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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节从王阳明一生众多具有传奇特色的事件入手，探求王阳明的精神世界，以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路径有所启发。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同时他的一生也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王阳明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行动力。他的内心有一种对真理的渴望，并且把这种探求真理的内心冲动外化为实际行动。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身上有一种乐于求证的精神。一旦他认定了一件事，便会付诸行动，并全身心投入其中。这种精神也是一名企业家所需要的精神。在成功之前，企业家可能会经过漫长的奋斗之路。在奋斗的过程中，除了企业战略层面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实践当中，虽然这些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这种乐于求证的精神对于每位企业家而言都非常重要。“亭前格竹”正是王阳明一生中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这个案例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当时的王阳明尚处于人生探索期，他“亭前格竹”的举动更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共鸣。毕竟，没有多少人可以体验“龙场悟道”。
在对“亭前格竹”进行介绍之前，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背后的思想史背景作一简单梳理。王阳明“亭前格竹”这一事件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辩论——即：什么是“格物”。《大学》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56] 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57]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因其独特的价值被后世儒者尤其是宋儒单独列出来，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篇文献对宋代已降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认为从《大学》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古人为学的次第，学者通过这篇文献来学习修身，误差不会很大，而在他眼里，《论语》与《孟子》反而在其次。
从《大学》的叙述来看，儒家修身最后的落脚点在于“格物”。因此，对格物的不同解释会引向不同的学问路径。朱熹被认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而王阳明被认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中很关键的一点便在于对“格物”的不同理解上。朱熹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58]
朱熹认为人身上的“知”之所以不够，是因为“理”还没有穷尽。“理”是蕴含在天下万事万物中的，因此学者要通过接触天下之物，从“已知之理”渐渐扩充出去，求一个极致。他认为，只要功夫用得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事物中的条理无不穷尽，而心中的全体大用无不明晰。这是朱熹对于格物的理解。从朱熹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格物”理论含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精神。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学习儒家论著时，自然也绕不过朱熹的著作。《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遍求考亭遗书读之”。 [59] 在读书期间，自然就遇到了“格物”的问题。一般的学人恐怕只是脑中过一遍，好学者会去思辨而求取一个答案。王阳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想用亲身的实践去检验真理。后来，王阳明曾对学生们回顾了“格竹子”的经历。他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 [60] 王阳明首先就对一般人提出了批评。大家都说“格物”要学习朱熹（晦翁），何曾把他说的话拿去实践了？但是，他的做法不同，不仅与好友钱氏一起讨论格物的事情，而且还亲自去“格”官署里的竹子。 [61] 他们两人早晚去“格”竹子的道理。钱氏“竭其心思”，到了第三天便“劳神成疾”了。王阳明认为他是精力不足才会如此，因此他自己仍然坚持去“格竹子”。虽然早晚都在格竹子，但是依然得不到竹子的道理，到了第七天，王阳明也生病了。 [62] 王阳明“格竹子”的行为失败了，但是，他由此对朱熹的正统理学产生了怀疑，并萌发了自己去探索真理的冲动。
虽然，历史上的学者以及当代的很多学者都在批评王阳明的这一行为，认为王阳明“格竹子”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理解“格竹子”的方法；但是，批评王阳明的这些学人大多是在文字层面推演一个逻辑出来，“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讲理学最忌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面，作训诂条理的工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 [63] 王阳明“格竹子”的失败当然可以归结到很多原因，但是他做这件事情本身的确非常有意义。第一，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行动者。第二，他是一个敢于怀疑以及挑战固有权威的人。这两种精神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商界，都极其宝贵。后来，王阳明提出他在贵州那三年才真正理解了“格物”。他说：“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64] 在贵州，他体会到了“格物”的对象不是天下的事物，而是人的身心本身。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龙场悟道”一节加以进一步讨论。
“亭前格竹”的意义并不在于王阳明借此找到了真理，而是通过此事，王阳明向世人展现了追求真理的方法。他一方面学习已有的知识，另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实践，一旦实践失败，便立刻去反思总结，甚至敢于怀疑千百年来的“真理”，从而开创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新格局。事实上，西方思想界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同样具有这种精神，不同的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是客观的物理世界，于是西方文化的高峰产生了科学。王阳明的用功对象是人本身，因此产生了心学。我们发现，优秀的企业家身上往往也有这些品质。他们善于学习行业已有的经验，并有着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去将所学理论付诸实践，而且这种实践通常表现出全心全意、废寝忘食的特点。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企业家会及时调整自己，分析总结原因，及时寻找出路，有时候甚至要打破行业旧有的局限，开创一个新的行业格局。
上文提到，由于受到刘瑾的迫害，王阳明被贬到贵州的龙场当驿丞。但是，正如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所说：“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用这句话来形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过程，也十分契合。
王阳明在龙场可谓是困难重重。据载，龙场位于贵州的大山中，这里荆棘密布，有各种毒蛇虫蚁出没，而且该地有一种瘴气，对人的健康有很大影响。王阳明是浙江人，与贵州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不通，而懂当地语言的随从在半路上不幸去世。当时苦闷的景象可想而知，艰苦的外在环境加上语言不通，王阳明名义上虽然是来“当官”，赴任龙场驿丞，然而，事实上条件之艰苦与发配边疆无异。而且，他由中央兵部负责武官的品级、升调、功赏的正六品官员，一夜之间贬为龙场邮政管理局兼招待所负责人。“屋漏偏逢连夜雨”，王阳明来到龙场时，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一般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自暴自弃，但是王阳明不是，他在困难中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据载，当时王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只有生死的问题还没能解决。一般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最抛不开的恐怕就是荣辱的问题，而王阳明能够从中超脱，进而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这非常难得。王阳明于是“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 [65] 这时候王阳明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圣人处在这种境况下，有什么办法呢？《年谱》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66] 王阳明一天夜里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且心情十分激动，“不觉呼跃”，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钱穆先生对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龙场驿一幕，摧抑束缚，极风霜之严凝，虽还保存得他那种喷薄郁勃的活气，却不得不转换方向，使它敛藏闭蓄，反归自心；那时的他，才深刻而真切地认识了他自己的心与心之力。” [67]
那么，紧接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悟到了什么道呢？上述引文已经提到，王阳明所悟到的是“格物致知”的道理，就是从他当年“亭前格竹”开始就苦苦探索的道理，也是儒家修身的落脚点。他所悟到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年谱》记载：“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68] 换言之，人性中本来就含有“圣人之道”，常人与圣人在人性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并不是从外在的客观世界学到的，而是从内在的精神世界开发出来的。因此，有志于圣贤的人，要关注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开发，亦即后来王阳明所强调的“致良知”。
王阳明后来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于“格物”的看法，并被门人黄以方记录了下来。王阳明认为，以前的儒者把“格物”理解为“格天下之物”，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69] 他认为对于先儒的解释，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如果假设一草一木都有它们的道理在，如何去格呢？第二，如果能够格出草木等物理世界的道理，如何反过来“诚意”？王阳明四句经典名言传世：“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认为“格物”十分简洁明了，就是“为善去恶”。《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同时，《大学》指出修身的路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那么，王阳明是如何理解这个过程的呢？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所提到的“身”，包括耳、目、口、鼻、四肢等部分。修身就是要做到眼睛非礼勿视，耳朵非礼勿听，嘴巴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论语》记载了这么一篇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儒家的根本在于求“仁”，孔子对“仁”的回答之一，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王阳明的解释可以说是直接上承孔子。那么，如何在“身”上用功呢？王阳明说：
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 [70]
王阳明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心”是“身”的主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都有各种感觉功能，但是最终统领这些感觉的是“心”。因此，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王阳明认为应当时常体察自己的内心，让“心”没有不正的地方。“心”这个主宰一旦正了，那么，用在视觉上，便没有非礼的视觉。用在耳朵、嘴巴、四肢上也是一样。因此修身的根本在于正心。
但是，问题又来了，“心”的本体是至善的，那么“正心”要如何用功呢？王阳明认为，要在“心”的发动处才能着力。“心”的发动处就是“意”，因此真正有着落的地方是“诚意”。例如，一念发动在于喜欢好的，那便去落实喜欢好的这一念头。如有一念发动在于讨厌不好的，那便去落实讨厌不好的这一念头。如果“意”都是“诚”的，那么“心”哪还有不正的？
讲到“诚意”，王阳明认为诚意的根本在于“致知”。他说：“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 [71] 这里，王阳明讲到了他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良知”。按照王阳明的理解，人人都是知道自己的良知的。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知道的那个地方正是良知。但是人有一个很顽固的问题。知道好的，却不肯依照良知去做，知道不好的，却不肯依照良知去不做，这种情况就是良知被遮蔽了，也就是不能“致知”。因此，“致知”又是“诚意”之本。人人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良知，问题在于肯不肯把良知扩充到底。
但是，王阳明认为，“致知”不是悬空的，而是要在实事上做。如果“意”在于为善，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实践去为善；如果“意”在于去恶，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实践去除恶。“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 [72] “为善去恶”就是良知，因此王阳明认为诚意功夫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格物”。如果这样去格物，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王阳明认为，这种格物方法，“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73] 王阳明这一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居于何种身份，人人都能去实践，在修身这条道路上，人没有贵贱之别。
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悟到的道理似乎很简单，事实上也的确是很简单。但是，从另一面讲，人的良知被遮蔽得太严重了，道理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始终就是做不到。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74] 在他看来，人都能知道自己的良知，修身原本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难就难在不能致那良知。这就好比人起床时的那一念，继续倒下睡觉相比而言更省力，挣扎起床似乎更费力。但是，一旦起床了，获得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企业家身上的优秀品质，往往也会发现这些品质都是十分常见的。而差别在于，企业家往往具有高度自律的品质，会将自己认可的品质落在实处。而一般人可能就在头脑上过一下，所犯的错正是如王阳明所说的，“悬空”了，没有在实事上去“格”。
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王阳明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二地。出发之前，与弟子钱德洪、王畿论学，史称“天泉证道”。
钱德洪，浙江余姚人，又称钱绪山，是王阳明最得力的弟子之一，被人称为“王学教授师”，《王阳明先生年谱》正是由他编纂。王畿，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也是王阳明最得力的弟子之一，与钱德洪齐名。王阳明出征广西前，两人正在讨论一个重要问题。
王畿说：“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 [75] 他认为，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也是无善无恶的，“物”也是无善无恶的。如果说“意”是有善有恶的，那么“心”就不能说是无善无恶的了。钱德洪认为，心体原本的确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习染久了，心体上便觉得有善恶在，为善去恶，就是要恢复那本体的功夫。两人认为，阳明先生第二天将要出征，今天晚上可以去请教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接近半夜的时候，宾客渐渐散去，王阳明也准备进房去休息，发现钱德洪与王畿还在庭中等候，便出来一起到天泉桥上。钱德洪便把白天与王畿讨论的内容告诉了王阳明并向其请教。王阳明一听，非常高兴，说：
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7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两位得意门生的欣慰之情。他认为两位学生很了不得，其他学生中没有能够讨论到这个地步的。虽然两位学生在最后的观点上有所疑惑，但好在能够及时提问，如此我王阳明也可以安心出征了。两位得意门生如此一问，王阳明或许有些传道有望的喜悦。王阳明指出，两位学生要互相取长补短。王畿对于本体的体认比较深刻，钱德洪应该向其学习；钱德洪对于为善去恶的功夫体认比较深刻，王畿同样也要学习。两位学生应当互相取益，那么王阳明的学问就传之有人、了无遗憾了。王阳明的这句话很值得重视，它暗示着“天泉证道”中所谈及的内容就是王阳明一生思想学问的总结。
王阳明进一步阐释：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77]
王阳明认为，两位学生说得都对，但是都不全面。王阳明认为，人有根基差别，但是，无论是什么根基都可以悟入本体。第一种是利根，这种人可以直接从本源的地方悟入，马上可以体会到本体就是功夫。第二种人的本体因人的习气而受到遮蔽，因此要在意念上去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遮蔽渐渐少了，本体也就明亮了。他认为，王畿的观点适合接引利根的学者；钱德洪的观点适合接引一般学人。两位学生如果能够取长补短，那么王门就可以接引各种根基的学人了。如果各自执着一边，就有缺失。思想史上很容易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在伟大的思想家去世之后，他的后学们常常会互不服气，乃至互相攻击，以求证明自己的道统地位。朱熹的后学如此，阳明的后学也是如此。从王阳明对两位学生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其中既有传道之喜，又隐隐约约担心学脉分割对立。
王阳明说到此处，显然还不是很放心，又补充了两点看法。第一，世上利根的人不容易遇到。这类人虽然对于本体功夫一悟便能尽透，但是世所罕见。哪怕是颜回、程明道都不敢承当。因此不能轻易指望人直接用这种本体功夫。人心有积习，要引导他在良知上使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只是空想个本体，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78] 第二，向两位学生说明，今后讲学，一定要依照他的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79] 这四句话就是著名的“四句教”，可以说是王阳明对其一生思想学问的总结。在本体层面，王阳明相信“心”是无善无恶的。但是因为人有积习，因此意念发动的时候是有善有恶的。幸而人的良知是可以察觉这种善恶的，所要去做的就是为善去恶。他对两位学生说，按照这四句话去修身，可以“直跻圣位”，与圣人为伍。如果用此四句话来教别人，那就更不会有错了。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圣人，用功的方法都是这个。初学者用这个方法循序渐进而进入这门学问。直到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了，功夫也是如此。他又嘱咐，两位学生今后千万不能再更改这四句宗旨。这四句话对于任何根基的学人都能接引。不料，王畿全集中的《天泉证道记》将人分为上根之人与下根之人，用两种方法解释功夫与本体，在明代末年的思想界引来了重大争论。 [80]
天泉证道的第二日，王阳明从故乡出发，往广西进发，踏上了他最后的征程。钱德洪与王畿两位学生也随军为王阳明送行，一直送到了浙江省严滩（今属浙江桐庐县）。此处是汉代严子陵垂钓处，王阳明突发感慨，留下了一首诗 [81] ：
忆昔过钓台，驱驰正军旅。
十年今始来，复以兵戈起。
空山烟雾深，往迹如梦里。
微两林径滑，肺病双足胝。
仰瞻台上云，俯濯台下水。
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
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
过门不遑入，忧劳岂得已！
滔滔良自伤，果哉末难矣！
王阳明回忆正德年间平定叛乱献俘虏，经过此处而没机会登台。现在重新经过这里，却又是行军打战，兼有肺病足疮，不免有些感慨。
本章第二节已经提到，王阳明到达广西后，顺利解决了思恩、田州问题，当地动乱首领也主动投降。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在后来的《王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赞叹阳明为“武文兼资，仁义并行，神武不杀，是称天兵”。 [82] 解决了动乱问题之后，王阳明兴建学校，教化百姓。虽然比较好地处理了广西的战乱，但是王阳明的病情日益恶化，已经接近病危状态。于是，王阳明向朝廷说明情况，奏请回乡。然而朝廷圣旨迟迟不下，加上王阳明病情加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王阳明离开广西，朝故乡进发。行舟途中经过了伏波庙，于是王阳明便登岸拜谒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堂。四十年前，当王阳明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曾经梦过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当时的王阳明有经略四方之志并研习兵法。当王阳明叩拜伏波将军雕像的时候，想起了四十年前的梦，于是赋诗两首。其一为 [83] ：
四十年前梦里诗，
此行天定岂人为？
徂征敢倚风云阵，
所过须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
却惭无术救疮痰。
从来胜算归廊庙，
耻说兵戈定四夷。
想起四十年前的情境，王阳明觉得“宛如梦中”，他不禁感慨，此次广西之行更像是天意。
王阳明来到了广州，并在此休养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拜谒了六世祖王纲的祠堂。王纲是王阳明的六世祖，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推荐王纲为兵部郎中。后来广东地区有百姓起事，王纲被任命为广东参议，不料被海盗所杀。在王纲殉职的增城县，当地人民建立了王纲父子的祠堂。王阳明写了一篇《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以表达哀思之情。
王阳明也拜访了湛甘泉的故居。湛甘泉是他的好友，两人曾经在京师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王阳明当年在京师遇到湛甘泉后，曾向人称赞道，数十年未见这样的人。湛甘泉亦向他人说道，放眼望去，也没有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人。于是两人相交讲学。此时湛甘泉并不在广州，但是王阳明追忆其二人复兴圣学的情境，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题甘泉居》与《书泉翁壁》两首诗。《题甘泉居》的最后一句是“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84] 可见，王阳明此时的内心是安定而自足的。《书泉翁壁》最后两句写道：“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道通看行迹，期无负初心”。 [85] 人生难得一知己，此时王阳明内心感慨但不感伤。
王阳明的病情日益加重，此时他的身体因咳嗽与腹泻极度衰弱，并且遍身皆发肿毒。虽然王阳明坐立不安，但是他仍然十分憧憬回乡后与门人一起讲学的日子。他在绝笔信《答何廷仁》中提道：“果有山阴之兴，即须早鼓钱塘之舵，得与德洪、汝中辈一会聚，彼此当必有益。” [86]
病重期间，王阳明仍然不忘记教育后学。他给钱德洪、王畿写了很多封信，询问家乡后学的教育情况。并且，在此期间，他还给学生聂豹写了一封论学长信。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王阳明最关心的还是圣学的传播与人民的教化。
王阳明在广州再次上疏请求回乡养病，但是迟迟未得到朝廷的批复。于是，他从广州出发，北上江西。1528年11月25日，王阳明一行来到了江西的南安府（今属江西赣州），当时任职于南安府的门人周积来看望。王阳明坐起来，但是咳嗽不已。他问周积近来在学问方面怎么样了？周积一一应答并问老师身体如何。王阳明说，病情已经十分危险，所幸元气尚在，因此才没死。周积立刻去请医生抓药。28日晚上，王阳明问这是哪个地方？侍者回答，此处是“青龙铺”。第二天，王阳明找来周积，过一会儿，睁开眼睛和他说：“吾去矣！” [87] 周积泣不成声，问王阳明有何遗言。《年谱》记载王阳明微微一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88] 不一会儿，王阳明就瞑目而逝，享年57岁。阳明先生晚年有诗《中秋》一首，内容正好与临终遗言互相辉映。诗云 [89] ：
去年中秋阴复晴，
今年中秋阴复阴。
百年好景不多遇，
况乃白发相侵寻！
吾心自有光明月，
千古团圆永无缺。
山河大地拥清辉，
赏心何必中秋节！
这位被称为三不朽的传奇人物就此离开了人世。他留下来的这句话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军功，而在于心学。在生命的尽头，他的内心也因心学而安定。
王阳明去世之后，江西人哭声震地，如丧考妣。门人钱德洪、王畿原本在去北京参加殿试的路上，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立刻放弃了殿试。第二年11月，王阳明葬于绍兴城外约三十里的洪溪。据载，当时参加葬礼的门人有千余人。四方来观丧礼的人莫不哀哭。
王阳明的一生，传奇而伟大。他立德、立功、立言，被称为是真三不朽的人物。今人学习王阳明，不能将他神化，更不能将他丑化。他是一个人，他有感慨，他会生病，甚至57岁盛年早逝。他与普通人一样，都有生老病死。但他和普通人又不一样。当他的老师想着读书登第的时候，十几岁的王阳明想到的是读书作圣贤。当一般人都在袖手谈心性的时候，王阳明却全身心地去“格竹子”。当一般人将婚礼视为世俗中神圣的典礼的时候，他却因和道士静坐谈养生而忘了参加自己的婚礼。当一般人畏惧宦官刘瑾的时候，他仗义执言，“明知不可而为之”，被贬龙场。当一般人自暴自弃的时候，他却在艰难中悟出“格物致知”之理。王阳明顺境不染著，逆境不消沉，安住在良知中，最后光明而去。王阳明的学问很简单又深邃，没有长篇大论，直指人的本心，无论何种社会身份，都能去实践。有学者指出：“良知学不仅开辟了直指本心的心性修养路径，更借此明体达用，直指实践理想的经世向度。” [90] 但是他的学问又很难，不是难在学问本身，而是难在“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
王阳明的传奇的一生对于当代的企业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企业家奋斗一生，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哲学的一个终极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王阳明的选择是安住在良知上。良知知善知恶，王阳明的视听言动依良知而行，最终也是伴随着这颗光明的内心安详而去。无论追求什么，必须要超脱于名利恭敬，才可能得到安定。如果内心是依靠名利恭敬建立起来的，那么一旦外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内心也会跟着波动不安。王阳明之所以安然度过各种大风大浪，是由于他的良知；最后光明而去，也是由于他的良知。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可以说就是良知。
[1] [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上）》，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2]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2页。
[3]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5—1346页。
[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 张卫红：《敦于实行：邹东廓的讲学、教化与良知学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17页。
[6] 《王阳明全集》，第1345页。
[7] 《王阳明大传（上）》，第22页。
[8] 《王阳明大传（上）》，第33页。
[9] 黄叔度指的是东汉的黄宪，十四岁时就有人夸他可以与孔门高足颜回媲美。见《王阳明大传（上）》，第38页。
[10] 《王阳明大传（上）》，第39页。
[11] 李光军编著：《历代状元》，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目录第13—16页。
[12] 《王阳明全集》，第1536页。
[13] 《王阳明全集》，第1416页。
[14] 《王阳明全集》，第1416页。
[15] 《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16] 《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17] 《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18] 《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19] 《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20] 张希清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1] 张希清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11页。
[22] 《王阳明全集》，第1346—1347页。
[23] 《王阳明全集》，第1422页。
[24] 《王阳明全集》，第1页。
[25] 《王阳明全集》，第1347页。
[26] 《王阳明全集》，第1538—1539页。
[2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页。
[28] 《王阳明全集》，第1347页。
[29] 《王阳明全集》，第1348页。
[30] 《王阳明全集》，第1348页。
[31] 《王阳明全集》，第1348页。
[32] 《王阳明全集》，第1348页。
[33] 关于王阳明“亭前格竹”这一传奇故事的始末，本章第三节将进行详细讨论。
[34] 《王阳明全集》，第1351页。
[35]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王阳明大传（上）》，第106—110页。
[36] 《王阳明全集》，第965页。
[37] 《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38] 《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39] 对于各个部门的职权，可参考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上编）明朝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7年版。
[40] 《王阳明全集》，第1356页。
[41] 参见《明清政治制度（上编）明朝政治制度》，第115页。
[42] 《王阳明全集》，第1439页。
[43] 《王阳明全集》，第1353页。
[44] 《王阳明全集》，第748页。
[45] 《年谱》载此诗不全，此处转引自《王阳明大传（上）》，第227页。
[46] 《王阳明全集》，第1353—1354页。
[47] 张宏敏：《黄绾道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引言第1页。
[48] 《王阳明全集》，第1464—1465页。
[49] 《王阳明全集》，第342页。
[50] 《王阳明全集》，第343页。
[51] 《王阳明全集》，第1381页。
[52] 《王阳明全集》，第1400页。
[53] 《王阳明全集》，第1400页。
[54] 《王阳明全集》，第523—526页。
[55] 转引自《王阳明大传》（下），第230页。
[5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5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5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
[59] 《王阳明全集》，第1348—1349页。
[60] 《王阳明全集》，第136页。
[61] 关于王阳明“亭前格竹”时的年龄，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年谱》记载的是21岁，但是根据陈来教授的考证，“亭前格竹”应当发生在王阳明17岁时。见《王阳明大传（上）》，第72页。
[62] 《王阳明全集》，第136页。
[63] 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4] 《王阳明全集》，第136页。
[65] 《王阳明全集》，第1354页。
[66] 《王阳明全集》，第1354页。
[67] 《阳明学述要》，第50页。
[68] 《王阳明全集》，第1354页。
[69] 《王阳明全集》，第135页。
[70] 《王阳明全集》，第135页。
[71] 《王阳明全集》，第135页。
[72] 《王阳明全集》，第136页。
[73] 《王阳明全集》，第137页。
[74] 《王阳明全集》，第137页。
[75] 《王阳明全集》，第1442页。
[76] 《王阳明全集》，第1442页。
[77] 《王阳明全集》，第133页。
[78] 《王阳明全集》，第134页。
[79] 《王阳明全集》，第1443页。
[80] 《王阳明大传（下）》，第237页。
[81] 《王阳明全集》，第874—875页。
[82] 《王阳明全集》，第1543页。
[83] 《王阳明全集》，第1460页。
[84] 《王阳明全集》，第879页。
[85] 《王阳明全集》，第880页。
[86] 《王阳明全集》，第250—251页。
[87] 《王阳明全集》，第1463页。
[88] 《王阳明全集》，第1463页。
[89] 《王阳明全集》，第873页。
[90] 张卫红：《敦于实行：邹东廓的讲学、教化与良知学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