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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文学史的建构而言，多从反思、批判、变革、转型等视角，着重在一代或一家的新变与开创之功。创新不易，传承更难，杜甫论诗有“不废江河万古流”、“文章千古事”之觉知，知天命之年更以“法自儒家有”、“诗是吾家事”自许，都可见杜甫回归经典而又能转益多师的诗学主张，至宋乃有“集大成”与“开诗世界”两种诠释杜诗视角。本文乃以杜甫“集大成”说为考察点，尝试结合思想与文学，溯源孟子提出“集大成”的典范意义，疏理杜诗文本及历代学者的诠释与传衍，重新省思“集大成”说的奥义及其文学史意涵。
关键词： 集大成；杜甫；儒学；诗学；文学史
最早提出“集大成”一词的，是孟子在《万章》篇论“圣”而提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并归结出“孔子之谓集大成” [2] ，成为思想史上的核心论述。而后人使用“集大成”一词，大抵从孔子“述而不作”说，结合《礼记·中庸》所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3] ，总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更细致的讨论，如清章学诚（1738—1801）在《原道上》提出“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 [4] ，把“集大成”归于周公而非孔子，因所集之对象与形态的差异，形成不同的阐释脉络。
在文学发展上，先秦《诗》《骚》是诗歌的两大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人以《诗经》检视《离骚》，乃有义兼《风》《雅》与非经义所载的争论。从六朝至唐初，《诗》《骚》成了经学与文学交会的重要诗学论题。杜甫在天宝十四载（755）《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提出“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 [5] ，融摄《风》、《骚》、陶、谢的异质交错，开启创作新境地。上元二年（761）在成都草堂作《戏为六绝句》，提出“不废江河万古流”、“递相祖述”与“转益多师”等具文学史观的见解；大历元年（766）居夔州西阁作《解闷十二首》，分别点出建构文学史的几个关键；同年秋移居东屯茅屋作《偶题》，首揭“文章千古事”而自陈“法自儒家有”，持续关注诗学史论题。后世多从其继承《风》、《雅》、《诗》、《骚》传统论之，如清冯班《钝吟杂录》以为“子美中兴，使人见《诗》《骚》之义” [6] ，王夫之则以“《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 [7] 同时而异见并陈，生发出更多讨论空间。
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如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从时代精神、家庭传统与个人禀赋阐释杜甫承担集古典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认定“只有杜甫”能戴上“集大成”的桂冠而不被认为僭越 [8] 。葛晓音《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指自汉到唐，“风骚都被看成汉赋到建安以后绮丽和哀怨文风的源头”，而初唐四杰和李白都以“大雅”、“正声”相号召，陈子昂所说的风雅传统主要取其比兴的示范意义 [9] 。郁白《悲秋：古诗论情》在第一章《病秋与圣人的漠然〉中具体指出“《诗经》和《楚辞》对于宇宙中之个体地位问题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认定从《诗》《骚》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相互冲突 [10] 。王文进《陶谢并称对其文学范型流变的影响──兼论陶谢“田园”“山水”诗类空间书写的区别》指出：“陶谢并称作为一组文学史的复合形式，本身即为一牵涉多元质构交缠的有趣现象。” [11] 都可见《诗》、《骚》、陶、谢的异质性，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论题。本文拟回归杜甫晚年自明的“法自儒家有”“文章千古事”，结合思想与文学，先交代孟子集大成说的提出与解释，主要聚焦在杜诗文本的诠释，再疏理后人试图透过对“集大成”的再诠释，提出反思并开展出新论点，以呈现“集大成”所映现的丰富多元观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学史意涵。
从德性讲“大成”，可从《易·井》谈起，“凿井而饮”是人类安居生活的指标，卦辞的“改邑不改井”，说明人类生活与社会可以有所变迁，而井则是不变的存在。孔颖达取法井体的有常不变，以此为“修德之卦”，疏云：
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此卦明君子修德养民，有常不变，终始无改，养物不穷，莫过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体有常，邑虽迁移，而井体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 [12]
井水养物养民，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井水不因人的汲取与否而减少或满溢，更重要的是常保澄澈洁净的水质，才能“养物无穷”。孔颖达更以“五谷之有收”解释“上六”爻辞“井收勿幕”的“收”，强调“井功巳成，若能不擅其美，不专其利，不自掩覆，与众共之”，自然就能“有孚元吉”，由此而有《象》辞的“元吉在上，大成也” [13] 。可见井功的大成，乃建立在井水养人润物的不专擅，为而不有，养而不穷，具备无私与众的开放性。
孟子的“集大成”说，是建立在比较伯夷、伊尹、柳下惠与孔子四圣差异之后，凸显孔子“圣之时”而提出的。兹将《孟子·万章下》所阐述的四圣言行择要列表如下 [14] ：
孟子从事君使民的角度，归纳出伯夷、伊尹与柳下惠的三种立身原则，连带而有进退出处的三种类型，乃至有伯夷的非其君而退处以待天下之清，伊尹的积极为天下人民谋福利，柳下惠的随缘自在，形塑出有所不为的“圣之清”，勇于承担的“圣之任”，以及宽厚诚笃的“圣之和”。至于孔子则不能单纯从事君使民的角度来看，因而先从去齐去鲁的行事谈起，得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立身处世原则，同时赋予“圣之时”与“集大成”的双重特性。先从“时”义来说，《易·随》《彖》辞云：
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15]
随卦乃上兑下震，震刚在下，兑柔在上，孔颖达疏解指出：“震动而兑说，既能下人，动则喜说，所以物皆随从也。”至于“天下随时”，强调要“以正道相随，故随之者广。若……以邪僻相随，则天下不从也”。而特云“随时”者，乃在强调“随其时节之义”“当须可随则随，逐时而用，所利则大” [16] ，可见天下随时的终久意义，就在刚者喜随，具有“正道”与“可随则随，逐时而用”的原则性与变动性。再就孟子所列举的伯夷、柳下惠，也出现在《论语·微子》论逸民，把伯夷归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把柳下惠归于“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孟子的伯夷清、柳下惠和，宜自此出。孔子很清楚表达“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17] ，可与不可原本是对立的，孔子以“无”凸显个人自主性的判断空间。又见《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18] 恰是绾结正道而有天下随时之义。因此，孟子标举孔子的可速可久可处可仕而提出的“圣之时”，就有指向终久广大的意义。
再从“集大成”的释义来看，孟子以“乐”为喻，“成”是古乐用语，一变为一成，《尚书·益稷》《皋陶谟》有“箫韶九成”，汉唐经学家注疏都以乐一终为一成，每一曲终必变更奏 [19] ，即孟子“大成”一词所从出。古代乐曲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物各出其音，称为八音。《尚书·虞书·舜典》记载帝命夔典乐，云：
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20]
明白揭示以乐为教的特质，固然要教导行事庄严谨肃的刚直简栗，但也要济之以温和宽弘的性情，还要有无虐无傲的自我节制力，如孔颖达疏所称“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 [21] ，更具体表现在可以言志的诗，有个人深刻的见解，在表达上要是具声律节奏的长言咏歌，换言之，要能以美好如歌的声音，表达最深远而真切的意见，有如八种各有特性的不同乐器，共同演奏出来的乐曲，彼此各自精彩而又能相应和鸣。乐教就在于发挥个体特质而又能够与众协调，道理如此，神与人自然也就能够借由敬事与降福，相互成全而使天下太平。孟子提出的“集大成”，即由伯夷的有所不为，伊尹的承担所有，柳下惠的无有所择，清、任、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执，凸显出孔子的惟时适变，如邢昺疏所云“可以清则清，可以任则任，可以和则和” [22] ，行所当行，无可无不可，如乐之相赞相节而不相夺，乃能八音克谐，由此推衍出“集大成”的理论建构：
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23]
金与玉属于八音中的金、石，金声坚实洪亮，有如智者的善于引导发扬；玉声清脆温润，有如圣者致力于浸润涵容。以射为喻，力能达于百步之外，中的与否则有赖于巧智，要能百步中的，必须同时具备力与巧。金声玉振，始终条理，兼具智巧与圣力的乐理，乃有乐教的直温并济、宽栗相成、可刚可简、无相夺伦的谐和感，具体实践在孔子见诸行事的可速可久可处可仕，由此而以孔子为“集大成”，正在于兼容并蓄与量时适变，故能坚实如金，温润如玉，极广大而致中和，所以能集先圣之大成而为万世师表。
唐代儒学的施行，以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集博学群儒之力而编纂《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成书，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颁行，更与科举考试结合，促成儒学的普及化，深入士人生命与生活。杜甫远祖杜预撰有《春秋经传集解》，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正当而立之年，以“十三叶孙”的身份写下《祭远祖当阳君文》，极力摹写杜预的事功与学问 [24] ，而“奉儒守官”更成为杜甫念兹在兹的家族绪业，即使以诗名家，晚年自陈依然是“法自儒家有” [25] ，由此来看杜甫的诗人自觉与诗歌创作，恰可进一步发明并印证“集大成”的文化创作力。
天宝九载（750），杜甫年近不惑而依然无闻，乃希“述者之意”而进《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三赋，有《进三大礼赋表》言：“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吁，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 [26] 犹以“不敢”依违激吁，守分待命自许。至天宝十一载（752）作《敬赠郑谏议十韵》，已能双拈事功与学问，隐然与杜预遥相呼应，诗云：
谏官非不达，诗义早知名。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27]
在谏官的与闻政事之外，首度提出的“诗义”一辞，要从“作诗之义”来理解，孔颖达疏《毛诗·序》的“一国之事”与“天下之事”，乃在采诗与赋诗者之外，从“作诗者”的角度言《风》、《雅》之别，指明《风》的作诗之意在“一国之政事善恶”，《雅》的作诗之意在“言道天下之政事”，两者都着眼于“政事”，直指作诗者的“取义”，在变雅为“王政得失”，在变风为“时政之疾病”，更直接提出“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诗人救世”的创作观。 [28] 由此来看杜甫的“诗义”，有回归《诗经》四始六义，以诗义与谏官并置，同具有针砭时政的救世功能。因此，杜甫紧接着拈出“破的”与“先锋”，恰与孟子的“射于百步之外”相呼应，除了要有百步中的所需之力与巧，更增加了置死生于度外的勇气。由此开拓的创作，乃能思出云物，巧夺化工，既精微又老成。言虽美郑，实为自许自重，杜甫虽有志未伸，事功难期，仍积极深化言道政事的诗义，以待时之心减却寒蹇之态。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说明唐诗发展从贞观末的“标格渐高”，至开元十五年（727）后而“声律风骨始备”，选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共计24位诗人、234首诗，所收以五古为主，更于《论》中标举选诗标准的超越性：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 [29]
综观殷璠论诗，“风骨”固然从建安诗来，更与齐梁以来讲究的声律相结合，使古体的雅调与近体的新声同时并存，文与质兼具，《风》与《骚》双拈，处处展现的异质共构、相互包容，激荡出更为壮阔而多元的创作力道。如傅璇琮分析所云：
与建安不同的，盛唐人所要求的风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力，而是一种表现民族自信心和创造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冲破传统、要求创新的激情，这是盛唐的时代精神，是那一时代国力恢张的表现。 [30]
这种不为传统所拘限的自信心与创造力，恰是盛唐国力恢张的激情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河岳英灵集》所选诗人大抵高才无贵仕，却丝毫不减其昂扬志气，虽未选杜甫诗，与杜甫的沈埋盛时，诗中依然展现出思律兼至、波澜老成，实可相互呼应，亦可见《随》卦“刚来下柔”的随时之义，与孟子论“集大成”兼具巧力的谐和感，共同体现出由兼容并蓄而大放异彩的创新力。由此来看天宝十三载（754）杜甫的《进雕赋表》，有云：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企及也。 [31]
杜甫除了申明承继“奉儒守官”的家族素业，更进一步阐述具开创性的个人志业，合述、作而言，志在“鼓吹六经”，也能发扬言道政事的作诗之意，虽不竞于先鸣，如晚年作《秋兴八首》所云“刘向传经心事违” [32] ，自省不免有未能如刘向专积思于经术的遗憾 [33] ，亦可见青壮之年杜甫乃积极致力于累积学养、加强表达能力，年近四十已有千余篇有韵的诗与无韵的笔。更从历史上找出同样以述作应世的士人，如扬雄（前53—前18）、枚皋等，探寻其指标性意义。史传称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34] 扬雄好古乐道而能斟酌其本，又具创新性思维而欲自成一家，有近于述的仿拟，也有反而广之的创作，既能与经典著作相放依，又能纵笔驰骋而挥洒自如。刘向子刘歆（前50—前23）《与扬雄书》即以《法言》一书为例，指“非子云澹雅之才，沈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精以成此书，良为勤矣” [35] 。《法言》虽属仿拟之作，却丝毫不掩其澹雅之才与沉郁之思，终能自致精彩。至于枚皋，善诙谐，才思敏捷，史传称其“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 [36] 。扬雄曾有“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则用枚皋” [37] 。都显示枚皋善于应事临场的应用文书。
孔子论《诗》，有《阳货》篇的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38] 。着重在个人的德性修养与知识学习；也有《子路》篇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9] 着重在参与政事的临场反应。杜甫由扬雄好古乐道的沉郁之思，与枚皋应事临场的敏捷才思，提出“沉郁顿挫，随时敏捷”的论述，即建立在创新知识与建立事功的志业上。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陆机《文赋》专论创作，既有“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经）之芳润”的类“集大成”体认，也有因应不同场合、主题、功能与文类的纷纭殊状，如具社会和伦理关怀的“诗缘情而绮靡”，具有攻疾和防患功能的“箴顿挫而清壮” [40] ，前者着重在情志深邃，后者要能转折明快。杜甫一则心许于“陆机二十作文赋”（《醉歌行〉），再则赞扬李白的“敏捷诗千首”（《不见》） [41] ，都可见杜甫的述、作双拈，兼具传经与事功，又特别着重在敏捷应世的随时能力表现，如《进雕赋表》所揭示的鸷鸟殊特性，有“搏击而不可当”的英雄之姿，更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 [42] ，借帝王所爱的雕，阐扬正色立朝的大臣之义。再如宝应元年（762）作《说旱》，面对冬麦黄枯的旱象，提出“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以决狱释囚为“众人之望也，随时之义也”，进而推阐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的结论，强调随时之义就在正道而行。可见杜甫的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建立在积学穷理的学问基础上，关切时事且对问题有高度敏感性，再以创造性的开放思维，尊重不同甚至相反的特质，找出彼此的联结，才能打破常规与界限，跳脱既有框架，重新演绎，呈现具多元价值的创造性作品。
孔子有言“后生可畏”，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43] 。对士人而言，四十岁是一个自我肯定与行事立功的关键。天宝十一载（752）到天宝十四载（755），恰是杜甫四十岁前后，进三大礼赋虽曾“一动人主”，却依然“沉埋盛时”，深恐“无补于明时”、“役役便至于衰老”，而“日夜忧迫” [44] ，积极求全而一再受挫，看杜甫在献赋中一再自揭“行四十载”（《进三大礼赋表》）、“年过四十”（《进封西岳赋表》）、“向四十载”（《进雕赋表》），可知其四十焦虑，乃更聚焦在传经与事功。唯在“经典”之后，士人如何再见锐精而成名传后？除了首度从作诗者的角度提出“诗义”，更向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从“正色立朝”的角度，提出扬雄与枚皋，将自我与古代典范人物合一，以沉郁之思，熟谙六经群言之要义，又能贵切时务，攻疾防患，适时作出迅速而合于正道的应对，切中事务的要点而发挥成效，展现出才人志士在应世时的多方面能力表现，同时也是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与实践。
更重要的，如何借由对经典作品的反复思考与重新诠释，探索不同的经典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上有何意义，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由此来看天宝十四载（755）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提出的“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自有其重要意义。诗云：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45]
五台，天宝时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为佛教名山。许十一当是居五台山石壁佛寺的学佛修行者。杜甫当时，融合外来佛教而丰富了本土思想文化的禅宗，已有长足发展 [46] ，以儒学为家族素业的杜甫，见到学佛的许十一，牵引出自己学禅的体验，是杜甫与佛学研究的公案的一个关键点 [47] 。
杜甫在诗中特别拈出的粲、可，指禅宗二祖慧可（487—593）与三祖僧粲（又作僧璨，—606），活动于北周武帝（560—578在位）灭佛期间，依唐道宣（596—667）《续高僧传》所载，慧可“外览坟素，内通藏典”，师事天竺僧达摩，从学“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而“就境陶研，净秽埏埴”，讲究在尘俗中的禅定智慧工夫。由于当时“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慧可深受“魔语”之谤，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乃能“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因应不同的对象与情事，善用“吟谣”或“奋其奇辩” [48] ，开示禅法清净之道，剖析世俗烦芜之见。由于慧可能够“自我调心”，居不择地，随缘化众 [49] ；僧粲有“谁缚汝”“无人缚”的公案 [50] ，应机施教，不受拘限，恰是禅宗发展初期的随时之义。杜甫所称“禅寂”，语出鸠摩罗什译《维摩经所说经·方便品第二》的“一心禅寂，摄诸乱意” [51] 。杜甫以儒者自许的锐意精进，志切时务而依然沈埋盛时，四十无闻的焦虑，借由慧可、僧粲的随缘方便，努力要让自己能够超越现实的纷扰与挫折，以获得心灵的澄明定静。杜甫诗中又引《易·蒙》的“九二，包蒙”，孔颖达疏云：“九二能含容而不距，皆与之决疑”，又疏“上九，击蒙”云：“处蒙之终，以刚居上，能击去众阴之蒙，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从也。” [52] 阐明处微昧闇弱之际，要能含容不距，而最终则要能以刚击去众蒙，自能欣然和顺。亦可谓善于自我调理。
杜甫以禅理与《易》学带引出与许十一的相逢，乃能相匹敌且相推许，成为“知音”，赞扬许十一诵诗，用《诗·大雅·板》的“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形容，昊天广大，日无不照，孔颖达疏“游衍”一辞为“游溢相从，终常相随” [53] ，可想知许十一诵诗的浑然天成，优游缭绕，洋洋盈耳，听者无不倾倒叹服。又以《庄子》论“捶钩”者的澄心凝虑，自然能够得心应手，不失豪芒 [54] ，比喻许十一诵诗功夫纯熟，由巧而进于道。又以军事用途的“鸣镝”为喻 [55] ，具有发号施令的功能，迅捷而严明，令人屏息谛听。接着“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二句，摹写出诵诗的极精微而又妙入造化，既迅疾而又力压雷霆，精微的感染力与磅礴的摧折力，不可思议地同时具现在许十一的诵诗中。杜甫由此脱口而出的“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乃合陶渊明、谢灵运、《诗经》、《楚辞》而言创作理念，四者各有所诣，而彼此非但不相枝梧，更能相形而激扬出各自的特色。
先就“风骚”来说，汉武帝独尊儒术，《诗》成为经典，汉人对《楚辞》的评论，是与《诗经》联结在一起，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以《离骚》义兼《风》《雅》，班固《离骚序》直指屈原“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另外许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56] 。王逸于《楚辞章句》直称《离骚经》，其《离骚经序》指屈原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犹依道径，以风谏君”，是以“《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又于《离骚经后叙》指明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57] ，学者称此为汉代一场重要的争论 [58] 。降及六朝，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汉魏四百余年的文体，有云：“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59] 虽以《风》《骚》为创作的共同源头，仍因赏好不同而在创制上出现“相诡”的现象。梁刘勰《文心雕龙》特立《辨骚》篇，归纳各家论《骚》或“方经”或“不合传”的“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虽肯定《楚辞》乃“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但仍有“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分辨 [60] 。至于钟嵘《诗品序》虽以四言诗“取效《风》《骚》，便可多得”，其论诗人体源，仍以源于《诗》或《骚》作分别，计出于《国风》者有14家，出于《楚辞》者有21家，而出于《小雅》者只阮籍一家 [61] 。都可见《诗》《骚》的判然分野。
唐初祖尚“风雅”“大雅”，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直言“文章道弊五百年”，感叹齐、梁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乃“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不作” [62] ；张九龄《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有云：“《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 [63] ；李白《古风》于天宝九年（750）反复唱叹“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64] ，不取怨刺愁思的变风、变雅与《骚》，独以大雅正声为尚。至于屈原《楚辞》，乃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所云：“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 [65] 以及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所称“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 [66] 。楚骚的华美文辞成了大雅不作、正声崩沦的罪人，而杨炯《王勃集序》所云：“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 [67] 更把儒学经典与屈原《楚辞》作了切割，李白虽另有“屈平辞赋悬日月”的赞叹，毕竟难与风雅匹敌。因此，杜甫提出“风骚共推激”，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再来看“陶谢不枝梧”，陶渊明与谢灵运同处南朝晋、宋易代之际，行事作风迥异，彼此诗文未见有往来之迹。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及诗歌发展，至南朝宋而“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摽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68] 。以颜、谢并举，略过陶渊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颜谢重叶以凤采”，《明诗》论及近代的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69] ，也指谢诗，同样不涉及陶渊明。钟嵘《诗品》评谢灵运“尚巧似”、“颇以繁芜为累”、“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70] ；评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71] ；可见陶、谢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入唐而有陶、谢的相互对举，如：
于是藉织草，挹清樽，咀芝树，浮兰桂，同谢客之山行，类渊明之野酌。（宋之问《宴龙浤诗序》） [72]
陶公愧田园之能，谢客惭山水之美。佳句籍籍，人为美谈。（李白《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 [73]
谢氏寻山屐，陶公漉酒巾。（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74]
初盛唐出现的陶谢并举，以山行、山水、寻山屐形容谢灵运，以野酌、田园、漉酒巾形容陶渊明，着重在对比的差异性极为分明。因此，杜甫提出的“陶谢不枝梧”，以斜生而相互抵触的枝条为喻，说明陶、谢并无扞格、违和之处。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759）作《石柜阁》有“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于代宗上元二年（761）作《江上值水如海势》有“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优游养志与放浪不拘，自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态，在述作上也各异其趋而自成一家，却在杜甫的想象中成为乐与数晨夕同游伴侣，预期可在彼此激荡中生发出更丰富的创作异彩。回到听许十一诵诗所归结的“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以骏马紫燕、翠驳比喻许十一，赞许其诵诗的独能腾逸远造而不烦改削。杜甫在一首即事吟咏的诗中，用了佛教的业白、禅寂、方便等专有词汇，同时也用了儒学包蒙、击蒙、游衍等词汇，又用了《庄子》的捶钩、军事用途的鸣镝来摹写诵诗，既精微又飞动所形成的张力，乃能超越古来论述而使《诗经》、《楚辞》、陶渊明、谢灵运得以相激相成，则“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既是比喻许十一，也是杜甫的体悟与自许，结语的“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诵者听者同有的寂寥之感，显得阒若无人而益见恢宏。中晚唐之后，佛教与儒学双修，风骚与陶谢并举，造诣虽殊而能不枝梧，相互激扬，形塑出异彩纷呈且绵延不绝的创作长流，大抵可见杜甫的影响力。
杜甫诗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是对论题的持续性关注。以诗学观点而言，首创“论诗”并呈现滚动式诗学论题，特别是弃官赴秦入蜀，已与京城主流创作拉开距离，在生活方式又逐渐向“农”靠拢而展开与“仕”的对话，乃至不避论争而开启更大的创作空间 [75] ，故能跳脱宫廷与京城主导的诗歌潮流，逐步形塑具文学史观的诗学论述。尤以上元二年（761）、宝应元年（762）之间在成都草堂作《戏为六绝句》，除了从“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一）、“杨王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二）展现述作的文学发展史观，提出“看翡翠兰苕”与“掣鲸鱼碧海”两种创作观，而有“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体悟，卒章乃云：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76]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递相祖述”固然具有文学发展中的传承性，惟若不能探源经典，则无法取法乎上而不免每况愈下。因此，杜甫提出“风雅”的经典性，并以此作为去伪求真的判别指标。又取《论语·述而》记孔子自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及《子张》子贡对“仲尼焉学”的回应所指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77] 可知孔子以善、不善、识大、识小皆有可师，学无常师，所以能集其大成，因而归结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论述。兼顾经典指标与多元学习，才能使文学发展在传承中有所增益，也唯有不断创新的典范，才能开创出源远流长的文学发展史 [78] ，在继承典范中注入新的创作生命。
至大历元年（766）居夔州西阁作《解闷十二首》，前三首以“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其一）、“为问淮南米贵贱”（其二）、“今日南湖采薇蕨”（其三）开端，多写僻远地区生活细节。最后四首写炎方进献荔枝，乃取张九龄《荔枝赋》所称“物以不知为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士无深知，与彼何异”之意旨，以新摘荔枝的“红颗酸甜只自知” [79] ，对照出劳人害马而远入京的荔枝，因过时而失去红艳成了“无颜色”，仍以僻远而导致传闻谬误，以见“知”之难。杜甫的巴蜀农耕经历，细数山禽、红果、溪女、白鱼、米、薇蕨与贡品荔枝，贴近农民生活与时新物产，因而能跳脱主流观点，关注“局外”与偏远的人事物。是以中间五首分咏文学事，其四写薛据的昔为部郎、今客荆楚，有“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以建安曹植、刘桢的好尚文学推奖文士，南朝范云、沈约纯以诗文赏爱何逊，对比出唐代文士由中央到僻远的两样情，政治影响凌驾在文学专业之上。其五写孟云卿：“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从历时性的视角，孟云卿论文上追苏李，因而能超越时俗，与“古人诗”相续而成为文学史长流。其六写孟浩然的“清诗句句尽堪传”，感慨孟浩然死后已成绝响：“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凸显创作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才能有与之相应的创造性诗语，具有流传价值的“清诗”，为文学史增添活水。其七自叙：“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诗歌创作不能无学，杜甫自述对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的“熟知”与“颇学”，“学”在于得其能事与用心；诗歌创作又不能无自家性情，陶冶性灵与反复推敲，尤不能忽略诗的口语性与音乐性。其八写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最传秀句寰区满”，而王维诗必需摆在蓝田丘壑，又有王缙表章雅集，才得以见“高人”“风流”之全貌 [80] ，使王维的高华精微成为文学史上的盛唐诗代表。五首诗分别点出建构文学史的几个关键：一是文学的超越性，不受政治与地域的影响；二是文学的历时性，古今相续才能汇聚成文学长河；三是文学的创新性，结合生活体验才能创新诗语；四是文学的专业性，要能学也要有自家性灵与辛苦琢磨；五是文学的时代性，不同生活境遇与时代风气形塑一代诗风。
由此来看大历元年（766）秋夔州东屯茅屋作五言排律《偶题》，开章即是具文学史意识的“文章千古事”，全诗四十四句，前二十句为理论建构，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騄骥皆良马，骐驎带好儿。车轮徒已斲，堂构惜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 [81]
开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二句，揭示文学的特质，在于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向所有阅读者开放，借由后来者的不同阅读视角与个人体会，引发出的叹赏、品评、拟作或后续创作，形成历时性对话的机制，进而形塑出具有批评性与原则性的理论建构，由此浮现出具典范性的作品，汇聚而成千古共有的文学史长河。“得失寸心知”是“诗无达诂”的创作体验，作者把独得之见锻炼成诗歌语言，一则向古人作品致敬并作出响应，二则跟自己的前作对话并作反刍，三则向后来者传递讯息并寻觅知音，古今相续而汇聚成文学史的长河。接着“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二句，即是肯定作者的独创性与经典性，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由此检视文学史上的作者，创作《离骚》的屈原之后，汉代佚名诗人群留下五言古诗的最高典范，魏晋名家辈出，至南北朝的益加绮丽，从文学流变的视角，才能掌握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发展与特质，由此提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取法前贤与创新典范，才能延续传统并且开创一代风气，成为兼具集大成与自成一家的作者。接着从学习者的视角提出“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杜甫既以儒家学者自许，又于开元十九年（731）以弱冠之年壮游吴越，乾元元年（758）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犹有“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之记忆，杜甫以“饥渴”形容曾当年肆力于多元学习的悸动，把顾恺之神妙画作与南朝风流逸兴镌刻成永恒的意象。由江左之“逸”上溯建安之“奇”，用一“病”字，有《论语》孔子“患不知人”、“患其不能”意 [82] ，韩愈《原毁》取以论古之君子责于身云：“不如舜，不如 周公，吾之病也。” [83] 有苦于无法达到建安文学之奇的创作焦虑，以騄骥骐驎形容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的纵辔骋节、望路争驱 [84] ，又引《庄子》论斲轮“得之于手，应之于心”，虽父子之间亦不能喻与受 [85] ，以及《书》的父作室而子弗肯堂、构 [86] ，更进一步以王符《潜夫论》的不欲彰显其名，蔡邕题邯郸淳《曹娥碑》而有杨修与曹操解读的迟速，都在阐释文学创作与诠释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杜甫从长时段观察文学发展，古来立言者虽多，可以流传千古的文章与作者，既要有作者独特的苦心孤诣，也要有能获得读者共鸣的实质内涵，可见名声的流传，一在文论家的品评，一在后学诗人的祖述，乃能有传承也有创新。在文学史中显影的旧制与清规，对建安诗人的任气使才，有虽未能至而向往之心，也时时记忆着南朝诗人的飘逸出尘，这两者对杜甫而言，都有着增益其所不能的互补与相成作用。后二十二句乃从个人的创作体验说，云：
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尘沙傍蜂虿，江峡绕蛟螭。萧瑟唐虞远，联翩楚汉危。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郁郁星辰剑，苍苍云雨池。两都开幕府，万宇插军麾。南海残铜柱，东风避月支。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罴。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土宜。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 [87]
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创作观，以抒情主体不能自已的身世之感，形塑出诗的抒情传统。杜甫更进一步提出“经济”，关注诗歌的现实性与社会性，即使漂荡客夔之一隅，仍是心怀唐虞、楚汉之治与乱，辨明中央与地方的不同问题，乃至内乱与外患的国防议题，都可见杜甫对经济长策的宏观见解。此外，也还有个人的经济问题，“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土宜”，离乡屡迁移的漂泊之感，因异地学土宜、稼穑谋生计，在创作上自然不以缘情绮靡为限，以贴近农民的生活琐事与质朴语言，创作出迥异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秀句高华，使土宜、种稻、树果、时蔬等农事成为关注的创作主题之一，把躬耕自得的田园欣豫拓展成忧生忧时的社会议题，入宋而有王禹偁许为“开新世界”，也有杨亿不喜杜诗而直呼“村夫子”，即是“得失寸心知”的最好脚注。王嗣奭《杜臆》评此诗云：
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诗》，而此篇乃其自序也。《诗三百篇》各自有序，而此篇又一部《杜诗》之总序也。“文章千古事”，便须有千古识力为之骨；而“得失寸心知”，则寸心具有千古。此乃文章家秘密藏，而千古立言之标准。从此悟入，而后其言立，可与立德、立功称三不朽，初无轩轾者也。 [88]
以文章为千古之业，千古文人之寸心皆有独知在，旧制清规共同形塑的诗统源流，即使柴荆稼穑而不以佳句胜，仍是千古事。参照杜甫作于同时的《宗武生日》有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89] 以诗传家，却不必拘泥于父作，另以“熟精文选理”开创更丰富多元的诗风。杜甫从不惑之年提出“风骚共推激”，到知天命的“亲风雅”“法自儒家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都可见杜甫回归经典而又能转益多师的多元学习，继述与开创兼具的文学史观，是杜甫既能集诗歌之大成而又自成一家的关键。
孟子论孔子“集大成”而有“金声玉振”说，杜甫夜听五台僧诵诗，一诗而兼摄合儒佛、风骚与陶谢，既蕴含以“集大成”为典范的意涵，又纳入禅理的随缘方便、定慧禅寂。由佛教的声闻妙谛，开启了梵呗与声律的联结，如宋·郑樵《通志·六书略·论华梵下》分辨华、梵有重字与重音之异所云：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书甚简，只是数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无穷之音焉。……华书制字极密，点化极多，梵书比之实相辽邈。故梵有无穷之音，而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彩；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 [90]
佛教传入中国，因梵书甚简所侧重的音有妙义，而对比出华书的制字密、点化多，乃各有所长，从而结合梵人的无穷之音与华人的无穷之字，发展出兼具闻与见的感知能力。近代域外学者梅祖麟、梅维恒即指出唐代近体诗律的演变，很可能受到佛经翻译中“偈颂体式”的启迪，对汉语诗律造成革命性的影响 [91] 。蔡瑜《永明诗学与五言诗的声境形塑》即从汉梵文化交流、音韵知识发展等历史因素，探讨永明诗律从呗赞、转读的曲折、韵逗获得启发，首开诗歌史上诗律和翻译互动的先声，认为理想的声律即是心声的外显 [92] ，都可见佛教的转读讽诵对近体诗格律形成的影响。
至于《风》《骚》与陶、谢的相互涵融，《风》的北方民间性，《骚》的士人理想性，陶渊明的结庐人境，谢灵运的赏心山水，异质交错所绽放的异彩，更展现出多元的诗歌创作力与诗学意涵。试以具陈情告诉性质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例，诗云：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93]
杜甫志切“奉儒守官”的家族绪业，却一再见阻明时，乃以儒冠误身的偏激语，凸显学优才敏的能力，诗赋可上与扬雄、曹植相匹敌，述作近得时人肯定，有可自得自重者。尤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二句，正见其学养深厚与才思敏捷，仇兆鳌注解特别指出：“胸罗万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张远谓识破万卷之理，另是一解。” [94] 以孔子晚年好《易》而“韦编三绝”为喻，杜甫读书既是知之、好之且乐不知疲者，又能识破万卷之理，又能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即是读书多而能不拘泥、不枝梧，志切时事而能随时敏捷。由此拈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是儒者志业，可谓驰骋古今，词气磊落，一扫儒冠误身的感愤，在转折中益显纵横壮阔。
由此来看杜诗的“文章千古事”，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已称杜甫“上薄风骚”而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 [95] ，论杜甫诗已具有“类集大成”的见解。北宋王禹偁《日长简仲咸》直称“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 [96] 。以杜甫与老子并称，相较于老子书的见根源，杜甫诗的开世界，具有时代开创性的意义。而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针对唐兴诗人“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的现象，特别标举杜甫的“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 [97] 。从诗歌发展的源流，阐扬杜甫的博大无穷。至于苏轼《书吴道子画后》（1085），以杜甫诗、韩愈文、颜真卿书、吴道子画都属于“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98] 。从“变”与“能”提出具时代性的新典范。秦观《韩愈论》乃推衍其义而首度以“集大成”论诗文，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极，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所作不及焉。然不集诸家所长，杜氏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仁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99]
秦观从“积众家之长”与“适其时”两个视角论述杜甫诗的集大成：前者强调能集诸家之长，自然能超越诸家而自成一家、卓绝千古。后者更引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而集大成之说，认定杜诗、韩文为集大成。可见秦观是以孟子“集大成”之说为指标，先有各有所长、各自名家的诗人，才有兼备众美的集大成诗人，开创出“适当其时”的时代新典范，既能符应时代需求、体现时代精神，也能开展出生生不息的创作脉动，就此而言，文学与思想是一致的。
另一位合孔子、杜甫而论集大成的是（清）叶燮《原诗》内编上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认为作诗者必先有“诗之基”，即诗人“胸襟”，有胸襟才有性情智慧、聪明才辨，然后才能“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并推举杜甫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100] 。叶燮从“胸襟”谈随遇发生、触类而起，因遇得题达情，由此生发忧生念乱、忧国忧时的才情见识，正是杜甫“沉郁顿挫，随时敏捷”的具体实践，亦即孟子所称“圣之时”的具体表现。叶燮由此提出：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 [101]
以“胸襟”为基的“随遇发生”，才能变化而不失其正，这正是杜甫超越其他诗人的关键。高、岑、王、孟四位诗人，犹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圣，各有其极至专诣，却未可语以变化。因此，叶燮以“圣而不可知之”的“神”来诠释“圣之时”，与杜甫听许十一诵诗而引《庄子》捶钩的“无不用”来解释“道”，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于“变化而不失其正”的随时之义。经由历代诗论家的诠解，集众家之长与适时能变而不失其正，使杜甫以诗与孔子共同成为“集大成”者，也未尝不可视为“不枝梧”与“共推激”的创作表现。
宋人以杜甫与孔子的连结，如王得臣以杜甫诗有“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涘” [102] ，黄庭坚以杜甫诗为“大雅之音”，作《大雅堂记》，认为杜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而意已至，必须“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才能“升子美之堂” [103] ，不同于秦观、叶燮论“集大成”在合诸圣众家之长，黄庭坚强调绾合《诗经》《楚辞》才能增加创作的深广度。姜夔《白石道人诗话》也从经典学习的角度作推阐：
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 [104]
相较于钟嵘《诗品》源出体系着重于《国风》与《楚辞》，姜夔除了新增源出于《颂》，也点出唐代诗人源于《雅》者，特别是把屈、宋的《楚辞》纳入《风》的体系，而以杜甫由兼备《风》《雅》《颂》而能兼及《楚辞》。至于元明之际的杨维桢（1296—1370），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作《李仲虞诗序》，有云：
观杜者不惟见其律，而有见其《骚》者焉；不唯见其《骚》，而有见其《雅》者焉；不唯见其《骚》与《雅》也，而有见其史者焉。此杜诗之全也。 [105]
杨维桢从“全”的角度论杜诗，以《雅》取代《风》而与《骚》并置，显然更侧重在诗的政治性，因而具有反映时代的“史”的特性，再结合近体诗的“律”来看，说明具备经典性根源而又能适当其“时”，是杜诗创作之所以能“全”的关键。凡此大抵由发明杜甫“风骚共推激”之意，以见杜诗兼擅能全，在推衍孟子“集大成”说以论杜诗之外，更增添杜甫诗意的阐发。
更有把杜甫诗提高到“经”的地位者，如陈善《扪虱新话》已提出：“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106] 而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1225）更指明：“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 [107] 以杜诗与儒家经典并列为学子必读书目。至于金人元好问《杜诗学引》（1225）所云：
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也。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 [108]
元好问在宋人的儒家经典之外，增加了佛学的“学至于无学”，因而扩大到九经百氏，使杜甫诗具有海涵地负、风起云涌之气象，浩瀚无涯而不可名状，虽不言“集大成”而实有过之者。清黄生《杜工部诗说·杜诗概说》开端即以“入杜诗如入一处大山水”为喻，以见其大；再以唐诗“一读了然，再过无异解”，对比出读杜诗乃“屡进屡得”、“未易遽窥堂奥” [109] ，以见其深，进而从“集大成”说杜诗，云：
杜诗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骚》《雅》，下迄齐梁，无不咀其英华，探其根本。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穿。如五都列肆，百货无所不陈；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材之所取者博，而运以微茫窈渺之思；其力之所自负者宏，而寓以沉郁顿挫之旨。以言乎大，则含元气；以言乎细，则入无伦；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此所以兼前代之制作，而为斯道之范围也与。 [110]
杜甫的“集大成”，由以人为主的“集众家之长”，纳入杜甫“风骚共推激”的《骚》《雅》，而“陶谢不枝梧”也扩大到齐梁，更益以五经三史，而以“英华”、“根本”与“博综贯穿”加以连贯，阐扬了杜甫融摄经学、文学、史学而为一的诗歌造诣。因此，杜甫诗既有列肆百货的民生日用性，也有大将用兵的防卫廓清力。杜甫的卓绝诗艺，又表现在平凡事物中蕴涵深微的道理，更以杜甫自许的“沉郁顿挫”来形容针砭时事所具有的张力。由此肯定杜甫集大成的制作，乃把“道”的范围推展到大含元气、细入无伦而充满天地之间。黄生对“集大成”的奥义，可谓推阐至极。
孟子论孔子“集大成”而有“金声玉振”说，正在于兼容并蓄与量时适变。唐代儒学的施行，孔颖达奉诏集博学群儒之力编纂的《五经正义》，更与科举考试结合，促成儒学的普及化，深入士人生命与生活。杜甫四十岁前后，虽曾“一动人主”，却依然“沈埋盛时”，乃更聚焦在传经与事功。除了首度从作诗者的角度提出“诗义”，更向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从“正色立朝”的角度，提出“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展现出才人志士在应世时的多元能力表现，同时也是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与实践。杜甫夜听五台僧诵诗，提出的“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一诗而兼摄儒佛、风骚与陶谢，既蕴含以“集大成”为典范的意涵，又纳入禅理的随缘方便、定慧禅寂，由佛教的声闻妙谛，开启了梵呗与声律的联结。而杜甫不惑之年提出的“风骚共推激”，到知天命之年乃有“亲风雅”、“法自儒家有”乃至“文章千古事”、“诗是吾家事”等觉知，都可见杜甫回归经典而又能转益多师的多元学习，继述与开创兼具的文学史观，是杜甫能集诗歌之大成而又自致千古的关键。
杜甫首开论诗诗风气，对论题又有持续性关注，学者已注意到杜甫论诗的文学史观。宋人对杜甫诗已有“集大成”与“开诗世界”两种诠释视角，更以杜甫与孔子的连结，把杜甫诗提高到“经”的地位，以杜甫诗与儒家经典并列为学子必读书目。在历代有关杜诗“集大成”的诠解，有从“积众家之长”与“适其时”两个视角论述；有以“胸襟”为基的“随遇发生”，论析杜甫诗的变化而不失其正；更有纳入杜甫的“风骚共推激”、“沉郁顿挫”，把“集大成”的奥义推阐到极致。观察后人试图透过对“集大成”的再诠释，在前人的诠释基础上，提出反思并开展出新论点，形构出更为曲折、也更多元的观点。就文学史的建构而言，多有从反思、批判、变革、转型等视角，着重在一代或一家的新变与开创之功。疏理杜诗文本及各家的不同论述，呈现“集大成”所映现的丰富多元观点，有助于探索“文章千古事”的奥义及其文学史意涵。
[1] 廖美玉，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曾任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台湾“中国唐代学会”理事长，现任台湾中文学会常务理事、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乐府学会境外理事等职务。
[2]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0，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176页。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3，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899页。
[4]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页。
[5]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3，里仁书局1980年版，第247页。
[6] （清）冯班：《钝吟杂录》卷3：“子美中兴，使人见《诗》《骚》之义，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于学古，所以能变也。此曹王以后一人耳。”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页。
[7] （清）王夫之著，陈新校点：《明诗评选》卷5，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评徐渭《严先生祠》，第243页。
[8]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9] 葛晓音：《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3 辑，2006年9月，第99—125页。
[10] [法]郁白：《悲秋：古诗论情》，叶萧、全志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1] 王文进：《陶谢并称对其文学范型流变的影响——兼论陶谢“田园”、“山水”诗类空间书写的区别》，《东华人文学报》2006年第9期。
[12]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
[13]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
[14]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0，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176—177页。
[15] 《周易正义》卷3，第56页。
[16] 《周易正义》卷3，第56页。
[17]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8，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166页。
[18] 《论语注疏》卷4，第37页。
[19]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益稷·皋陶谟》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孔颖达疏引郑玄注云：“成谓乐曲成也。郑云：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故《经》言九成，《传》言九奏，《周礼》谓之九变，其实一也。”（《十三经注疏》本）卷5，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72—73页。
[20] 《十三经注疏》本卷3，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46—47页。
[21] 《十三经注疏》本卷3，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46—47页。
[22] 《孟子注疏》卷10，第177页。
[23] 《孟子注疏》卷10，第176页。
[24] 笔者撰有《杜甫家族记忆中的两性典范与生存感知──兼论父党、母党与妻党的大家族观》，《成大中文学报》2014年第44期，第1—42页。
[25] 《杜诗详注》卷18，第1542页。
[26] 《杜诗详注》卷24，第2103页。
[27] 《杜诗详注》卷2，第110—112页。
[28]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1，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孔颖达疏引郑玄答张逸问“一人作诗”云：“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又疏云：“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第17—18页。
[29]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入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9页。
[30] 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第54页。
[31]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24（里仁书局1980年版）指出：黄鹤注以为作于天宝九载，朱鹤龄注以为“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仇注取朱说。第 2172—2173页。
[32]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第1487页。
[33] （汉）班固：《汉书》卷36，鼎文书局1983年版，《楚元王传·刘向传》：“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第1963页。
[34] 班固：《汉书·扬雄传》卷87下，第3583页。
[35]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1年版，《全汉文》卷40，第349页。
[36] （汉）班固：《汉书·枚皋传》卷51，第2367页。
[37] （汉）佚名：《西京杂记》（《四部丛刊》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卷3，第6页。
[38] 《论语注疏》卷17，第156页。
[39] 《论语注疏》卷17，卷13，第116页。
[40] （晋）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汉京文化公司1987年版，第25、71页。
[41]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3，《醉歌行》，第241页；《不见》卷10，第 858页。
[42]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24，《醉歌行》，第2173页。
[43] 《论语注疏·子罕》卷9，第80页。
[44]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24，分见《进三大礼赋表》（第2103页）、《进封西岳赋表》（第2158页）、《进雕赋表》（第2172页）。
[45]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3，第246—249页。
[46] （五代）刘昫：《旧唐书·方伎》记载后魏末有天竺僧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达摩传慧可，……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粲可之后，四祖道信（580—651），五祖弘忍（601—674）卒后，六祖慧能（638—713）为南宗。神秀（606—706）为北宗，传普寂（651—739），号七祖，盛极一时。鼎文书局1985年版，卷191，第5109—5110页。
[47]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引杜甫诗“潇洒共安禅”（《陪李王苏李四使君登惠义寺》）、“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以“双峰寺”指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所驻蕲州（今湖北蕲春）双峰山东山寺，七祖指北宗普寂。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06—208页。
[48] （唐）道宣：《续高僧传·释僧可传》，收入[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版，卷16，第550—552页。
[49] （五代）静筠编，张华点校：《祖堂集》《第二十九祖慧可禅师传》记其“或在城市，随处任缘；或为人所使，事毕却还彼所。有智者每劝之曰：‘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师云：‘我自调心，非关他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卷2，第74页。
[50]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第三十祖僧璨大师》记载：“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卷3，第 221页。
[51] （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经所说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方便品第二》，第539页。
[52] 《周易正义》卷1，第24页。
[53] 《毛诗正义》卷24，第636页。
[54] 庄子撰，钱穆笺：《庄子纂笺·知北游》记捶钩者的巧与道，云：“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三民书局1974年版，外篇，第180页。
[55] （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鼎文书局1985年版，卷110，第2888页。
[56] （汉）班固《离骚序》：“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虽不合经义，“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25，第611页。
[57] （汉）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大安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8页。
[58] 廖栋梁在《忠诚之情，怀不能已──论班固的〈楚辞〉观》指出：“汉代有过一场重要的争论，是由东汉年间班固（32—92）的一篇《离骚序》引起的，《离骚序》批驳了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离骚传》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这又引起了后来学界的批判，尤其在王逸（生卒年不详）的《楚辞章句》中遭到了严厉的驳斥，从而成为两汉文学批评史上的大事。”收入氏著《灵均余影：古代楚辞学论集》，里仁书局2010年版，第2页。
[59] （梁）沈约：《宋书》，鼎文书局1984年版，卷67，第1778页。
[60] （梁）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63—65页。
[61] （梁）钟嵘撰，王叔岷笺证：《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2年版，第69页。廖蔚卿《六朝文论·诗品析论》第三章《体源论的探讨》分析钟嵘的分体源流与分品关系，乃“上品以国风一支为主，中品以楚辞一支为主，下品则为流俗艳冶的新体余风。”《国风》一支代表文字雅丽内容含蓄而有风力之诗，《楚辞》一支代表辞藻绮丽而感情凄怨之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293—296页。
[62]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2003年版，卷83，第896页。
[6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九龄八》卷290，第1302页。
[64] （唐）李白撰，安旗、薛天纬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古风》其一，卷9，第885页；其三十五，第890页。
[6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王勃四》卷180，第806页。
[66]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王勃四》，《卢藏用》卷238，第1061页。
[67]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王勃四》，《杨炯二》卷191，第851页。
[68] （梁）沈约：《宋书》卷67，第1778—1779页。
[69] （梁）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时序第四十五》，第816页；《明诗第六》，第85页。
[70] （梁）钟嵘撰，王叔岷笺证：《钟嵘诗品笺证稿》，第196页。
[71] （梁）钟嵘撰，王叔岷笺证：《钟嵘诗品笺证稿》，第260页。
[7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宋之问二》卷241，第1076页。
[73] 安旗、薛天纬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18，第1817页。
[74]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8，第655页。
[75] 笔者持续关注相关论题，参见廖美玉《杜甫“归田意识”的形成与实践——兼论越界的身份认同与创作视域》，收入《杜甫与唐宋诗学》，里仁书局2003年版，第419—487页；廖美玉《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意义与效应》，《中华文史论丛》总第9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2页。
[76]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1，第898—902页。
[77] 《论语注疏》，《述而》卷7，第63页；《子张》卷19，第173页。
[78] 徐复观《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从文学与时代关系谈四杰的文学史地位，指出治文学史者应该留意：“大乱之后，政治统一，天下太平，一般人的生命，因得到了新的生机，新地希望，而富于乐观的气氛，由此所酿出的文体，总是偏于富丽宏阔这一面……此类文体，和仅以流靡见称的末世纪文学，貌似而实不同。”收入氏著《中国文学论集》，台中：中央书局1966年版，第140—176页。
[79] 简宗梧主编：《全唐赋》，里仁书局2011年版，第1册，第589—593页。
[80]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第1513—1516页。
[81]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8，第1541—1545页。
[82] 《论语注疏》，《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卷1，第9页）；《宪问》重申：“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卷14，第128—129页）
[83]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集·韩昌文集校注》，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卷1，第13—14页。
[84] （梁）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共同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成就一代的精彩。第83—85页。
[85] 钱穆笺：《庄子纂笺》外编《天道》，第111页。
[86]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周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卷13，第193页。
[87]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8，第1541—1545页。
[88] （清）王嗣奭：《杜臆》，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卷8，第261—262页。
[89]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7，第1477—1478页。
[90]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31，第351页。
[91] [美]梅祖麟、梅维恒：“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HJAS（51.2），1991，pp.375-470.）中译本收入氏著《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8—509页。
[92] 蔡瑜：《永明诗学与五言诗的声境形塑》，《清华学报》2015年第1期。
[93]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第73—80页。
[94]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第74页。
[95]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版，《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卷56，第601页。
[96]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册，《王禹偁七》卷65，第737页。
[97] （宋）宋祁：《新唐书》，鼎文书局1985年版，卷201，第5738页。
[98] （宋）苏轼撰：《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92年版，前集卷23，第306页。
[99] （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2，第751页。
[100] （清）叶燮：《原诗》，收入丁福保编《清诗话》，木铎出版社1988年版，第572页。
[101] （清）叶燮：《原诗》，收入丁福保编《清诗话》，木铎出版社1988年版，第574页。
[102] 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
[103] 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页。
[104] （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话》，收录于（清）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680页。
[105] 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106] 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107] 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页。
[108] （金）元好问撰，姚奠中等编：《元好问全集》卷3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
[109] （清）黄生：《杜工部诗说》，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110] （清）黄生：《杜工部诗说》，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