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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近接朱陆、远绍孔孟，对中国传统儒学有继承，有批判，更有创新，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其核心要旨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它们分别代表着阳明心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论。
首先，心即理这一学说，构成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基础。在传统儒学中，天理与人心往往截然二分。在《论语》中，子路曾经以鬼神与生死之事问及孔子，孔子回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1] 。可见孔子将人事与天道截然分开，并教授弟子首先要关注人事。而天道则是人模仿、效法和追求的对象，孔子曾表示“予欲无言”，子贡言：“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2] 可见，孔子罕言天道，将天道与人事完全分开。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亦是把人的心性与天道、天理分而为二。程朱理学向外格物穷理，将天理与人心分作两段。而王阳明从庭前格竹的实践中，得出失败的经验，领悟到通过向外格物，并不能真正求得天理。其实，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心即理。王阳明言：“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3] 可以说，阳明心学的心即理，是对朱熹格物穷理的直接回应。
心即理这一学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重大创新和超越。王阳明由传统儒学的天理与人心分为两段，转换到将天理收摄到人心上，得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这是对程朱理学的发展与创新，是王阳明在阅读朱子学说过程中，不断思索、体证而得来的。在心即理的思想中，有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等表述方式，以表述不同的情景。由此，心即理把天理、人心、万物贯通起来，皆收摄到人心上，形成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而且，在阳明心学中，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器物并非截然为二，而是融贯一体的。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追究物原子的形而上学不同之所在。阳明心学的心即理思想，将天理与人心收摄到心上，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器物贯通起来，这样便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
其次，知行合一这一学说，主要构成着阳明心学的认识论。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中国哲学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表述。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注重“行”这一维度。孔子重视行，在言与行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4]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5] 总之，孔子认为，行动比认知和言语更加重要。只有在实践行动中，知识和言语才能实现其价值。继孔子之后，儒家始终秉持重“行”的传统。荀子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6] 朱熹言：“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7]
总而言之，在知行关系中，无论是在孔子、荀子对行的重视与强调，还是朱熹认为知行相须、知先行重，同时重视知与行。可以说，在王阳明之前，儒家皆将知行分为两事。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其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8] 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建立在其心即理的本体论基础之上。而且，王阳明多次提出“知行本体，原来如此” [9] 。也就是说，王阳明将知行关系由认识论层面，追溯到本体论层面。知行合一下的知行本体，将知与行合二为一，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可以称作知行本体、知行之体、知行体段。在这层意义上，知行合一思想并非认识与实践关系中，指导人的认识与实践的方法论，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来之体或者本然之体会。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思想表明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不是截然分判的，而是相互贯通的。可以说，知行合一乃是传统心学工夫论的重要法门。
最后，致良知这一学说，主要构成着阳明心学的道德论。“良知”一词首见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10] 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良知良能乃是人天生所具有，不需要人为因素和外在条件；二是良知良能是道德实践能力，而非理性知识。而且，王阳明进一步将良知与孟子四端之心中的是非之心关联起来，王阳明言：“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11] 又言：“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12] 是非之心，乃是智之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虽然良知与智是关联的，但是并非西方理性主义下的理性智慧或知识，而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即在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中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大学》言格物致知，《孟子》言良知良能。阳明心学上承孟子传统，在吸取宋明时儒的四书学基础上，对《大学》三纲八目加以改造，构建起阳明心学的核心体系。如陈来教授所言：“阳明哲学在其形成时，就其基本思想方向来说，明显地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以来的心学传统。这个传统就儒学内部的历史渊源来说，主要根于孟学的传统。” [13] 继承孟学传统，阳明心学的良知主要代表人天生所具有的道德实践能力，即人天生具有为善的能力，致良知则将人天生具有的道德实践能力发扬出来，使得人人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本有的道德良知，也即人人皆可以成圣人。
阳明心学中富有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创新，由程朱理学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到达心、性、理三者通而为一，并收纳于心。由此，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立足于知行本体，人人皆可以致良知，人人皆可成圣人。由于阳明心学的实践特性和对传统儒学的世俗化改造，王阳明在世的时候，阳明心学就已经广泛传播，影响深远。跟随王阳明学习的弟子已经遍布浙江、江西、贵州等地，来自学界、政界、商界等领域。这些弟子当中，包含朝廷大臣、学者文人、贩夫走卒等社会各个阶层。杜维明认为：“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贡献一样深刻。” [14] 路德宗教改革，将信仰的权力从教会那里转移到普通人手上。信徒因信称义，基督教得以世俗化。王阳明使儒学的传授由官方性的儒生群体，转移到民间农夫、商人、乡绅等各个阶层。同时也将儒学的修习，由官方儒生知识分子的知识特权，转化成为普通老百姓都能通过儒学来锻造自身心性修养的学问。郭齐勇先生认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引发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15]
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们继续对阳明心学进行传承与解释，并发展成为明朝中后期儒学的主流，进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著名流派——阳明后学。《明史·儒林传》形容阳明心学为“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丝毫无夸张之意。据《明儒学案》所载，阳明后学包含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人、南中王门九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闽粤王门二人、止修学派一人、泰州学派十八人，总共八个流派，七十六人。除正宗流派之外，受到阳明心学影响或由阳明心学中发源而出的学者又有林兆恩、虞淳熙、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人 [16] 。有清一代，在官方政治统治的规训与学术思想内在的发展趋势的双重作用之下，朴学成为学术的主流，阳明心学的发展几无进展。
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为应对欧西哲学的挑战，在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中，开创出一种新的心学形态，可称之为现代新心学。郭齐勇先生将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贺麟、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看作现代新儒家中心学一派的代表。郭齐勇言：“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主张‘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炼’，他自己也说，其哲学体系中的‘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唐君毅先生讲生命的真实存在，讲心通九境，也包含着对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继承。” [17] 之所以心学成为现代新儒家回应欧西文化的思想资源，原因在于心学本身所具备的能动性、开创性、实践性。借助心学这种开拓性的思想，现代新儒家可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由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流派中，也只有心学的思想资源，能够堪此重任。出于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现代新心学借助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与范式资源，扬弃并超越了传统心学，创造出了具有心学基因的本体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为回应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还传播至东亚其他国家，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发展与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日本及朝鲜的文化特性，进而形成了整个东亚文明的某些特性。我们以日本为例，略作说明。据记载，在明朝正德四年，王阳明四十二岁的时候，日本五山大老之一僧人了庵桂悟，曾到浙江拜访王阳明。正是经由了庵桂悟，阳明心学与日本有了第一次接触，由此便拉开了阳明心学在日本传播的序幕。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主要经历了日本阳明学始祖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思想，以渊冈山为代表的主内省派及其衍生出的石田心学，以熊泽蕃山为代表的主事功派及其衍生出的“报德教” [18] 。明治维新之前，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借助阳明心学来团结下层武士和平民，开展倒幕运动。明治二十年后，日本又兴起了阳明学运动，关于阳明心学的著作、刊物层出不穷，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由此在日本民众的道德培育和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自传入日本之后，阳明心学与日本各时期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阳明心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道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阳明心学在东亚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阳明心学缘起于中国，逐渐传播并影响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在东亚各国的近现代思想发展史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东亚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阳明心学作为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建设等方面，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传统思想资源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