋诗以言志”、《尚书·尧典》“诗言志”作理论资源，或可能两者书写于孔子之时是与孔子的时代共识，或可能书写晚于孔子是对孔子观点的呼应，又相对于“乐亡隐情”或可能有春秋《纽钟》铭文“我以雅以南，中鸣媞好，我以乐我心” [61] 的“乐心”观念作资源，“文亡隐意”则先秦独见于孔子，既未见于先秦传世文献，也未见于汉代以后文献，这就更凸显了该理论的独特理论意义。“文亡隐意”是说“大文”是用来表达思想内容的。这既是孔子对除诗歌之外包括口头讲章在内的所有文体本质特征的揭示，只要是“文”，不论什么文体，其本质就是将意思表达清楚；也是对“大文”创作者的要求，既然写“文”或讲“文”，就要将内心的想法或道理表述清楚，越简洁、越精准、越条理越好，从甲骨文到铜器铭文，再到诸子，各种公文，甚或先秦“日书”“病方”无不如此，一部孔子口头讲章的《论语》更是如此；同时也是确立的以思想内容表达为主的“大文”评价标准，评价一篇“文”的优劣，其标准就是看其思想内容表达清楚与否。这就说明，孔子“大文”理论的根本旨归就在于从理论层面固化我国“大文学”的“表现性”特征。他区分“大文学”之“文”与纯文学之“诗”及艺术之“乐”的边界标准是含情成分的多少，“乐”全然抒情，“诗”思想为主抒情为辅，“文”思想内容表达，这是先秦应用文文本和诸子散文文本繁盛，抒情的文学散文未尚未走向独立时代所做理论概括的自然结果。还有一点尤为重要，综观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传世文本和出土文本，是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应用文体三者并存而又以诸子和应用为主的，传世文本和出土文本在孔子时代是都能见到的，即便《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如有些学者所说其成书晚在战国甚至汉代，但是其单篇肯定在孔子时代是流传着的，即便体量相对较小，孔子也无疑是读过到的。因为《论语》中孔子曾言及《书》《传》之类，甚至历代主流看法都认为《春秋》本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整理编纂而成，不可能不重视。并且以今天的纯文学眼光看，反而是历史散文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描述更具文学性。但是孔子在建构“大文学”理论体系时竟然将历史散文的“叙述性”特征有意忽略不计了，这应该是以他的体认标准，认为历史散文的言说和书写形式不能代表“大文”最为本质的特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在孔子看来，历史散文言说和书写目的根本目的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表达作者的历史观，因此“一字褒贬”的表现性“春秋笔法”就成了他对历史散文书写的本质要求，若如此，寓褒贬于历史事件记录之中的“表意”方式，则就成了孔子为历史散文制定的基本标准了。这不能不说其“大文”理论的深邃与周全。不管后人受没受到过孔子这一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历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历代文学理论名著都未将“叙事性”文学纳入评论视线之内，客观上就是对孔子这一“表现文学论”的不断固化，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才完全异于西方，也才独具民族特色和民族优势，也才贡献了中国智慧。因为“文”说到底就是为了传达对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深刻认识，为了传达“意义”的需要。
通过对出土文献尤其出土上古文献的“大文学”创作文本和“大文学”理论文本的研究，解决了传世文献自身难以解决的部分学术问题，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古代“表现性”“大文学”的特色优势，自然使本就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等。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17ZDA254）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3] 习近平：《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发言》，2015年11月3日，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104/c1002-27775505.html。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 颜晓峰、杨志国编：《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建党95周年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6] 颜晓峰、杨志国编：《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建党95周年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0月13日，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0月13日，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9]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10]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
[11]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1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14] 董作宾：《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二本 殷虚文字 乙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1949年，第232页。
[15]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册，第346页。
[16]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411页。
[17]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496页。
[18]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第1801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小屯南地甲骨》第9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24页。
[20]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749页。
[21]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749页。
[22] 《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第1831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册，第2589页。
[2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25] 《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第3703页。
[26]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3405页。
[27]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3387页。
[28] 《殷周金文集成》第6册，第5202页。
[29]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384页。
[30]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695页。
[31]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478页。
[32]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746页。
[33]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746页。
[34]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701页。
[35]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453页。
[36] 《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第5483页。
[37]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516页。
[38]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516页。
[39]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502页。
[40]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872页。
[41] 《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第2451页。
[42] 《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第1809页。
[43]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514页。
[4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45] 《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第2216页。
[46]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748页。
[47]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2740页。
[48]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49] 《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第2403页。
[50] 《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第2716页。
[51]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494页。
[52] 《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第1494页。
[5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页。
[54] 《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第5541页。
[55]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1488页。
[56] 《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第5486页。
[57] 《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第3404页。
[5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页。
[59] 《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第5541页。
[60] 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1期；对“文亡隐意”的字体隶定和补充考证又见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文亡隐意”说的文体学意义》，《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
[61] 商志醰：《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铭文释证》，《文物》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