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巴蜀文献进行调查研究，一直是历代四川学人的梦想。在历史上，许多学人曾经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付出过热情和心血，曾经将巴蜀文献编录入各类全国性文献之中，也曾经编纂有各类巴蜀文献的总集、全集和丛书。若溯其远源，春秋时孔子在“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之时，就曾经将《禹贡》《洪范》编入《尚书》，将尹吉甫所作诸颂选入《诗经》，这就将巴蜀文献编录进了全国性文献之中，巴蜀文献因此得到最早的整理。及至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录《山海经》，这是将巴蜀文献作为主体进行的整理。
班固《汉书·艺文志》，于《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于《诸子略·道家类》著录：“《臣君子》二篇。”于《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苌弘》十五篇。”于《诗赋略》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王褒赋十六篇”“扬雄赋十二篇”。《汉书·艺文志》所录诸书，除班固后来所补扬雄等篇外，皆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可见臣君子、苌弘、司马相如、王褒等人著作，皆在西汉经过整理之后获得著录。特别是《扬雄所序》是一套丛书规模，这是正史所载的巴蜀学者个人著述的首次汇集。
晋唐以后，这种整理和编录，更为常见。晋陈寿曾收集整理《诸葛亮集》。六朝时，又有人取司马相如《上林赋》《难蜀父老文》及《封禅颂》诸作，与其赋合辑成集，《隋书·经籍志》著录“《汉文园令司马相如集》一卷” [28] 。《隋书》所录汉巴蜀人文集，还有“《汉谏议大夫王褒集》五卷，《汉太中大夫扬雄集》五卷”，这些集子也是后人所编。例如《扬雄集》，《郡斋读书后志》有著录，说：“古无雄集，皇朝谭愈好雄文，患其散在诸篇籍，离而不属，因缀辑之，得四十余篇。”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盖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于史传类书中钞录，以备一家之作，充藏书之数而已。”而《王褒集》5卷的编纂情形，亦当如是。这说明西汉时巴蜀学人的文集，在六朝时期曾经得到整理和编录。
唐代整理个人文集自属多见，如李阳冰就曾受李白委托，整理过他的《草堂集》。而汇集一地文献以成总集者，在唐代也出现了。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4载有《嘉定诗》，注云：“岑参编。”五代前蜀时，在成都也产生过一部汇录地方文献的总集——《蜀国文英》，凡8卷，为前蜀嘉州司马刘赞纂集（见《宋史·艺文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3有《刘赞传》，说他“幼文思迟钝，日祷天乞文才，忽梦吞小金龟一枚，文章大进。乾德时官嘉州司马。后主荒淫无节，日与近臣潘在迎辈宴饮亵慢。赞献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以讽，后主虽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几迁学士，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编《蜀国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龟投水中，无何卒”。其生平颇具传奇色彩，但其为人还算正直，“文英”云者，文章之英华也，下启宋人“文苑英华”之名，其书乃选录蜀中有补政教之文章以供君主镜鉴。
后蜀赵崇祚又编纂以巴蜀词人作品为主体的《花间集》，是天下词作第一总集；《崇文总目》卷11又著录北宋章楶编《成都古今诗集》6卷。至于私家著述之编成集子得以流传者，如《东坡七集》（苏轼）、《栾城四集》（苏辙）、《鹤山全集》（魏了翁）等个人全集和《三苏文粹》（无名氏）、《三苏文类》等总集，更是更仆难数。南宋时，井度、晁公武在巴蜀收录各类图书，后由晁公武依据这些收藏，撰成第一部私家目录书《郡斋读书志》，其中类多巴蜀文献的提要。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还载费士戣《固陵集》 [29] ，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说是“宋广都（今双流）费士戣达可著。嘉定中为夔守，编集管内山川建置碑文记颂为二十卷，多半夔门之书，在旁县者十之二三”。至南宋庆元中，制置使建安袁说友编《成都文类》50卷，至今仍传，保留了许多优秀的巴蜀诗文，其中有很多诗文为其他书所无。
及明嘉靖中至万历年间，杨慎博览群书，为配合当时《四川总志》的修纂而撰成的《全蜀艺文志》（又署周复俊）64卷，在《成都文类》《固陵文类》等书的基础上，“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 [30] ；万历续修《四川总志》时，杜应芳、胡承诏又在杨书基础上重辑《补续全蜀艺文志》56卷，将巴蜀诗文收录时代延伸到了明代，于是巴蜀历代艺文乃得集大成式的整理和收录。至万历年间，曹学佺入蜀历任右参政、按察使，曾编著《蜀中广记》180卷，将蜀中故实艺文分十二类（名胜、边防、通释、人物、方物、仙、释、游宦、风俗、著作、诗话、画苑），分别予以著录，“搜采宏富，颇不愧《广记》之名” [31] ，堪称巴蜀文化资料大全。
清代李调元搜罗巴蜀稀见文献，校勘辑刻入大型丛书《函海》，多达160余种，1000余卷，实在是编纂《巴蜀全书》的首次尝试。晚清民国以来，又编有各类“蜀诗”“蜀词”“蜀文”和“川戏”等选集，都为巴蜀文献的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尝试。
不过，前人对巴蜀这些别集、总集或丛书的整理和编录，还局限于个人或家族性质，其稍具区域性者，也多限于单篇文章或稀见文献的汇刊，远未能对全部巴蜀古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这对丰富多彩、卷帙浩繁的巴蜀文献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而已。20世纪初，宋育仁、谢无量等人在北京、上海先后发起组织蜀学会，以振兴蜀学为号召。谢无量更提出编纂《蜀藏》设想，宣称“本会拟渐次刊行蜀乡先辈遗书，名曰《蜀藏》，并广征蜀中私家著述，为之表章” [32] ，立意宏阔，可惜因社会动荡而未果。后有胡淦等曾发起《四川丛书》编纂，也只留下《四川丛书拟目》（藏重庆图书馆）一编。
关于巴蜀文献的分类，自汉至宋元都没有专门的巴蜀经籍志（或艺文志），巴蜀文献同其他地方文献一道，散见于各种全国性书目的子目之下，即使是南宋晁公武主要依据蜀中文献著成的《郡斋读书志》也是如此，因为他所著录的对象虽然是以井度和晁氏自己在蜀中收集的文献为主，但其内容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指的“巴蜀文献”（亦即巴蜀籍学人所著，或外乡人记录巴蜀的文献），尽管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巴蜀文献”在内，但并未专门针对“巴蜀文献”制订出一个著录体系。明代有《全蜀艺文志》一书，但也不是著录巴蜀经籍的书目，而是选录巴蜀的文章诗词，虽有分类，仅是依据文选体例按文体对文章进行编录，而不是对书籍目录的类聚群分。历史上对巴蜀文献进行分类著录尝试的主要有四家。
第一个对巴蜀文献进行专项系统分类著录的是曹学佺的《蜀中著作记》（以下简称“曹记”）。凡10卷，明代曾有单行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0有著录；又收入《蜀中广记》，从卷91至卷100，也是10卷。
“曹记”卷1为“经部”，著录孟蜀所刻“石本九经”及各经注疏93种（以下按《易》、《书》、《诗》、《春秋》、《礼》、《乐》、《论语》、《孟子》、谶纬、《尔雅》排列）。
卷2、卷3为“史部”，又分“国史”和“蜀史”两部分。其中卷2国史著录谯周《古史考》、陈寿《三国志》、苏辙《古史》、范祖禹《唐鉴》，以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著作，都是全国性史书，属于蜀人史学成就的范围。卷3是“蜀史”类，著录吴昌裔、郭允蹈《蜀鉴》，以及安丙《靖蜀编》、李心传《西陲泰定录》、李珙《丁卯实编》（皆记平吴曦事）等以蜀中故实为主体的著作，属于研究巴蜀及全国历史必须依据的文献。
卷4为“子部”，著录严遵《老子指归》等156种，按道、儒、方术、小说（含小学）、历数、兵、医方、谱录、农等排列。卷5专录佛教、道教文献，特设“内典”（佛）、“玄书”（道）二类。卷6“地理志部”，著录《山海经》、水经、山志，以及记蜀（如《本蜀记》《华阳国志》《益部耆旧传》等）、咏蜀（《蜀都赋》等）、游蜀（《入蜀记》等）和地方志文献。
卷7、卷8、卷9、卷10为“集部”，前3卷包括《蜀国文英》《成都古今诗集》《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等总集，以及《司马相如集》等别集147种，皆蜀人所作；最后1卷（即卷10）则著录“宦游于蜀，及蜀中所辑刻者”，我们姑以“别录”称之，如陈寿所编《诸葛亮集》24篇（蜀人所编宦蜀人士文集）、眉山成叔阳编《唐三百家文粹》400卷（在姚铉《唐文粹》100卷基础上，增益至300家，为400卷）。
如果将“曹记”的类目提炼出来，则有“经部”、“史部”（“国史”“蜀史”）、“子部”、“内典、玄书”（即佛、道）、“地理”、“集部”六类。其最具特色的是，将“国史”与“巴蜀史”分开，将“地理”从“史部”独立（郑樵已如此），将佛、道（“内典”“玄书”）从“子部”独立，又将“宦蜀”者文献和“蜀中辑刻”之文献独立出来，以与蜀人所著文献相区别，这些都是很好的创意，为后人编书提供了借鉴。
但该书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子部”仍然太过笼统，将研究子书的文献与巴蜀学人自著子书混杂在一起，特别是科技文献、医学文献也杂糅在子部之中，不仅不能体现巴蜀科技史和医学史发展的水平，而且也不利于突出历史继承性和学术创新性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清嘉庆重修《四川通志》卷183至卷188《经籍志》（以下简称“通志”），是迄今为止对相应时期内的巴蜀文献著录最为完整的目录。此目全盘继承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按四部43类来著录2933种文献（各类文献数量详见前表3-1）。
“经部”仍按经典来分类，比曹目多“孝经”类“小学”类（曹目“小学”入子部“小说家”）。“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除缺少“楚辞”类外，别集、总集、词曲、诗文评四类俱全。其中卷188为附录，乃是将“凡宦游于蜀及蜀中所辑刻者类为一编”，也就是将外籍人士写蜀或入蜀所编刊的文献作为“附录”处理。
这样划分的优点是与国家书目统一了起来，但也随之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四川一省要想兼备诸体并非易事，如“史部”中正史、时令俱各3种，本末类5种、目录6种，而地理类却有196种，显然有失均衡。“子部”法家、农家俱各3种，也与儒家73种、杂家115种不伦。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地方性文献目录，“通志”没能突出地方文献的地位和价值，将有关巴蜀的文献与其他文献掺杂在一起（特别是“史部”，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从目录上不易看出何为巴蜀学人的学术文献，何为研究巴蜀必须阅读和利用的文献，这当然起不到指明读书门径和研究指南的作用，也不能实现其目录学、史料学的功能。
吴福连的《拟四川艺文志》（以下简称“吴志”），又摒弃“四部”分类法，而回复到刘歆的《七略》六分法，将1562部文献分入“六略三十四种”。其中，易73部、书21部、诗25部、礼40部、乐13部、春秋333部（内含史籍266部）、孝经7部（附群经总义29部）、小学91部，凡六艺632部；儒家86部、道家24部、阴阳家8部、法家13部、名家11部、墨家23部、纵横家7部、杂家96部、农家10部、小说家67部，凡诸子345部；凡诗赋439部；兵权谋7部、兵形势6部、兵阴阳4部、兵技巧8部，凡兵家25部；天文8部、历谱8部、五行8部、蓍龟13部、杂占6部、刑法10部，凡数术53家；医经10部、经方27部、房中18部、神仙13部，凡方技68部（详见前表3-2）。
不过，六分法是西汉时代的旧法，甚至是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校书时的大致分工，这也大致适合当时的学术实际和文献状况。但是中国学术已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学术内容、文献形式都与汉代大不相同，这时候再用此法，比之四部分类法反而是倒退。如诸子之书在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除儒家、杂家著作大量出现外，其他诸家已经渐次衰微，溃不成“家”。如吴氏所录儒有86部、杂有96部，而阴阳家和纵横家各自的总数分别仅有8部和7部。再者，《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将墨、名、纵横合于杂家之中了，“吴志”却不思更改，一仍旧贯，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各子目下所录之书，少者过少，多者过多，极不相称。又如巴蜀兵家文献一共才25部，“吴志”却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类，每类平均仅6部。数术一共才53家，“吴志”又分成“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6类，平均不到9部。似此之类，都过于细碎，徒具虚目，大大削弱了其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有些类的文献在后世又有了很大发展，“吴志”却仍然将其牢笼在旧有的目录框架内，可谓削足适履。如其目著录“巴蜀史”部文献已达266部，早已不是从前“六艺略”之“春秋”类的附庸地位可容纳的了，“吴志”却仍然将其归入“春秋”一类，结果史书远远多过《春秋》经学著作，枝大于干，末隆乎本！又史书归入“春秋”类，除按时代略分先后外，吴氏未做任何类别划分，遂使国史与方志同列、历史与地理混淆、传记与政书杂厕，若欲即类求书、因书就学，依据该目，则无从措手。
又如文集，在后世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体系，且有诗集、文集、诗文合集、词曲、别集、总集、诗文评等类型，“吴志”仍然将其囿于“诗赋略”中，而又未按《汉书·艺文志》的“屈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5类来加以区别，只将439种集类文献汇总著录于“诗赋略”中，显得太过臃肿，亦无区分。况且，在后世的文集中，赋已经不是主要的文学形式，再以“诗赋”为名，也有些名不副实。
关于四川（巴蜀）文献的著录，还有中华民国时期胡淦（名鸿勋，1856—1929）《四川丛书拟收书目》（抄本）。此稿为编纂《四川丛书》而作，依据当时四川各县县志著录其中书名，系按县域、作者排序，没有任何分类，而且所录著作是存是佚亦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