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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事象，即湖北清江流域内由土家族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与民俗体育相关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成果的总和以及这种文化创造活动过程本身。
正确合理的方法体系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本书在总体上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以社会学、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的方法为依托，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到湖北省各高校图书馆及恩施州图书馆查阅有关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土家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同时通过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检索系统检索与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本书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另外在深入田野期间，到清江流域各县市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相关的地方县志、地方史料等资料，以佐证、丰富和充实相关研究内容。
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以获取大量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研究的需要，本课题采用多点田野调查法，主要选取了湖北清江流域境内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利川市、恩施市、宣恩县、咸丰县、建始县、巴东县、鹤峰县，宜昌地区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
访谈法是指通过与被访谈者进行口头交谈的方式收集调查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社会学与民俗学研究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本课题的访谈对象主要有三：其一是访谈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及其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征询有关本课题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及其研究可行性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其二是访谈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解本地域民俗体育项目的分布、技术特色、文化内涵等；其三是访谈相关文体部门负责人，以了解他们对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现状、传承与发展对策的看法，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
个案研究法也称“麻雀解剖法”，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对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本书中，根据清江流域土家族相关民俗体育的文化负载量，选取撒尔嗬、喜花鼓、摆手舞、肉连响、八宝铜铃舞、耍耍、草把龙、板凳龙、地龙灯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民俗体育项目作为个案，将其置入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空间进行深度描写，诠释其独特的技术风格与文化内涵。
全面搜集有关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文献，包括各种地方志、民族志以及民俗文化资料；将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置于特定的文化生境、历史场域及现实情境，从纵横交织的文化关系中理解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整体文化图景；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了解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点，探究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力图通过整体研讨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展示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整体文化风貌。
首先，在界定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基础上，揭示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诞育的生境，解析其与特定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其次，从民俗学与文化学的视角系统梳理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事象，微观上分析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所蕴含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功能，宏观上展现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整体文化图景，在此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民俗体育项目作为个案，从文化源头、技术特色、内容表现、内涵特质等层面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然后借鉴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探究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文化流变及其归因，揭示变迁背后所蕴含的规律启示。最后，探寻社会变迁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内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遇与挑战，寻绎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图1—1 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
已有资料显示，以往关于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研究多体现为对项目的挖掘整理，鲜少从学理层面去深入探究其文化内涵与本质。本书以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事象为切入点，揭示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诞育的文化生境，勾勒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的整体文化图景，诠释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流变规律与启示，探索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书在总体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以社会学、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的方法为依托，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相结合、系统整体与个案解析相结合，充分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田野考察、个案分析、整体研讨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特色与创新。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是“一门研究、理解人类文化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而探讨人类文化本质的学科” [7] 。在具体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多为远离“现代文明”的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偏远蛮荒的部落，其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田野考察法、比较法、参与观察法等。
在文化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几种较有影响的理论学派，诸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解释论等。其中，古典进化论学派是文化人类学史上的第一个理论学派，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的泰勒和法国的摩尔根，代表作分别为《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其基本观点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同自然界生物的发展规律一致，也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演变的过程，而造成这种普遍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心理具有一致性；传播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德国的拉策尔、法国的弗洛贝纽斯以及英国的威廉·里弗斯等人。传播论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主要是文化采集的结果，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 [8] 即“传播”是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特性，当一种文化形态形成后，便会向其外围进行传播，进而对其周边其他文化产生影响，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正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此外，功能论、解释论等其他理论学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作用。
“文化人类学的这些理论学派，对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茁壮成长。” [9] 本课题将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例如借鉴其中的传播理论，便可清晰地解释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在产生机制上与文化交融的关系，揭示其受汉族及相邻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影响的原因及表现。在方法上则可借鉴文化人类学经典的田野考察等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与可靠性。
“文化空间”一词自被引介到我国以来，便成为学界频繁使用、着力探讨的一个学术用语。“文化空间”也称“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它是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 [10]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颁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明确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以及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二是文化空间。
这里的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特指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在固定的时间内举行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泛指传统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的具体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文化空间；三是作为一种表述遗产传承空间的特殊概念，可以用于任何一种遗产类型所处规定空间范围、结构、环境、变迁、保护等方面，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学术内涵。 [11]
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境及其生成机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历史人文环境。各种仪式性民俗体育文化的展演，亦是依托清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所特有的时空场域而呈现的。因此，文化空间理论无疑将为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提供厚重的理论支撑。
一般而言，社会变迁泛指任何社会现象的变更，包括社会的一切宏观和微观的变迁，社会纵向的前进和后退，社会横向的分化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常态和异态变迁，社会的量变和质变，以及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变化等。 [1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口、经济、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社会变迁的类型多样，按变迁的规模可划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按变迁的方向可分为进步的变迁和倒退的变迁，按变迁的性质可划分为进化的变迁和革命的变迁，按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参与和控制的程度可划分为自发的社会变迁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13]
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 [14] “文化的稳定与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则是绝对的。” [15] 因此变迁不仅是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自其诞育之日起，便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推动与刺激下不断地重复着“解构—重构”这一变化过程，最终实现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本书在探究清江流域土家族民俗体育文化流变及其发展的过程中，亦离不开社会文化变迁相关理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