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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由四川省政府组织力量对民族问题、社会问题、文物古迹、图书收藏，进行多次调查，留下许多调查资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事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首先，表现在儒学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四川省社科院院刊《社会科学研究》开辟“经学研究”专栏，邀请冯友兰、李耀仙、钟肇鹏等著名学者，展开对经学家廖平的研究，揭开儒学研究和蜀学复兴的序幕。继而李耀仙主编的《廖平学术论著选（一）》、《廖平选集》（上、下册），蒙默整理的《蒙文通文集》，贾顺先主编的《四川思想家》及注译的《退溪全书》相继出版，标志着儒学研究的坚冰打破和规模初具。及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筹划《儒藏》编纂（总计650册，已经出版452册），并相继撰著出版《中国儒学通案》《儒学文献通论》《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中国孝经学史》，则将儒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表现在子学方面。消沉已久的诸子研究在20世纪也重新兴起，整理并新版了向宗鲁《说苑校注》、张国铨《新序校注》、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吴毓江《墨子校注》、李源澄《诸子概论》、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文心雕龙校注》及《拾遗》、王利器《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等，将中国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带入新的高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诸子集成》正编、补编、续编，汇集先秦到清末民初重要子学著作及其注本600余种，构成当时最大的子学丛书。
再次，表现在宗教学方面。王恩洋与蒙文通都曾从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在中国禅学史、唯识学的现代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巴蜀以道教研究实力雄厚而成为中国道教研究的基地之一。20世纪巴蜀学人对道书和道教的研究，首推蒙文通。他汇辑《道藏》中各家《老子注》及敦煌卷子所引，首发成玄英《老子疏》之覆，发现并辑校唐李荣《道德经注》，使晋唐以来一直湮没的重要学派“重玄学”得以重见天日。他还探寻千数百年道教流变之迹，从若隐似现的佚书中，辑出许多重要的有关道家的著作，成《道书辑校十种》，成为数百年来道书最重要的辑校成果。继之而有重大成就者是卿希泰，其《中国道教史》（4册），是国内外学术界迄今为止第一部且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多卷本道教史，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大空白，代表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辉煌成果和最高学术思想水平。该书及后来出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4卷）、《中国道教通史》（5卷），为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全面研究中国学术史，提供了主要的依据。在宗教文献整理方面，巴蜀书社出版的《藏外道书》，龙显昭等校点的《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巴蜀佛教碑文集成》，不仅可与宗教文献集大成之作《道藏》《佛藏》互补，而且极大地充实了《道藏》《佛藏》所缺的巴蜀文献资料，为其他省区道教、佛教历史文献的集成和整理提供了范本。
最后，表现在语言文字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前，巴蜀地区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基本上仍保持传统“小学”的治学方法。如由著名学者龚道耕和向楚等共同倡议，严式诲辑刊的《音韵学丛书》，凡收有宋以来诸家音韵学著述32种123卷，可谓这个时期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重要成果。3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或编纂大型语言文字工具书，或对成都地区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和整理归纳，使成都地区传统的“小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如赵少咸《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等，徐中舒等《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字典》，张永言等《简明古汉语字典》，张怡荪《藏汉大辞典》，马黑木呷《汉彝词典》，赵振铎《集韵校本》等，皆平生心力所萃，是国内这类著作之翘楚。
[1] （汉）扬雄：《蜀王本纪》，载（汉）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243—244页。
[2]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2页。
[3] 李复华、王家佑：《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4] 关于巴蜀古文字的信息，还可详参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年第7期；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刘瑛《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80年第6期；杨桦《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9期；魏学峰《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质疑——兼论巴蜀文字的性质》，《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冯广宏《巴蜀古文字的破译途径》，《文史杂志》2000年第2期；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一）》，《文史杂志》2004年第1期；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董其祥《巴蜀文字的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刘道军《巴蜀文字研究的回顾和展望》，《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等等。
[5]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巴志》，第6页。
[6]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第99页。
[7] 《史记》卷5《秦本纪》，第199页。
[8] 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序》，载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清光绪成都刻本；又收入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6册，第299页。
[9] 谢无量：《蜀学原始论》，四川国学院《国学杂志》第6号，1913年2月；又转载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0页。
[10] 原文作“都广”，校者以为系“广都”在流传中的误倒。
[11] 今《孟子》无此语，此为《史记·六国年表》注引皇甫谧所言“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之语（《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686页）。
[12] 《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引刘歆说，第1315页。
[13] 《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第1620页。
[14] 见（唐）孔颖达《周礼·太卜》正义引汉郑玄《易赞》。
[15] 《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淳于俊语（《三国志》卷4《魏书·高贵乡公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36页）。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已经具备“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成《连山》”的原理。详见第一章第一节脚注。
[16] 引文今本《山海经》不载，盖佚。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1引。又朱震《汉上易传》卷上“卦图”、罗泌《路史》卷32“论三易”注皆引此文。又皇甫谧《帝王世纪》谓：“炎帝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姚信又曰：“连山氏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诸人言得《河图》者各别，而制《连山》者则皆禹也。
[17] （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疏：《水经注疏》卷30《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注引，第2567页。
[18] （宋）王应麟著，张三夕、杨毅点校：《汉艺文志考证》卷1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4页；《玉海》卷35引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 关于《连山》，梁元帝和隋儒刘炫俱有补作，北宋《三坟易》亦有其言，俱不可信。近时，又有报道说，贵州独山县有人向贵州省民族图书馆捐赠了一本家族中流传七代的水族奇书《连山易》，精神可嘉。但据其所示《连山易图》，实乃《阴阳鱼太极图》，此图清人已经明辨其最早为北宋（或元代）的产物，故其是否为夏易之《连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0]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全集·诸子甄微》，第136页。
[21] 唐世贵《〈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新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云：“《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前期，战国初中期，华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又，王应麟《玉海》卷14《咸平山海经图》引朱子说：“《山海》诸篇记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可参证。
[22] 或以为道士符咒。叶昌炽《语石》云：“三代鼎彝，名山大川，往往间出。刻石之文，传世盖少。祝融峰铭，实道家之秘文。”
[23]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文化》，《蒙文通全集·古族甄微》，第151—152页。
[24]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文化》，《蒙文通全集·古族甄微》，第151页。
[25]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文化》，《蒙文通全集·古族甄微》，第152页。
[26] （清）高赓恩、伍肇龄同编《蜀学编》，系据尊经诸生方守道等“课艺”成果编成。
[27] 参见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载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清光绪成都刻本；又收入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史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6册。
[28] 按，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诸汉史》云：“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更无改作。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以为司马相如曾经作《自叙》一篇，收在自己集子中，被司马迁采用来作成《司马相如列传》。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2也说：“《史通》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传，未见其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记其客游临邛，以《春秋》所讳，特为美谈，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载本传，如贾谊《新书》末篇，故以为《自叙》欤？”似乎司马相如自己已将文章汇编成集，而且还仿时人（贾谊）故事，在卷末撰《自叙》一篇以殿之。然而考诸《史记》实无其事，《司马相如列传》说：“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汉书·艺文志》只著录《司马相如赋》29篇，说明西汉刘向校书时也只汇集其赋，他的其他作品多分散流传。其全集著录始见《隋书·经籍志》，后来旧、新《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都有著录，不久亦佚，今唯传明人辑本。据金德建考证，隋唐人所见所谓司马相如《自叙》，实为后人改《史》《汉》本传为之，非相如自撰（金德建：《司马迁见过〈司马相如集〉吗？》，《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29] 杨慎曾在《全蜀艺文志序》中提到他编《全蜀艺文志》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是“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四川师范大学王文才教授认为《固陵文类》就是《固陵集》（参见王文才《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此说甚是，此书很可能是费士戣领衔，而实际编纂者为李光，但李光其人生平不详。
[3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全蜀艺文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7页。
[3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0《蜀中广记》提要，第627页。
[32] 谢无量：《蜀学会叙·叙礼第三》。
[3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9《小酉山》引盛弘之《荆州记》云：“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讲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典’是也。”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亦取“大小二酉山多藏奇书”典故。
[34] 《三国志》卷41《蜀书·向朗传》，第1010页。
[35]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27“顺庆府”果山引“志云：‘陈寿有万卷楼，在山之麓。’”
[36] （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12，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0页。
[37] （明）杨慎：《升庵集》卷68《聚书诫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 （五代前蜀）王锴：《奏记王建兴用文教》，载（宋）袁说友编《成都文类》卷19，第403页。
[39] （清）吴任臣著，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4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8页。
[40] （明）杨慎著，王大淳笺证：《丹铅总录笺证》卷15“王锴藏书”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中册，第621页。
[41] （明）杨慎著，王大淳笺证：《丹铅总录笺证》卷10“南宋五贤相”条，中册，第355页。
[42]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本，第380页。
[43]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5页。
[44]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14。
[45] （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46] （宋）施宿等：《会稽志》卷16“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7] （宋）魏了翁：《书鹤山书院始末》，《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四部丛刊初编》本。
[48] 此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语，《宋史·艺文志》作73877余卷。
[49]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0《中江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0]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资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1] （宋）李石：《勾氏盘溪记》，载（明）杨慎辑《全蜀艺文志》卷39，中册，第1212页。又（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1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2] （清）雍正《四川通志》卷7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3] （宋）徐粹中：《重建州学记》，载（明）杨慎辑《全蜀艺文志》卷36，中册，第1017页。
[54]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42《人物记第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5] （宋）叶梦得著，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8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56] （元）虞集：《送饶则明序》，《道园学古录》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7] （元）虞集：《送饶则明序》，《道园学古录》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8] （元）虞集：《跋艾圣传三绝碑后》，《道园学古录》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9] （元）虞集：《题苏文忠公诸帖》，《道园学古录》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0] （宋）谢枋得：《平山先生毋制机墓铭》，熊飞等校注：《谢叠山全集校注》卷4。毋氏“讳廷瑞，字仁叔”，毋昭裔后世裔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61] （元）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2] 《元史》卷181《虞集传》，第4174页。
[63] （元）邓文原：《送蒲廷瑞北游序》，《巴西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4]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2《书籍之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5]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27《顺庆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6] （明）苏伯衡：《题勤有堂卷》，《苏平仲集》卷10，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138册，第242页。
[67] （明）陆深：《豫章漫抄四》，《俨山外集》卷2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8]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1云：“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书，仅三十七万，遂冠古今。元边帅子罄一家之产，骤得三十万卷，亦宇宙奇事。然但欲其多，而不计重复，则在今甚不难，顾正本不知几何耳？……况元时板本尚希，又非文明之世，纽氏子三十万卷，芟其重复，政恐不能三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