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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军事家，他的思想主要围绕“心”而展开，具体的思想有“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等，他的学问也被称为“心学”。王阳明的一生可谓集立德、立功、立言为一身。他的道德学问感召了一大批学者投入门下，其中有政界的，有学界的，有商界的，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他一生的经历波澜壮阔，讨伐南赣山贼、平定宸濠之乱与广西思田八寨，立下赫赫战功，对于一个追求圣贤学问的儒者而言，此等军功，实属罕见。他创立的心学足与正统理学分庭抗礼，他也成为近五百年中国思想史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对明代中期以降的思想界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更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不经一番寒彻骨，难得梅花扑鼻香”，伟大的思想家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王阳明而言，他的思想是千锤百炼得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2] 本节主要讨论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家族渊源、王阳明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学思历程，以展示阳明学成熟背后的丰富人生经历。
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因为守仁先生曾经在绍兴城外的山上筑造阳明洞，时人便称他为阳明先生。本书沿用学界的习称，为叙述方便，称先生为王阳明。
关于王阳明的出生，有一段著名的传说。据说他出生前夕，母亲郑氏已经怀胎十四个月。一日，他的祖母岑老夫人梦到了仙人在云中奏乐，并把一个孩子送给她。岑老夫人惊醒，却已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感到非常神奇，就给孩子取名为王云。乡里的人都在谈论岑老夫人的梦境，并称王云诞生的地方为“瑞云楼”。但奇怪的是，王云到了五岁都不会说话。一日王云与一群孩子嬉戏，有个僧人经过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3] 于是竹轩公给孩子改了个名，叫“守仁”，这孩子马上就能说话了。
这个故事我们不必去深究其真伪。但是有两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中国古人认为，对于关键的事情要持谨慎的态度。例如王阳明出生的这些奇特的事件，今人虽不必去争论事情的真伪，但是如果将这个事情还原到那个时代背景，这类的事情在古人看来是“天机”，要持谨慎的态度，不能大肆宣扬。《周易·系辞传》说：“机事不密则害成”，说的即是如此。我们抛开神秘的事件，代之以我们能接受的事情，亦是如此。例如一个企业有重大的决策部署，这个部署尚未成熟，可能会有很大阻力。根据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样的事情就属于“机事”，除了关键的决策者外，知道的人越多，可能对事情的阻力就会越大。这种观念虽然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然而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今天华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守仁”二字寄托了家族对王阳明的殷切期望。虽然史料上并没有直接说明为什么给阳明取名为“守仁”，但是王氏家族是个书香世家，取名这种事情不会草率了事。“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儒家的精神，恐怕就是“仁”了。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就说：“儒家之学在求仁”。 [4] 儒家思想认为，“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东西。儒家的宗旨就是实践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东西，即是仁。但是一般人很难做到时时刻刻在“仁”的状态中。孔子最优秀的学生颜回，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他的学生则是“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第六》）。事实上，儒家认为，每个人本来都具有“仁”的品质，圣人则时刻在这种品质中，举手投足都是非常顺畅的，用孔子自己的话讲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如此看来，给王云改名为“守仁”，其中寄托了对他深切的厚望。
王阳明出生于1472年，这一年是成化八年，他于1529年去世，享年57岁，这一年是嘉靖八年。王阳明半个多世纪的一生经历了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以及明世宗朱厚熜四朝。这一时期的大明王朝，饱受内忧外患。就内部而言，有三大问题。一是宦官当权，皇帝失德，导致明代中期以后官场党争不断，士大夫争权夺利，士风浸坏。二是藩王作乱，危害一方，例如正德皇帝年间的宁王朱宸濠之乱。三是民族问题，例如广西当地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就外部而言，大明王朝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蒙古部落的压力。王阳明的一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联。他少年时期考察北方边疆，盛年时期力斗宦官，平叛藩王之乱，中晚年致力于解决广西地区军事问题。时势造英雄，大明王朝所经历的历史背景磨炼了这位“三不朽”的传奇英雄。
在思想史上，明代中期以来，“程朱理学制度化后儒学异化、功利之风竞起弊端日益显现”。 [5] 在这样的思想史背景下，王阳明以“心即理”的方式，将儒家文化带回到内在的良知之学。但是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王阳明的心学遭到了上至帝王下至朝臣的排斥。但是，王阳明精妙的心学思想与他刚正不阿的精神也感染了一大批追随者。王阳明的后学们对大明王朝的政治、教育、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追溯王阳明的家族史，就会发现王氏家族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根据王阳明年谱的记载，王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西晋的光禄大夫王览。 [6] 王览以尊敬兄长闻名于世，是“二十四悌”之一。王览的兄长王祥在历史上更有名气。王祥是“卧冰求鲤”的主人公，是“二十四孝”之一，被认为是孝子的典范。但是，根据学界的研究，王家的始祖应该是东晋的王羲之。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但不是正系。 [7] 王羲之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曾作《兰亭序》，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兰亭序》受到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唐太宗甚至将《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和他一起下葬。后世可见的只是《兰亭序》的摹本。
王家的始祖最初居于山东琅琊县（今山东临沂），到了王羲之的时候，迁到浙江会稽山阴县（今浙江绍兴），经过数代，到了王寿的时候，家族后代迁到了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唐代刘禹锡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家就是王阳明的始祖，可见王家始祖的社会地位。
王寿之后，又经历了数代，到了王纲。王纲是王寿的五世孙。根据冈田武彦先生的说法，“王纲之后的诸位祖先的品行，都或多或少对王阳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8] 王纲是王阳明的六世祖，他与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是好友。当刘伯温还比较贫困的时候，就经常拜访王纲。刘伯温后来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明朝，便向朱元璋推荐了王纲。王纲因而被封为兵部郎中。后来广东地区有百姓起事，王纲被任命为广东参议，赴广东处理此事，不料被海盗所杀。王纲的儿子王彦达痛心父亲之死，躬耕养家，自号“秘湖渔隐”，终身不仕。王彦达的儿子王与准是个读书人，擅长《礼》与《经》。王与准生王杰，王杰不愧名人之后，在乡里有很大的名声。当时县学的教谕对人说，王杰好比是当今的黄叔度。 [9] 王杰著有《槐里杂稿》《易春秋说》和《周礼考证》，被时人称为“当世之第一”。 [10] 王伦是王杰之子，王阳明的祖父。他生性喜欢竹子，世称“竹轩先生”。王伦淡泊名利，德才兼备，二十多岁的时候，浙江各地的大户都争着聘请王伦当家庭教师。
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王华，他是王伦之子，王阳明之父。成化十七年，即公元1481年，王华进士及第第一名，就是通常所说的高中状元。有明一代，获得状元这一殊荣的人不过90人。 [11] 自王彦达以来，王家走向贫困，但是从王华开始，家族开始复兴。他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华为人至孝，在京为官时，听闻父亲竹轩公的病报，“日忧惧不知所为”，后来听到讣告，“恸绝几丧生”。安葬竹轩公后，在墓边结庐守孝。坟墓原本是虎穴，经常有老虎出现，王华也不畏惧。 [12] 后来他的母亲岑老夫人生病，他侍奉在前，十分孝顺。当时岑老夫人年近百岁，他自己也已经七十多岁。但是王华经常扮作小孩，逗母开心。
王华对王阳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一个例子便可看出王华对于儿子的重要影响。我们知道，王阳明后来因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造反，三代都被追封新建伯。王阳明本人也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华却对王阳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
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朋兴，祸机四发，前后二年，岌乎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穹官高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兹非其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 [13]
王华的话中对儿子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朱宸濠叛变，都以为王阳明死了，幸而大难不死。都以为平叛很难，结果王阳明也顺利平叛。但是平叛不久，王阳明就饱受诽谤。即便如此，王阳明还是一一渡过难关。经历种种困难之后，父子相聚，家人团圆。此时，王阳明也加官晋爵，这对家族而言无疑是个很大的荣耀。但是王华是个十分冷静的人，他明白盛极而衰、福祸相依的道理，劝诫王阳明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慎重。
王阳明听后，跪在地上说：“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14] 此时的王阳明也已经五十岁了，他曾勇斗刘瑾，遭遇锦衣卫刺杀，被贬贵州龙场，经历龙场大悟，创立阳明心学，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父亲的教诲，依然感到十分受用，可见父亲王华对他的影响。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的家族历史与家人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关键的时刻给予王阳明很大的支持。因此，王阳明的传奇人生与他同样传奇的家族历史是分不开的。虽然王阳明的家族文化与家人对王阳明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王阳明的成才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努力以及内心的一股力量。
王阳明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华高中状元。次年，王华迎请父亲王伦到京师赡养。王阳明就与祖父王伦一起出发去北京，那一年王阳明十一岁。这时候的王阳明就已经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天分。当时，祖父王伦经过江苏金山寺，与几个好友饮酒赋诗，但是可惜久久没能做成诗。在一旁的王阳明见状便赋诗一首 [15] ：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此诗文学想象丰富，审美意境高远，很难想象是由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所写。在座的人都大为惊奇，于是让王阳明再写一首《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就应道 [16] ：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首诗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王阳明的文学天赋，更是他精妙的哲学思考能力。由于山距离我们近，月亮离我们远，于是我们便认为月亮是小的，山比月亮大。事实上，这只是观察角度的问题。如果有人的眼睛和天一样大，那么看到的就是更为广阔的月亮与相对较小的山了。十岁出头的年纪便有了超越常识来思考的能力，实在是不同寻常。但是历史上所谓的神童很多，王阳明的奇特之处还不止于此。
十二岁的王阳明开始进入私塾读书，接受系统的教育。应该说，他的系统教育之路开始得比较迟。而且，年少的王阳明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好学生”的认知。他的性格是“豪迈不羁”的，父亲王华也常常为此感到忧愁。有一天，王阳明与同学在长安街上遇到了一个相士，那个相士对他说：“吾为尔相，后须亿吾言：须扶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17] 我们不必纠缠于胡须的长度与圣人的境界有什么关系，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位相士的话对王阳明的内心产生了重要的波动。年少的王阳明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每次看书都“静坐凝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王阳明心中似乎有了答案，但这个答案又不能十分确定，于是他向老师求证。他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 [18] 他的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 [19] 简单地说，他的老师认为第一等的事情就是读书中进士，乃至中状元。这位老师的回答无可厚非。当代社会很大一批读书人的理想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明代，读书人的就业路径比当代要窄很多，读书做公务员几乎是大部分读书人的理想。事实上，在明代读书中进士是具有高难度的一件事。比现在博士入学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还要难。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一统的朝代，疆域广阔，远迈汉唐。为了巩固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局面，“就必须通过制度把各地区的人才吸收到官员队伍乃至统治集团中来”。 [20] 科举考试在明代官员来源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到了后来，除少数特例外，一般情况下，不是进士就不能成为翰林，不是翰林就不能成为内阁学士以及吏部、礼部的长官。 [21] 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读书可以说是进入明代权力中枢最重要的途径。但是王阳明对老师的这个回答显然并不满意，他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22] 王阳明认为读书中进士不是第一等的事情，读书学圣贤才是。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并非排斥读书登第，而是把学圣贤看成第一等重要的事而已。正如对于一位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事业的发展使得人类生活的某个方面更加美好，虽然利润对于他而言同样也很重要。“学圣贤”三个字对于十岁出头且童稚未泯的少年而言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是“学圣贤”的理想从此在他的心中扎根。后来王阳明教人，也十分重视立志。他说：“大抵近世学者无有必为圣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脱耳。” [23] 可见要成就大事，必先立大志。如果不能坚定志向，心中可能有东西牵绊、舍不掉，就不能超脱，终其一生只能成为碌碌无为的俗人。无论想成就什么事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确目的。而且志向越高远，成就的事业越伟大，成就的人格也越高尚。
《传习录》开篇就对王阳明有这样一句评价：“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 [24] 从“不事边幅”与“豪迈不羁”两个评价可以看出王阳明洒脱与略带叛逆的性格。这从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进一步看出。
首先，少年王阳明对军事非常感兴趣。但是他的感兴趣与一般人的感兴趣不一样，他从小就表现出“知行合一”的特点。王阳明十几岁的时候，大明王朝饱受内忧外患，内有盗贼与叛乱，外有鞑靼侵犯，加之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大明王朝可谓危难重重。内忧外患给年少的王阳明埋下了深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古人云：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十五岁的王阳明已经有了一股“经略四方之志”。但是与一般少年不同的是，他不仅这样去想，而且还付诸实践。据《年谱》载，王阳明出游居庸三关，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进行实地调研，并细心研究应对少数民族侵犯的对策。一日，王阳明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并赋诗一首云 [25] ：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
六字题文尚不磨。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他六十余岁时仍然上书皇帝请求亲自带兵出征，一切以社稷为重，不求名利。王阳明做梦梦到这样一种景象，并且以一首诗歌阐发了他对这个梦的认识，体现了他少年时期的一股豪迈之气。当时国内有多处盗贼频发，甚至有人起兵作乱，王阳明多次想上书给朝廷，被其父王伦批评才停止。但是王阳明对军事的兴趣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二十六岁那年开始系统学习兵法。当时边疆频频传来战事，但是朝廷却推举不出优秀的将才。王阳明于是对大明王朝的武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认为当时的制度仅仅能够选拔出拥有骑射搏击等军事技能的军人，并不能很好地发掘具有统领才能的将帅之才。于是他特别留意军事，凡是兵家的书籍，无不精深地去钻研。当有客人在的时候，他常常拿果核来模拟阵仗。王阳明中年的时候以文人之身平定江西福建一带的匪患，又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绝非偶然，很多军事原理早已烂熟于心。而且王阳明也并不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人，这从他出居庸关考察便可发现他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王阳明遇到实战的场景时，能发挥出普通读书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才能。王阳明的这种性格可以说是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最生动的诠释。
其次，王阳明是一个敢于挑战礼教的人。照理来说，传统的书香门第应该非常讲究礼仪。但是王阳明似乎没有把礼仪当成很重要的事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比一般的读书人更加洒脱与勇敢。他后来敢于向当时正统的朱子理学发起挑战并最终创立阳明心学，也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婚姻是古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婚礼更是人的一生所要经历的礼仪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然而王阳明在自己的婚礼上却做出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情。弘治元年的时候，十七岁的王阳明去江西迎娶新婚妻子诸氏。诸氏的父亲诸腾和是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家也可谓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但是，就在结婚的当天，王阳明居然还有闲情雅致出外游玩。他来到了当地的一处道观“铁柱宫”，遇到一个道士在打坐。因为与道士讨论关于养生的学问，结果忘记了回家。诸府派了很多人出来寻找，最终都未找到，王阳明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我们从这件小事便可以看出王阳明身上的两个特性。第一，他对于未知的学问充满了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他忘却了世俗中那些被人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他有一种乐于求证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他“亭前格竹”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只要他认定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将其实践出来。这两种品格对于当代的企业家都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合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少年王阳明身上有一种不羁的品质，而这种不羁的品质有时候往往能打破思维的缰绳，创新思路，创造新的局面。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好友，他在王阳明去世后，写了一篇《阳明先生墓志铭》，对于王阳明求学的历程有一个简要的概括：“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26]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阳明学问变化历程也有一个概括：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 [27]
结合两者的观点来分析，王阳明在探索心学的路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圣贤学问日益成熟。
王阳明从立志做圣贤到开始实践圣学，乃是学思历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王阳明意气风发，文武结合。既有出边关考察的壮举，也有练习书法的细致。不过这个阶段，王阳明还没有真正发现实践圣学的方法。除了任侠骑射等方面，王阳明关注点主要在辞章与书法。古人写文章，注重辞章、考据、义理三要素。通俗而言，辞章可以理解为文学手法，即如何将文字表达得更美，偏重文字的艺术性，文学家大体属于此类；考据是研究文献等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相关问题，偏重文字的科学性，清代的考据学家大体属于此类；义理是指文字背后的内涵，偏重文字的思想性，宋明以来理学家大体属于此类。王阳明这个阶段比较关注辞章之学。另外，王阳明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对书法的练习。王阳明练习书法非常勤奋，一段时间内把几箱子的纸都写完了，一时间书法大进。不过他学习书法也经历过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他刚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只是对着古帖临摹，关注点在于字形。他在练习的时候不轻易落笔，而是凝思静虑，在心中模拟出字形，时间一久便通晓其中的方法。但是，他后来读到了宋代大儒程颢先生论书法的一段话，这段话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程颢说：“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28] 程颢先生写字时非常重视“敬”，目的不在于字好，而是在体认圣贤学问上。那么问题来了，目的不在于字好，这又是什么学问呢？王阳明于是体会到“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29] 王阳明发现，古人时时刻刻都在心上面用功。例如写字，目的不在写字，而是通过写字等日常事务，来锻炼心性，最终目的是为了成为圣贤。但是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字写得好也是自然而然的。根据年谱记载，这一年王阳明才十七岁，对于儒家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系统地实践圣学，还是下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王阳明开始实践圣学。这一时期，王阳明主要关注的是宋代以降的理学。上文提到，王阳明十七岁的时候在江西迎娶诸氏，便在江西住了下来。次年，王阳明十八岁的时候，带着诸氏回余姚。在路上，拜见了名儒娄一谅。两人谈到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娄一谅提到“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感到十分受用。年谱记载，“是年先生始慕圣学”。 [30] 虽然王阳明年少便立志成为圣贤，但是对于如何成为圣贤以及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圣贤还有疑惑。此次拜谒娄一谅，对王阳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成圣贤，似乎不是远在天边的幻想，而是可以脚踏实地去实践的具体目标。这一年，王阳明白天和同族兄弟一起读书，晚上则搜取各种经典、历史以及诸子百家的材料研读，常常到深夜。一起学习的人看他的进步这么大，常常自愧不如。 [31] 王阳明年纪轻轻，便立志学成圣贤，心思不往科举上用，但是文章自然进步。正如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关注点虽然在如何帮助员工更好地成长，如何使企业的产品更好地服务社会，但是利润也自然在其中。这一年，王阳明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察觉到自己平日爱开玩笑，于是端坐反省。和他一起学习的人不相信，王阳明便正色对他们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32]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十八岁的王阳明能够自觉省察身心的不足并痛改前非，这实在是十分可贵的品质。这一时期，王阳明阅读了大量宋儒朱熹的著作。朱熹的思想核心之一是“格物”。王阳明是个“知行合一”的人，于是他尝试进行“格竹子”，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33] 他开始反思辞章等并不足以通道，然而想求一个能指导自己的师友又找不到，于是王阳明非常苦闷。在实践中，他发现了程朱理学的局限性，他认为客观世界的物理与人心终究是两件事情，理学家格物穷理的方法似乎行不通。苦闷一久，连累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听闻有道士谈养生，于是开始有抛弃尘世入山隐居的想法。而这一年，王阳明才二十七岁。
第三个阶段，王阳明出入佛老，依旧苦苦追寻。三十岁那一年，王阳明游九华山。九华山是佛教的名山，供奉佛教的地藏王菩萨。三十一岁，王阳明在京的时候反省到一般人学习古文都是在名相中驰骋，对于学圣贤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他感叹道：“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34] 于是他请了病假，回到绍兴，在城外的山上铸造了一个阳明洞，练习道家的引导术。上文曾提到过，正因为这个阳明洞，他被人称为阳明先生，今人也习惯称他王阳明。据载，他练习道家的引导术能够产生常人所没有的一些特殊功能。但是他自己反省，这些事情消耗精神，并不是真正的“道”，于是他便放弃了这种练习方法。这个时候，他内心想到了他的祖母岑氏以及父亲龙山公，并发现这种念头生于孩提时候。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王阳明，“孝”的念头萌发，并指引着他重新融入社会生活中。于是他第二年便到杭州西湖边养病，重新思考入世的事情。王阳明虽然尝试了很多种学问，试了很多方法，但是苦于没有名师善友的指导，一直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苦苦追寻，不得要领。虽然如此，王阳明凭借自己的勤奋，一直在实践圣学的道路上努力。三十四岁这年，开始有人投入其门下学习。王阳明认为，学人只知道沉溺于辞章记诵等知识层面的学问，不知道有身心之学。于是，他教人的时候，首先教人要立下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王阳明是如此教人，他自己也是如此实践。正是少年时期立志成为圣贤的这种志向，支持着他在漫漫长夜中艰苦探索，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王阳明因仗义执言得罪了宦官刘瑾，被庭杖数十下，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王阳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一日，王阳明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学从此明了。十几年的苦苦追寻终于有了答案。关于龙场悟道的过程，将在本章第三节展开详细介绍。王阳明学思历程对于企业家的启示是：探索方向需要下苦功夫，需要时间，耐心是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