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学术，流派如林。如果从地域性考察，可以分成鲁学、齐学、蜀学、关学、洛学、朔学、湘学、徽学、闽学、婺学、浙学、滇学、黔学、陇学等。蜀学就是产生和流行于巴蜀大地的学术，长期与周边及中原学术互动发展。

巴蜀地区是人类文明又一发祥地，也是孕育中华学术的重要温床。这里不仅有嫘祖养蚕、大禹治水、蜀王五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互相禅代、巴将廪君以死护城忠君爱国等优美动人的历史传说，还有蜀师巴帅前歌后舞参与武王伐纣、戡定乾坤的旷世武功，以及考古发现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距今5万年左右的“资阳人”、距今5000—3000年的成都平原宝敦文化的系列古城。秦汉而降，巴蜀的地利和物产，更是统一全国和周济天下的物华天宝、质文并茂的“天府”，在这里演绎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孕育有源远流长的学术思想，即蜀学。

蜀学正式形成并初盛于两汉，然其渊源却可回溯至先秦酋邦时期。由于巴蜀地区与中原王朝联系的紧密疏阔程度不同，也造成了蜀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大致而言，蜀学在先秦酋邦时期，独自发明、独立发展；在秦汉郡县时期，领先全国，初显繁荣；在魏晋南北朝“偏霸”时期，得到持续演进，时见新奇；在隋唐五代“统合”不定时期，异军突起，风动全国；在两宋“路府”时期，全面兴盛，达至鼎盛；在元明清初行省时期，则相对低迷，偶见奇峰；在晚清民国“开新”时期，又全面振兴，影响世界。其中两汉、两宋、晚清民国，可视为蜀学的三大高峰。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哺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和蜀学精英，既有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巴金、李劼人等文学家，扬雄、蜀才（范长生）、卫元嵩、李鼎祚、房审权、来知德等易学家，苏洵、苏辙、张栻、唐甄、刘沅、段正元、吴虞等思想家，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刘咸炘、郭沫若、蒙文通等史学家，魏了翁、李石、虞集、杨慎、李调元、谢无量等博学之士，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改良派学者，严遵、郑子真、赵蕤、陈抟等大德隐士，张道陵、张鲁、杜光庭、圭峰宗密、马祖道一、破山海明、释通醉、王恩洋等宗教学家，李阳冰、黄筌、文同、杨朝英、王光祈、张善子、张大千等艺术家，唐君毅、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又有文翁、张纲、张浚、虞允文、杨廷和、陈以勤、陈于陛、张鹏翮等良吏名臣，张澜、邹容、张培爵、朱之洪、杨沧北、熊克武、黄复生、吴玉章、尹昌衡等辛亥首义人物，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等革命家。他们皆卓然振起，以天下为己任，既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真是杰才秀士，代有其人。

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献富省，历代学人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庞大、内涵丰富，而且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大而言之，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细而言之，备具诗词歌赋诸体。从内容上讲，举凡政治之兴替、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繁荣、军事之谋略、社会之变革，以及思想学术之精妙、高人韵士之风雅、地理民族之风貌、民风民俗之奇异，应有尽有，多彩多姿。从学术史上讲，不少文献具备历史首创、引领风骚等创新价值，如《连山》《洪范》之首著“阴阳”“五行”观念；《禹贡》之首定“九州”一统格局；“南音”之首开“二南”“楚辞”风骚；《山海经》之首著志怪风物；石室“七经”“蜀刻十三经”之更新儒家经典范式；《尔雅舍人注》之首启“雅学”；《太初历》之制订阴阳合历典范；《老子指归》之确立“道德仁义礼”核心价值观；《方言》之独继“ 轩”方语；《太玄》拟经以方驾“伏羲之易、老聃之道及孔子之元”；《三国志》之合和鼎足历史；《华阳国志》之奠定方志体裁；《陈拾遗集》《草堂集》之扭转大唐诗风；《花间集》之表率中华词坛；《道德指归》《长短经》《素书》之诸教合和、集杂成醇；《老子想尔注》之奠定道教哲学；《周易集解》《周易集义》《周易义海》之集成易林成果；《开宝大藏经》之首定佛藏雕印规模；《蜀王本纪》《蜀中广记》之重构蜀史体系；《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函海》之集成巴蜀艺文；《产宝》《十产方》之开创妇产科学科；《食性本草》之首开食疗保健；《海药本草》之首记域外灵药；《蜀本草》《证类本草》之启迪时珍《纲目》；《数书九章》之领先世界数学同行；《潜书》之倡言民主民本；《今古学考》之区别今文古文；《女神》《家春秋》之领袖新兴文学。如此等等，无不凿破鸿蒙，肇开新风，发于西南，化及四海。它们既是巴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思想学术的历史记录，也是巴蜀学人在各个时期、多个领域进行研究、思索和创新的集中展示。这些或由巴蜀学人所著，或记录巴蜀文化的文献，我们概命之为“巴蜀文献”。

综观蜀学历史及其文献内涵，无不闪耀出巴蜀学人的积极进取、推陈出新的勇气，大度恢宏、集杂成醇的气度，学术精深、文采飞扬的风格，以及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借由这些杰出人物、多彩文献、丰富思想、精致学术，便构成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蜀学。

本书共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至六章系蜀学源流及其文献的通论，重点介绍蜀学的产生与流变、历史与贡献，巴蜀文献的源流与类别，历史学人对于巴蜀文献的收藏、整理与研究等；第七章系蜀学要籍提要，精选百部蜀学典籍予以评述。

通过以上章节，庶可达到重温蜀学的历史与内涵，重审蜀学的文献与精华，重构蜀学的学术体系和文献体系，再燃“绍先哲，起蜀学”之雄心。了解蜀学及其文献，既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实现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希望借由本书所述，从对历史的回溯中以见学术之变迁，从对文献的考察中以见蜀学之精神，油然而生“睹乔木以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之情怀，“阐旧邦以维新命，思古贤而遗来思”之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