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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献的收藏，在古代巴蜀也是人人优为之。相传大禹治水时，登宛委之山，得“金简玉字”，从而知晓“水泉之脉”，治水功成，乃珍藏金书于所生之地广柔石纽，于是其地有“禹穴”之说。又故老相传，嬴秦焚书，秦之儒生负笈担簦，藏书于武陵山区的酉水之阳，于是有“二酉藏书”“酉阳逸典”之掌故。 [33] 是二者，为巴蜀地区藏书之最古者，然事属幽远，不可证实。
历史进入汉代，文翁兴学，传授儒家“七经”和“律令”，巴蜀学人气局广大，视野开阔，大率通“七经”“七艺”，文献的收藏与爱惜，逐渐形成一方风气。
史志载，严遵“明经博古，尤精于《易》”（《蜀中广记》卷41），“会聚众书”，以撰《老子指归》（《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李权语）。扬雄“博览无所不见”（《汉书·扬雄传上》）。赵典“博学经书”，“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后汉书·赵典传》及李贤注引《谢承书》）。谯周父谯
“治《尚书》，兼通诸经”，谯周自己更是“耽古笃学”“诵读典籍”“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诸子文章”（《三国志·蜀书·谯周传》），皆非贫于收藏者所可能也。
三国时蜀汉大将向朗，“年踰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他不仅藏书校书，还开馆纳宾，接纳天下读书人阅书其中，赢得人们的敬重，“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34] 。西晋史家陈寿富于藏书，相传他曾于南充果山之麓建“万卷楼” [35] 以储图书，历代传为一方胜景。
降及隋唐，公私之家，皆乐于藏书。隋炀、唐玄两朝所藏图书，规模盛极一时。至于私家藏书，亦大有其人，韩愈有“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36] 的诗句；杜兼聚书万卷，每题其后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37] 皆千古美谈。唐人喜书藏书之风在蜀中尤为奇特，赵蕤之撰《长短经》，遍引经史子集、稀见秘笈，以成一书；李鼎祚之作《周易集解》，广录两汉六朝《易》书35家，若非其家素来富于藏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中唐时期，蜀中发明雕版印刷术，大大促进了文献的流通和收藏。五代时期，前蜀王建永平元年（911），在成都建新宫，“集四部书，选名儒专掌其事” [38] ；其相王锴“以（王）建起自戍伍，而据全蜀，未能兴用文教，乃作《奏记》”一篇，备述伏羲“画卦”至唐玄宗“四库”，历代君主右文崇儒、兴学聚书之事迹，劝其“兴用文教”。王锴自己也是“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每趋朝，于白藤担子内钞书，书法绝工” [39] 。
后蜀主孟昶亦颇重文，组织编撰《蜀本草》《书林韵会》等书，是集成性质的专门学术著述。博览群书的杨慎说：“宋世书传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伪诸君，惟吴、蜀二主有文学，然李昪不过作小词、工画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经》，纂集《本草》，有功于经学矣。今之《戒石铭》，亦昶之所作。又作《书林韵会》，宋儒黄公绍《韵会举要》实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举要》为名。” [40] 其相毋昭裔，则发起校刻规模宏大的“石室十三经”，并进而捐资，雕版印刷《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及儒家“九经”、诸史等书籍；“其子毋焸，藏书最富” [4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民间也出现以收藏图书为乐的人士。如“五代蜀程贲隐居西蜀，自号丘园子……喜藏书，简册铅椠，未尝离手”（马永易《实宾录》卷2）。陵州（贵平）孙光宪即“致书及数万卷”（周羽翀《三楚新录》卷3）。
前、后蜀在图书事业上的善举，促进了蜀中的教育和学术事业，也为宋、元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五代两蜀的四库之书，在北宋灭蜀后，与蜀宫的金银财宝、后宫佳丽，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封，历时数年，对充实北宋的秘阁藏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攸《宋朝事实》说：“自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后平诸国，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 [42]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也说：“初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左，又得二万余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 [43] 北宋从蜀中所得书可能比宋朝中央所藏书还要多。揆以当时实情，宋室千里迢迢从蜀中搬运13000卷图书，肯定是禁中所无者，如果当时加以收藏，必又倍蓰于兹矣。
进入宋代以后，蜀中藏书大盛于前。熙宁中，知府吴中度重修文翁石室，建经史阁，基势崇大，栋宇雄奥，“聚书万卷，宝藏其间” [44] ，成为蜀中官府藏书的中心。阆中蒲氏、眉山陈氏，俱以藏书之富，而得苏轼、范祖禹、魏了翁为之赋诗撰文，盛极一时。
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图书亡缺；而“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 [45] 。绍兴十四年（1144），井度为四川转运使，以俸入之半，购买蜀中图书，还修复刊刻不少文献；其属官晁公武出自书香门第，也颇有图书雅好，助其校刻，收藏甚富。后来井度离任，因子孙幼弱，难于自立，遂将50箧图书赠予晁公武；后来晁氏任官荣州，将两家藏书编成第一部私家提要目录，即《郡斋读书志》20卷，著录24500余卷。南宋陆游入蜀为官，也大量收购蜀中印本，及其任满“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 [46] ，陆家当时号称“会稽三大藏书家”之一，其“书巢”藏书之充实，蜀刻与有力焉。
南宋时，蜀人自己的藏书动辄也以万卷计，魏了翁在其所办鹤山书院中收藏图书，自谓所收各类写卷及“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 [47] ，比北宋国家三馆秘阁所藏8万余卷 [48] 还要多；《宋史·艺文志》是元人汇录南北两宋历朝书目而成的，也仅著录119972卷，四川的一个鹤山书院藏书竟然与两宋国家所藏的总和相差无几！蜀中文献之盛，于此可见一斑矣。
据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述》所引资料为线索，现将宋世蜀人藏书事迹列表如下（其中对吴文稍有补充）：
表3-3 宋代蜀人藏书事迹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可知，宋代巴蜀地区藏书家，明确收藏达“万卷”以上者，约有17家；其中达到“数万卷”者，又有5家。除了吴先生所列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下诸例。
一是中江牟焕，“隐居读书，躬耕而食”，“凿石龛藏书，铭之曰：‘龛虚其中，唯书之容。……书传世久，永亲以寿。’至今名其地曰‘牟谷’” [49] 。这是民间隐者凿窟以藏书，并且希望自己与所藏之书一起永传并寿。
二是熙宁初，蜀民献书，王安国《花蕊夫人诗序》：“熙宁五年，臣安国奉诏定蜀民所献书可入三馆者，得花蕊夫人诗。”释文莹《续湘山野录》载此事：“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熙宁五年（1072）曾有蜀民与楚民、秦民一道，向朝廷献书，《花蕊夫人宫词》即在此次缴进之中。
三是成都宇文绍奕，其所撰《博雅堂记》云：“凡二十年聚书，上自孔氏，下至历代诸史、稗官小说，与夫国典名公之文，合万余卷，手所校录者几半之。” [50]
四是新繁勾友于，李石在《勾氏盘溪记》中：“楼以藏书，堂以教子，亭以赋诗，榭以置酒。” [51] 盘溪在新繁县，其主人勾友于在其中构楼以藏书。
五是荣州助教张颐，“进所藏书二百二十一卷，秘书官言：‘此皆阙遗之书，乞加褒赏。’诏赐进士出身” [52] 。一个小小的县学教谕，其所献之书中竟有220余卷为朝廷所无，可见巴蜀藏书风气之盛。
六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夔州沈知州重修州学，使“横经有堂，肄业有舍，藏书有阁，膳羞有所” [53] 。
以上所举仅是一麟片爪，并不全面，不过从上引资料已经可见，宋代四川藏书区域十分广泛，从成都、华阳、眉山、丹棱、彭州等中心城市，到川北重镇遂宁、阆中，东隅的彭水，南鄙的泸州，皆有藏书。当时的四川人，无论是本籍人士，还是客居宦旅，都有爱书之人、藏书之家。其藏书单位，则既有个人，也有政府学府（如成都府学的经史阁），还有地方书楼，如阆中会经楼、蒲江鹤山书院等，无异于今天的公立图书馆。宋代四川藏书如此普遍，当然与当时蜀中图书业发达、崇尚文雅不无关系。
当时四川藏书既有一定规模，也有相当的质量，有的甚至是两宋国家图书馆所无。如成都郭氏，其先郭友直所献的1000余卷书俱宋室秘阁所阙，后其子郭大亨所献3000余卷中，又有500多种为秘阁所无。荣县助教张颐所献书，也有200多卷为国家“阙遗之书”。郫县李定，投牒献书，竟致宋时国家“监中群书，多出其家” [54] 。据记载，北宋时期蜀中藏书，是充实国家库藏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南宋时期，蜀版又与杭版、建版，同称“天下三大版刻系统”。 [55]
历经宋末元初战乱，城毁人亡，世间藏书，在山崩地裂、栋摧梁折之际，又岂能完好？如临川故家饶氏，被吴澄称为“有邹鲁之质行，学术雅正，守醇谨而不变” [56] 者，虞集记其“好史学，家藏书万卷”，可是“内附初”，亦即蒙元统一江南之际，“散轶无存者” [57] ；临川艾氏自宋以来也是诗书传家，至元已历八九世矣，其“东偏楼藏书万卷，内附后多遗失” [58] 。虞集的姻家临川陈氏，“旧多藏书，更代之后，散轶罕存者” [59] 。凡此之类，举不胜举。
战事不多的东南地区尚且如此，作为抗蒙第一线、战事长达45年的巴蜀地区，必然罹祸更盛。世乱如此，遑论文化的传承？事实上，巴蜀这一时期的文献毁损极其严重，立于文翁石室“石越千数”的“蜀刻十三经”就是在当时化为乌有的。其他公私藏书之毁损，更是不计其数。
宋末蜀中许多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往东南，希求苟存。但是随着蒙古铁骑的继续南下、大宋江山的分崩瓦解，他们大都过着艰难的生活，家资、图书又何得有保全希望？宋末谢枋得《平山先生毋制机墓铭》说：“公仁人也，少年见蜀人死于乱离，如痛入肌髓，收遗髅露骼，藏之丛冢者以万计。流亡苦寒饥，赖衣食以更生者，又几万人。帑不留钱，廪不留粟，悉倾倒施舍，以活民命，家以此屡空。” [60] 毋氏系五代后蜀毋昭裔的后人，自然是文献故家，然而为救济流离失所的蜀中乡亲，自家也是落得一贫如洗。
元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宋之将亡，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狈奔走，仅保遗息于东南。内附以来，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众矣。”虞集的父亲虞汲，宋时为黄冈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稍收养其族人于伤残驱迫之余，蜀既不可返，而家益贫，无以为生。盖不胜遗绪之忧也” [61] 。汲与吴澄为友，澄称其文“清而醇”。汲曾两次到京师，“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由是家益贫”，晚年乃起家为诸生教授；后得孛术鲁翀、欧阳玄推荐，乃以翰林院编修官致仕，得以善终。 [62]
邓文原又说：“蜀人自罹兵祻，转徙东南，所至如羁臣逐客，呻吟无聊。”他们中间幸而“仕且贵”者，也仅能糊口，“往往无由以周其家”，只不过以“禄代耕”而已；其“不得仕则营他业”者，温饱也不能解决（“鲜克自给”）。至于“以礼法自绳者”，连生计都成问题（“拙生事”）。自从邓家迁居杭州后“余八十年，计耳目所睹闻类若此！” [63] 可见外迁蜀人生活之窘迫和无奈！
他们的财产特别是图书，更是没有任何保障。周密在叙述宋元之际图书毁损状况时说：当时藏书最富的东南士人要数直斋陈振孙家了，他传录多家而成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近亦散失”。周密自家的藏书经“三世积累”，其父“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捜极讨，不惮劳费”，家藏图书“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都收藏在“书种”“志雅”二堂之中。可是到了周密这一代，却“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令人痛心疾首。同时，周密还叙述了外迁蜀人图书的存佚情况：“至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已无余矣。” [64] 秀岩即李心传，与兄李道传、弟李性传号“三李”；东窗即高斯得，蒲江人，魏了翁兄子；凤山即牟子才。三家俱有史才，李心传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书；高、牟二人，是李心传绍定四年（1231）在成都续修《总类国朝会要》时所辟助手（“检阅文字”），二人后来身居高职，都兼史职。南宋末期，李、高、牟三家迁居湖州（今浙江吴兴），三家的藏书也随世运萧条而灰飞烟灭矣。
元代，蜀中藏书亦时有其人，但不多见。如南充有果山书院，在城北五里，相传为蜀汉谯周建，其后郡人边速达以秘书监致仕，归隐于此。元至正八年（1348）碑刻云，“藏书四千二百七十一册” [65] 。客居外省已久的苏伯衡，在为王祎后人王举直“藏书之堂”（勤有堂）作记时，曾自述：“余家故多藏书。” [66] 说明文献故家，仍然重视图书收藏，传统依旧。
明人陆琛说：“元至正初，史馆遣属官驰驿求书东南，异书颇出。时有蜀帅纽邻之孙，尽出其家赀，遍游江南，四五年间，得书30万卷，溯峡归蜀。可谓富矣！” [67] 蜀帅纽邻又作纽磷，《元史》有传，随元宪宗取蜀，升都元帅。其孙倾一家之财力，从江南收得30万卷，数量如此之大，实在前无古人。其间实际数量不免令人怀疑 [68] ，然即便以1/10的可信度计算，也在3万卷上下，数量也不可谓不富；特别是他倾其家资，经历四五年来搜访图书，亦云壮且勤矣！
明清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图书的流通与收藏也更为方便，民间藏书万卷者，实繁有徒。特别是一些具有爱书藏书雅好的士大夫，即使身处迁客流人之境，也不忘多聚图书、寄心涵咏于其间，杨慎在滇南的生活场景即是如此。雍正《四川通志》卷45载：“豫章简西峃绍芳，弱冠客游滇南，题诗山寺。杨升庵先生一见异之，使人物色，遂为忘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与俱。先生藏书甚多，简一览辄记。每清夜剧谈，他人不能答，简一一应如响。在滇南倡和，及订较文艺，唯简为多。”升庵穷愁在滇南徼外，能著书400余种；又成就当地人才，端赖自家丰富的文献收藏。
清代，随着朝廷大规模的收书、编书工程开展，大大推动了巴蜀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如乾隆时期，罗江（今属安县）李调元，家有“万卷楼”，藏书之富，号称“川西第一家”。时值四库馆开，李调元利用身为翰林之便，每得善本，辄遣胥录之，因辑自汉迄明蜀人著述罕传秘籍，汇刊为《函海》。前后历刻数十年，总计成40函、160余种、1000卷，其书第一函至第十函为魏晋六朝至唐宋元明诸人未见书，第十一函至第十六函为杨慎所著不常见之书，第十七函至第二十四函为蜀中不常见之书，第二十五函至第四十函为李调元自己的著作，《函海》实为当时四川地区具体而微的“巴蜀全书”。
不过，由于清初四川长期战乱，文化建设并未引起朝廷重视，乾隆皇帝所修《四库全书》七个副本，也只收储于沈阳、北京、镇江、扬州、杭州等地，整个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无缘一见，这与四川在唐代“扬一益二”的经济地位，和宋代“诸学在蜀”的文化地位形成强烈反差，此亦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时势使然，非人力所能及也。
降及近代，四川文化事业又得到复苏，特别是晚清尊经书院成立后，张之洞在四川以纪（昀）阮（元）“两文达之学”相号召，四川的考据学、文献学得到空前发展，涌现出严雁峰、严谷孙父子，傅增湘等文献学家和图书收藏家、出版家，还建立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大型藏书机构，在文献收集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业绩。
严雁峰（1855—1918），名遨，本字岳莲（一字德舆），后更字雁峰，号贲园。原籍陕西渭南，入蜀就学尊经书院，拜师王闿运，后弃仕从商，经营盐业成为巨富，乃从事图书收藏，建贲园书楼，平生藏书11万卷。其子严谷孙（又作谷声，1889—1976）继之，收藏扩大到30万卷，内中善本5万余卷。还刻印图书出售，有刻板3万余片。这成为四川省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基础。傅增湘（1872—1949）是光绪进士、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工书善文，喜于收藏。平生藏书20万册，其中宋金善本150余种、4600余卷，元刻善本数十、3700余卷，明清精校精刻本无数。傅氏藏书是继晚清皕宋楼（陆心源）、八千卷楼（丁丙）、海源阁（杨氏）、铁琴铜剑楼（瞿氏）之后，又一著名藏家。其后图书分赠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是二馆藏品中富有特色的部分。
宣统元年（1909），四川省图书馆开始筹建，1912年正式开馆服务，1952年正式命名为四川省图书馆。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经过百余年发展建设，四川省图书馆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图联成员馆和世界银行资料存放馆，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在西部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著名学者林思进、蒙文通、伍非百、穆济波等先后出任馆长。现有馆藏文献480万册，其中四川地方志书、历代文学诗词集、中国古医药图书、抗战版文献、中华民国时期期刊、“文化大革命”资料、国外原版大型图书最有特色，该馆还藏有隋唐手写经卷、近代文化名人手稿等珍稀文献，计70万余册。
重庆图书馆创建于1947年，经过70余年风雨历程，现已拥有馆藏300万余册，并形成了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三大特色馆藏：中华民国时期出版物、古籍线装书、联合国资料。该馆是收集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物最全的图书馆，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古籍线装书收藏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图书馆，与四川省图书馆并为我国两个最早的联合国文献寄存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藏纸质文献591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其中文理分馆的收藏以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为主，其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文字学、汉语史、宗教学、四川地方文献等图书具有收藏优势；珍藏线装古籍30万册，包括宋、元刻本及唐代以来的各种稿本和抄本；还收藏有大量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图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刊发的报刊。该馆还建有“巴蜀文化特色数据库”，独具巴蜀地域及其历史人文特色，覆盖与巴蜀（四川和重庆）的地方历史、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