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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思想发展与他的政治生涯相互交织。他不畏强权，仗义执言，得罪刘瑾，被贬龙场。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间接促成了他的龙场悟道。他是一个文人，却屡建奇功，先后平定赣南匪患、宁王叛变与广西叛乱。因此，对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作一论述，有助于更加立体地把握王阳明其人与其学问。
在正式介绍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明代的中央机构，有些明代的部门与机构在下文会反复出现。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明代的中央机构已经比较完备，主要设有内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六科给事中等部门。其他如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鸿胪寺、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等也属于中央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也保留了一套中央的机构，因此南京也会有兵部、吏部等六部部门。但是提到南京的部门的时候，必须要点出“南京”二字，以别于北京。例如，王阳明后来就由于功勋被封为“南京兵部尚书”。若是“兵部尚书”，则专指北京的兵部尚书。南京各部长官的级别从原则上与北京各部的长官是平级的，但是由于分工不同，管辖范围也不同。在事实上，南京的部门要弱于北京的部门。例如南京的礼部，由于皇帝很少亲自到南京来，因此相较于北京的礼部职权被弱化了。对这些明代行政机构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王阳明政治生涯的变化起伏。
宋代以后，儒生中出现了一组矛盾，即圣学与科举的矛盾。 [35] 宋代以前，这个问题还不明显。宋代的时候，一些儒生将学习与实践圣人之学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例如北宋儒学的代表周敦颐就为了圣人理想而放弃了科举考试。儒生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圣贤。圣贤学问的根本是“修身”，一旦踏入仕途，就容易被官场的名利所左右，导致修身困难重重，甚至忘却了“修身”的本来目的。但是儒家主张经世致用与内圣外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想要建功立业，基本上还是避不开走科举与仕途的道路。不过，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活力不断提升，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企业建功立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千百年萦绕在读书人中间的这个问题。但是在当时，这的确是很多读书人所要面临的问题。王阳明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说：
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谋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举业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36]
王阳明认为有志于圣贤之学的人，如果把心放在求功名上面，那真的是南辕北辙，差别千里了。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不走科举这条路，哪怕是有圣贤的学问，也施展不开。那些通过科举来谋取私利的人，乃是由于他们的初心不在于圣贤的学问，而非科举制度本身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清楚，他的目的就是成为圣贤，科举与仕途只是他实现圣人理想的一个途径与方法而已。做到了这一点，他就不会被仕途的功名利禄所困。同样一个事情，不同的心态会决定这个事情的不同性质。例如对于现代企业家而言，判断一个企业家的道德属性不应该简单地看这个企业家赚不赚钱，而是要看这个企业家为什么赚钱、如何赚钱，以及最终如何支配所取得的财富。
王阳明很好地解决了心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在仕途中能够做到“越是艰险越向前”，经历各种风雨而不改初心。不过，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被贬龙场之时，在此之前，他的仕途还是经历了一番波折。与父亲王华高中状元不同，王阳明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
二十二岁那年，王阳明会试落榜，很多人都来安慰他。朝中重臣李东阳对他开玩笑：“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37] 王阳明立刻就写成。在场的很多人都惊为天才。但是有几个人认为，将来如果王阳明高中，恐怕会看不上他们。于是三年之后，王阳明再次落榜。当时有以名落孙山为耻的人，王阳明却安慰他：“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38]
上天不负苦心人，王阳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排名是二甲第七人。 [39] 我们知道，一甲是状元、榜眼与探花，仅有三人。如此看来，王阳明的科考名次还是很靠前的，他被分配到了工部工作。一踏入仕途，就进中央的部门工作，王阳明的政治起点还算比较高。当然，与他的父亲王华相比，的确存在差距。不过此时的王阳明还没有正式的头衔，中央委任给他的职务是“观政工部”，相当于在中央主管建设的部门实习一段时间。第二年，王阳明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被任命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为正六品的官员，负责云南地区刑事案件等工作。三十三岁，被任命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同样是正六品的官员。但是，由于负责武官的品级、升调、功赏等事，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
王阳明的仕途似乎一帆风顺，但是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临。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有的时候，苦难是一笔财富。这场考验发生在王阳明三十五岁的时候，当时明武宗登基不久，宦官刘瑾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掌握了国家大权，并将给事中戴铣、薄彦徽等人捉拿入狱，王阳明明知局势险峻，依旧上疏为戴铣等人据理力争，结果被庭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可以说，王阳明的政治生涯由于此事停滞了好几年。但是，这几年却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在这期间，他经历了“龙场悟道”，开创了阳明心学。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受聘主讲于贵阳书院，开始讲授“知行合一”的理论。这个时候，王阳明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太多地从事政治，但是从儒家传统来讲，也是在以另外的方式从事着政治理想。曾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一时期的王阳明可以说是孔子这句话的绝妙注脚。
正德五年，也就是1510年，刘瑾被除。同年，三十九岁的王阳明被任命为庐陵县知县。十年前，二十九岁的王阳明就已经是中央部门正六品的主事，十年后，年近不惑的王阳明开始从基层县令做起，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据说他主政期间不以刑法为主，而是“以开导人心为本”。 [40]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王阳明的政治理念与他读书学圣贤的理想可谓一以贯之。
他在庐陵知县的任上不满一年，就升任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四十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吏部是主管人事的部门，位居六部之首。这一年的十月，王阳明升任为文选清吏司员外郎，相当于是这个部门的副司长，为从五品官员。第二年，四十一岁的王阳明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是该部门的负责人，为正五品的官员。同年十二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太仆寺是负责马政的机构。南京太仆寺设有卿一人，为从三品官员，少卿二人，为正四品官员。 [41] 由于地处滁州，远离权力核心的纷扰，同时太仆寺少卿又是一份相对而言比较清闲的差事，于是在此期间，王阳明多与门人遨游讲学，从游的学人也日益增加。四十三岁的时候，王阳明任南京鸿胪寺卿，也是正四品的官员，不过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了。
四十五岁的时候，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又迎来了一次转变。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大致在今日江西、福建一带）等处。当时汀州、漳州等地有非常严重的匪患，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举荐王阳明到这一带消除匪患。在此期间，王阳明解决了困扰当地多年的匪患，于四十七岁那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
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四十八岁。这一年的六月，王阳明听闻朱宸濠造反，于是召集义军平叛。这在王阳明的人生中又是一次巨大的转折。平定朱宸濠始末，体现了儒者的责任担当精神与内圣外王的品格。本章将于第三节详细论述。
王阳明所处的政治环境比战场上的军事环境更加险恶，所以虽然他平叛成功，同时却惹来了一身的诽谤。可喜的是，王阳明都将这些困难一一化解。王阳明被称为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传奇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书生，而是一个在实践中经历百死千生而从容不迫的圣贤。五十岁那年，王阳明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嘉靖六年，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再度受命，去两广解决当地的武装问题。五十七岁，于归途中去世，至此他的一生画上了句号。王阳明曾对人说：“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工夫难十倍……” [42] 仕途中有太多的牵绊，太多的挑战。但是，对于立志学为圣贤的王阳明来说，仕途正好也是锻炼与检验他圣贤学问的绝佳场所。据说在王阳明八岁的时候，父亲王华给王阳明出了一个上联：“百尺竿头进步”。王阳明答道：“千层浪里翻身”。这副对联可以说是王阳明政治生涯生动的注脚。
王阳明虽然在圣学之道上苦苦追寻，但是就生活而言，在前三十多年的人生中，他从未遇到过特别大的障碍。他的父亲是状元，身居要职。他自己也通过科举进入了中央的部门工作，在事业层面可谓是顺风顺水。然而，就在王阳明三十五岁那年，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乃至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悄然发生。这就是得罪刘瑾，被贬龙场，并间接促进了“龙场悟道”的发生。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驾崩，朱厚照继位，次年改年号为正德。正德皇帝留在历史中的名声并不好，他在父亲去世之后，便宠信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八名宦官。这八名宦官的权力很大，时人称之为“八虎”。这八名宦官自幼服侍朱厚照，继位后更是想方设法讨皇帝欢心。正德皇帝继位时才十五岁，心智未稳，大学士刘健和谢迁等人看到刘瑾等人的做法，都非常气愤，于是劝诫皇帝远离宦官。刘健和谢迁是托孤重臣，刘瑾等人看到他们的上书之后非常恐惧，主动向皇帝请辞。这时，户部尚书韩文联合各部大臣上书，痛斥“八虎”的罪行。正德皇帝决定第二天颁布旨意，处死“八虎”。刘瑾听闻消息后，连夜召集“八虎”，一起到皇帝面前哭诉。他们诉说平日里自己如何对皇帝忠心耿耿，而其他人等对皇帝不但毫无功劳，反而还要联合起来陷害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于是正德皇帝改变了想法，不仅赦免“八虎”，还命令刘瑾掌管司礼监。
说到司礼监，我们要简要介绍一下明代的权力平衡模式。皇权与相权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不变的一对矛盾。作为皇帝，当然想把尽可能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皇帝毕竟精力有限，一个人如何能够将整个国家的事情处理好，于是他必须下放一部分权力，让文官去负责国家的日常运营，而自己掌握住最核心部分的权力。文官的首领是宰相，不同时期的宰相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高的，有时候反而能团结整个文官集团与皇权相抗衡，这也是历代皇帝的一块心病。他们既想牢牢掌握权力，又想有忠心的人为他们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明代对于这种问题主要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废除宰相。明代初期，朱元璋废除宰相，独揽大权。但是这种方式必须要皇帝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与事业心，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后世的君王难以为继，于是请了一些秘书为自己办事，他们渐渐演变成了内阁大学士。刚开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都是由品级不高的人当任，但是越到后来权力越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内阁实际行使的就是相权。不过，他们与真正的宰相还存有差别。内阁对于一个问题，只有“票拟”的权力，而没有最终批示的权力。这个批示的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每日要处理的公务太过繁重，皇帝的职责哪怕只是批示，也不一定忙得过来，如果遇到稍微懈怠一点的皇帝，这项工作就更完成不好了。但是皇帝又不想把批示的权力下放给内阁，这样无疑在事实上又恢复了相权。这个时候就要论及明代的第二个解决方法——任用宦官。宦官从小服务于皇室，他们的命运与皇室紧密相连，因此皇帝在心理上更加信任他们。此外，由于宦官的生理缺陷，不存在造反的可能，因此哪怕宦官权力再大，皇帝也感受不到威胁。古代皇权讲究名正言顺，如果宦官夺权，势必会引来天下人的反抗。如此，宦官便成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杠杆。因为明代没有宰相，因此明代的政治格局便成为皇帝、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三者的博弈。刘瑾之所以一个晚上便能说服正德皇帝，其中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便在于皇朝背后的权力博弈。而司礼监就是代替皇帝行使批示权的机构，刘瑾掌握了这个机构，便掌握了大权。
一夜之间，“八虎”的命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们决定谋划剪除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弹劾刘瑾，请求皇帝亲君子、远小人。刘瑾便将他们捉拿入狱。一时间，朝廷内暗流涌动，人人自危。就在此时，王阳明上疏为戴铣等人据理力争。他说：
君仁臣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不过少示惩创，非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43]
王阳明虽然仗义执言，但他却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他给皇帝的这段文字非常有水平。首先，他“表扬”皇帝，君王仁爱，臣子才会如此耿直。如果臣子都不敢仗义执言，那么皇帝就是不仁。王阳明把君王的“仁”与“不仁”交给他自己选择。其次，他指出戴铣等人本是言官，言官的工作就是弥补行政程序的不足，起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上疏只是在做本职工作，如果说得对，自然应当采纳，即便说得不对，也应该包容才是，这样才能广开言路。如果因为有不同意见而被拘捕，难免百姓不理解。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王阳明对皇帝的直接批评比较少，但是观点又十分明确，立场十分坚定。他提醒皇帝，如果不广开言路，以后就算有关于社稷安危的事情，可能都听不到来自官员的真实想法。
王阳明的上疏行为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坚守。从这个事情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身上有两点品质。第一，坚定的哲学理念。此时的王阳明虽然在实践圣学的道路上苦苦摸索追寻，但是从小立志学圣贤，十数年苦读圣贤书。虽说圣贤的道理一般人也懂，但是王阳明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知行合一的特点。虽然王阳明上疏替戴铣等人求情的时候，已经大致知道得罪刘瑾的后果，但他依然去做了，这便是难能可贵之处。春秋时期，有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而王阳明可以说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第二，理性的政治智慧。从王阳明上疏的措辞来看，王阳明不是海瑞式的莽夫，当然也不是朝廷中的厚黑之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用巧妙的文字阐明自己的观点。既给皇帝保全了形式上的面子，又在更深层次的地方给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他的语言中没有正面弹劾刘瑾，而是直接点名问题的根本，让皇帝广开言路。
但是即便如此，刘瑾还是大怒，给予王阳明五十廷杖（《年谱》说四十廷杖）的惩罚。王阳明在牢狱中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值得一提的是，牢狱中的条件非常差，但是王阳明还是心系圣学。他在《别友狱中》一诗中写道 [44] ：
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
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
据《年谱》记载，刘瑾怒气未息，派锦衣卫对前往贵州的王阳明进行追杀。阳明先生走到钱塘江旁，假装投入钱塘江中，而实际坐上一艘商船，随大风被刮到了一个地方。王阳明当晚来到一间破庙，在香案上睡了一宿。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有个道士进来将他推醒，说这是虎狼的巢穴，你怎么会没事呢？因此询问王阳明的来历。王阳明将事实全都说给他听。那位道士邀请王阳明去附近一座寺庙，在寺中见到了一个奇人。当年王阳明于新婚之夜出游，来到铁柱宫的时候曾经见过那个人。那人给王阳明写了一首诗 [45] ：
二十年前已识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君将性命轻毫发，
谁把纲常重一分。
寰海已知夸令德，
皇天终不丧斯文。
英雄自古多磨折，
好拂青萍建大勋。
那人鼓励王阳明，自古以来的英雄都遭受过磨砺，上天不想让斯文磨灭，于是派他来担当重任，王阳明应当迎难而上，建功立业。王阳明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想法。那人认为，如果王阳明选择归隐，将来可能会引来诛灭全族的祸事。王阳明为了家族，于是决定去往贵州龙场就任。有的时候，逃避很简单，但是面对更需要勇气。一个人苟全自身很简单，但是周全照顾家庭却很不容易。在生死危难的关头，王阳明选择了面对困难、承担家庭责任。他在此时留下了一首诗 [46] ：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此时心境超脱豪迈，他打开心结，决定去面对这一困难。当时，他的父亲龙山公在南京任礼部尚书。于是，王阳明前往南京拜见父亲。见罢，经过杭州，赴龙场任职。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他主要的政治功绩大部分都表现为军功。王阳明去世后，其门人黄绾上疏，陈述王阳明一生的四大功绩，这四大功绩是对王阳明政治生涯的很好总结。
黄绾，字宗贤，号石龙，浙江黄岩人。他为人中正，王阳明去世后，多次上疏为其师争取名分。 [47] 他认为王阳明的功绩主要有四：第一，平定朱宸濠叛乱；第二，解决南赣一代的匪患；第三，解决田州、思恩等地兵乱；第四，解决八寨问题。 [48] 以下按照时间顺序，对这四件事情分别进行介绍。
王阳明四十五岁的时候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当时汀州、漳州等地有非常严重的匪患，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到这一带消除匪患。王阳明到任后，便开始分析当前的局势。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王阳明幼年时就研习兵法，到任后就开始思考匪患的本质。王阳明不是一个空谈误国的书生，而是一个可以实际解决问题的人。他通过查阅各种资料发现，两三年前盗贼的数量是三千多人，他到任的时候已经有数万之众，短短两三年之间多了十倍，这是为什么呢？王阳明陷入了深入的思考。于是他采访各级官员，到群众中去访问父老乡亲，经过反复调研，王阳明终于发现了盗贼昌盛的缘由。他认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 [49] 王阳明发现，盗贼之所以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原因在于官府招抚的方法用过了头。而一旦有匪患，官府就采用招抚，之所以采用招抚，背后的原因是兵力不足。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兵力不足，当地政府不能解决匪患，一旦匪寇闹事，政府就采取安抚的方式。一些平民发现这种方式有利可图，便不惜以身犯险，加入匪寇团体，以谋取利益。而当地士兵的战斗素质可谓惨不忍睹。王阳明说：
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遗，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稛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 [50]
当地士兵的整体素质很差，平时不锻炼，没有战斗力可言。一旦遇到战事，拖拖拉拉十天才能集合。等到他们集合完毕，山贼早已满载而归。即便碰到山贼未退，当地的兵马也不敢与之交锋，一见即跑。政府也是没有办法，才用招抚的方法。王阳明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赏罚不分，导致当地的士兵没有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在于地方官员懒政。如果采用招抚的方法，他们就可以免除坐视不理的失职之罪，也可以不得罪当地势力。他批评这些地方官，刚开始的时候招抚，是不得已而为之，到了后面却不思进取，变成常策，导致盗匪两三年间增加了十倍。王阳明认为第二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当地的兵马情况。这些士兵冲锋陷阵而没有赏赐，退败奔逃没有处罚，那么谁愿意勇往直前去卖命呢？他认为“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赏罚的事情解决了，当地士兵的战斗力问题即可解决，那么匪患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王阳明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解决了三省数万匪患的问题。具体的剿匪过程此处不再赘言。值得关注的是王阳明处理问题的方法。他可以透过现象分析事情的本质，并且身体力行，进行广泛调研，而且他深知赏罚对于管理的重要性，这些品质与企业家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虽然解决了匪患，但是王阳明深知，对百姓进行教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他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教化没有到位。于是，王阳明趁着盗贼的暂时平定，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的时节，设立社学，以文化的力量教化一方百姓。根据《年谱》记载，时间一久，当地市民开始注重衣着的得体，礼乐与歌声闻于大街小巷，“渐成礼让之俗”。 [51]
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到南赣一代剿匪，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宁王朱宸濠的封地就在江西，王琼已经隐约察觉宁王暗中勾结当地的匪寇，有不臣之心。因此派王阳明到江西一带任职，正是出于有备无患的战略思考，防止宁王造反。剿匪期间，在王琼的帮助下，王阳明获得便宜行事的旗牌。在平定匪患之后，王阳明打算将旗牌交回，但是王琼为了防备朱宸濠的叛乱，以镇压福州叛军为由，让王阳明继续掌管兵权。果然，在赶往福州的路上，王阳明便听闻宁王叛乱的消息。
宁王的叛变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因太子早逝，于是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太祖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成为皇帝。太祖有两个儿子十分优秀，据说燕王善战、宁王善谋。这位善谋的宁王协助燕王一起争夺帝位。然而事成之后，两人之间的矛盾还是爆发了，宁王见形势不对，便称病久居于南昌府。朱棣没有办法，于是将宁王封到了南昌府。历代宁王在南方的权力都很大，到了朱宸濠的时候，更是野心毕露。原本藩王无权设立护卫，结果宁王却通过政治运转，数次设立护卫，并以护卫为名招募了大批勇健之士。这些都被王琼看到眼里，他判断宁王必定会反。
由于宁王谋反的举动越来越明显，因此朝廷中人也开始议论此事。最终，正德皇帝的决定是革去宁王的护卫，但是念及同宗之情，不对宁王用兵。宁王通过派出的探子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召集谋士商量，决定在各路官员来参拜的时候用兵威胁。当各路官员齐聚一堂的时候，朱宸濠拟了一个借口，说太后命他出兵讨伐正德皇帝，宁王的叛乱就此开始。
此时，王阳明身边只有百余随从，于是他来到了附近的吉安府。吉安知府伍文定请王阳明主持大局。王阳明一方面向朝廷报告了宁王谋反之事，另一方面积极筹备战事。王阳明运筹帷幄，向两广、福建、南京等地发文，通报上述情况。宁王的战略是攻取南京，而王阳明的战略则是攻击宁王的根据地南昌，这样宁王势必左右为难，应接不暇。果然，王阳明顺利攻克了南昌，朱宸濠于是派兵赶来救援南昌，双方于鄱阳湖展开战斗。据载，王阳明以一万多人的兵力对抗朱宸濠六七万人的大军，在死伤数十人的损失下，取得了鄱阳湖战斗的胜利，生擒朱宸濠。年近半百的王阳明在短短数十日内以寡兵平定叛乱，立下奇功，堪称王阳明政治生涯中的一大传奇。
然而平定朱宸濠一事只是开始，等待王阳明的挑战更在后头。按说王阳明平叛之后，朝廷论功行赏即可，不料正德皇帝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要亲自“讨伐”逆贼。正德皇帝一行给王阳明带来了很多麻烦。王阳明的军功招来了很多小人的嫉恨。这一时期，王阳明与皇帝身边的小人斗智斗勇。先是有锦衣卫来索取贿赂，王阳明只给了“五金”，锦衣卫十分生气，没有接受。第二天王阳明对那个锦衣卫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正德间下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区区意，只求备礼。闻公不纳，令我惶愧。我无他长，止善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锦衣知有公也。” [52] 王阳明这段话很有水平，首先，阐明自己十几年前就蹲过锦衣卫大狱，暗示自己不会被锦衣卫一吓唬便怕了。其次，将锦衣卫中经常索取贿赂的人予以严厉批评。最后，王阳明暗示如果对方咄咄逼人，自己将来可以用舆论与锦衣卫进行抗衡。据《年谱》记载，“其人竟不能出他语而别”。 [53] 这可以说是君子对抗无赖的一个典范。此外，许泰、张忠等奸佞之臣以搜捕余党为由，率领北军驻扎南昌，并且不断挑起事端，意图激怒并趁机陷害王阳明。王阳明却泰然自若，不为所动，而且对北方来的士兵以礼相待。时间一久，北军的很多士兵都被王阳明的人格所折服。许泰、张忠想让王阳明在北军面前出丑，于是提出和王阳明比赛射箭。王阳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三发三中。而且每中一箭，北军即在一旁欢呼。许泰、张忠大惧，发现人心已经偏向于王阳明，于是班师离开南昌。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整个过程可谓艰险异常。打仗的时候，敌众我寡，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已经颇不容易。无奈胜利之后，还要经受小人暗算，这是更大的考验。然而，王阳明都以他的智慧与勇气成功化解了难题，成为“内圣外王”的一个典范。“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史长期以来争辩不休的难题。究竟道德能否开出事功？王阳明以实际行动证明，“内圣外王”道路的可行性。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不仅要经受外部的考验，也要重视内部的考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要保持头脑冷静，沉着应对；二要宽以待人，积累群众基础；三要本领过硬，应对各种困难。
王阳明的另外两个功绩是解决田州、思恩等地兵乱以及解决八寨的问题。他的军功主要有此四件，一共出征三次，他的军功因此也被称为“三征”。第一征主要是以赣南为主进行的剿匪；第二征于江西平叛朱宸濠之乱。这两点上文都已讨论。第三征即是广西之征，主要是讨伐广西田州、思恩以及八寨、断藤峡的叛贼。
嘉靖六年，朝廷决定由王阳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去平定田州与思恩的叛贼。王阳明结束了在故乡讲学的安稳日子，出征广西。其实，田州、思恩之祸的根本还是在于朝廷的不当政策。岑氏一族是广西的土著，在当地势力很大，自明代初期以来就作为土官管理田州与思恩。嘉靖四年，政策发生变化，用流官代替土官。一旦有战况，流官总是让土兵作战，但是军功最后都归于流官。于是岑猛父子不满，起兵造反。朝廷生擒了岑猛父子，但是岑氏部下的头目卢苏、王受再次造反，攻下了田州与思恩。朝廷派四省大军去讨伐，都败退下来，于是命王阳明出征。卢苏、王受得知王阳明前来，又听说朝廷没有必杀之意，于是投降之心愈烈。王阳明到达之后，卢苏、王受率数万人归降。王阳明认为两人拥兵作乱，不惩罚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对二人进行了杖刑的处罚。但是处罚之后，王阳明来到军队对众兵加以安抚，归顺的军队万分感动，表示愿意效忠朝廷。王阳明写了一封《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分析了此次岑猛父子作乱的缘由，详细提出了解决两广边境问题的方案，具体有十项不能做、十项必须做，称之为“十患”“十善”。 [54] 与解决南赣匪患的思路一样，王阳明首先分析问题的起因，再加以妥善解决。不过，与南赣剿匪不同的是，王阳明此次不战而胜，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具足。一方面卢苏等人的确愿意投降，另一方面他们也信任王阳明的人品，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进了这场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的胜利。取胜之后，王阳明在当地兴建学校，教化百姓，并从其他地方调动教师来任教。可见，在王阳明心中，教育始终是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思恩、田州的问题持续了两年多，王阳明到来后，立即便得到顺利解决。然而，广西中部八寨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开始叛乱。大藤江两岸即是断藤峡，悬崖峭壁之间便是他们的巢穴。叛贼占尽地势之利，拥兵数万人，勾结周围各省的盗匪，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明朝英宗年间，朝廷曾派兵二十万人讨伐，但是退兵不久，叛贼又从巢穴涌出作乱。后来在明朝宪宗年间，土官岑氏也曾攻入八寨，但是仍旧不敌叛方，退败下来。其后再也没有人攻打这一带的叛贼。但是，王阳明会同刚刚归顺的卢苏部队，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八寨之乱。关于王阳明用兵之神，我们无需多言。《明史》对王阳明的事功这样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55]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阳明平定八寨之乱的指导思想。他告诫士兵此次征程的目的是平定叛乱，安抚民心，不是以杀人数量论功，也不能伤及百姓的一草一木。
王阳明的政治生涯经历过大起大落，担任过中央的官员，也曾被贬谪到地方；担任过文臣，也担任过军事统帅。他屡建奇功，拥有一颗仁爱教化之心，这种道德与事功的圆融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