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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文献”一词，后世通常指用文字记录的资料。但是稽之往籍，“文献”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却是非常广泛的。在古代汉语的用法中，“文献”一词实有广、狭二义：广义“文献”系指一切可资取证的资料，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狭义“文献”则专指用文字、图像记录的资料。《论语·八佾》云：“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释“文”，以“贤才”释“献”。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又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是朱子亦以“文”指文字资料，即物质资料；“献”指贤达之士的口传资料，即非物质资料。
我们要考察的巴蜀文献，是以文字、图像为记录手段的文献。由于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讲巴蜀文献必然会涉及各民族的文献问题。关于少数民族文献，目前至少尚存藏文文献、彝文文献、纳西族文献、水族文献等种类，这当然是研究巴蜀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但是由于本书的重点是以汉语言文献为主的，特别是著者本人对民族文字一无所知，所以这里只好暂时存而不论。至于在巴蜀地区是否存在古文字文献的问题，目前尚处于疑似之间、迄无定论。因此，我们讨论的巴蜀文献，必然是以汉语言为记录手段的文献。
关于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问题，最早言及巴蜀文献的是扬雄，他在《蜀王本纪》中有云：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一作“言”，是），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1]
这里说，蜀国酋邦时代（从蚕丛至开明）是“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文明程度极低。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不同意此说，他辩驳说：在殷商时代，巴蜀就出了个彭祖，曾做殷人太史，“史”者“从右持中”，即操觚记录也，既做太史，就不能没有文化。周代巴蜀臣服于秦，也有不少峨冠文冕之人，他们不可能不懂得礼乐，等等。《蜀王本纪》所说蜀人“左言”，有人解释说这是立足中原汉语说的，“主谓语颠倒叫‘左言’”，也就是与汉语不一致的民族语法。以此顺推，扬雄所说的“不晓文字”的“文字”应当也是汉字。许慎《说文解字》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扬雄所言“文字”应是“六书”原理的汉字。推而广之，所谓“未有礼乐”，也都是从中原文化（或华夏文化、礼乐文明）的角度，说巴蜀人不知守中原礼法罢了。因为扬雄一族的祖先，正是从中原逃难到巴蜀的。礼乐作为一种制度或规范来强调，当然是儒家以仁义为内涵的文化。在颇重文化标志的上古社会，中原人士常常将不合乎华夏文化标准的人和事，谓为“左”、为“不晓”、为“未有”。犹之乎楚之文化本来不低，楚王熊渠却在以礼仪正宗自居的周人面前率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2] 公然表示蔑视。在地缘阻隔、信息罕通的上古社会，独居西南一隅的蜀人，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体系，但对华夏文明不太知晓甚至排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时至战国后期（前316），张仪还斥蜀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其情其理皆可知矣。不过，巴蜀既然有历史悠久的古文化和古文明，那么它有没有自创一套与中原文字和礼乐不同的体系呢？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的青铜器和玉器、金沙的金器和骨器，已经证明巴蜀有自己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铸造工艺、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我们可称之为“巴蜀礼乐”（或“西南夷礼”，而非儒家代表的“华夏礼乐”）、“巴蜀文明”（或“酋邦文化”，而非中原的三代文明）。
至于巴蜀是否存在古文字，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答案也逐渐明朗起来。近代以来，在巴蜀或靠近巴蜀的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乐器、礼器、生活用器及铜、石等印章和其他器物上，每每可见刻画或铸造在上面的各种并非纯是纹饰和图案的符号。早在1942年卫聚贤就发表《巴蜀文化》一文，第一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认为这些符号是“巴蜀文字”。1960年以四川省博物馆集体名义发表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也披露，在船棺葬上也存在两类巴蜀文字：一类是“与铜兵器上的铸文相同”的“符号”；另一类则是“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的文字。数十年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大批巴蜀古物出土，西起成都平原（郫县张家碾、郫县独柏树、战国新都马家大墓、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东至重庆市涪陵（小田溪）、万县（新田），东南到湖南省常德（26号战国墓），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都发现了与汉字类似却又不一样的巴蜀符号，其时代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末期。据学人初步统计，“巴蜀符号的单符已发现100余种，成组的复合符号已发现200余种” [3] 。不过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其中又反映多少巴蜀文化信息，目前尚不得而知。寻找巴蜀古文字文献的工作，仍然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也是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和文献工作者继续探索的伟大事业。 [4] 我们现在研究巴蜀历史文化，目前仍然主要依靠汉语言文献。
能够明确考见巴蜀早期身影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战国策·秦策》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张仪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汉书·地理志》亦述“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据此来看，巴蜀风俗同于西南夷，而与中原或关中颇异。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巴蜀地区曾经局部地接触华夏（或汉）文化，产生汉语文献的可能；更不能排除巴蜀文化影响中原或关中，从而使巴蜀的历史文化在汉语言文献中得到记载并得以保存的可能。
《世本》佚文与《蜀王本纪》皆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是“天皇、地皇、人皇”的后裔。又说：“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可见蜀与黄帝也有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礼记·帝系姓》说：黄帝之子“昌意取于蜀山氏”。汉唐人注：江水即岷江，若水即大渡河。西陵氏和蜀山氏，都在岷江上游地区。说明古蜀人与黄帝族是互婚的联姻集团。《吴越春秋》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剖肋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世本》说“禹娶于涂山氏”，涂山在江州，即今重庆，重庆为古巴国首都。《竹书纪年》也说：“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殷龟、周卜，俱有蜀人。武王伐纣，蜀作为“西土八国”之一，会师于商郊牧野。《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是从夏朝开始，中原王朝已在巴国设官僚以佐其治理。武王伐纣，巴人亦参加牧野之战，史称“巴师勇锐，前歌后舞”；武王既得天下，“[封]其宗姬于巴” [5] ，巴地亦接受了中原文化。看来，从“五帝”到“三王”时期，巴蜀之人都与中原华夏有联系，甚至有联姻。
后来“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6] ；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 [7] ；如此等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蜀人与中原发生联系的记录。春秋之世，巴人与楚人时时战争，接触更多。在这许多与中原的接触或征战中，巴蜀文化不能不受中原影响，也不可能不影响中原。
关于巴蜀汉语文献的起源，尊经书院院生前贤吴福连在《拟四川艺文志》（下称“吴氏《艺文志》”）曾说：“昔大禹有‘同天’之谟，吉甫有‘清风’之诵；风人采《诗》于江沱，瞿上受经于洙泗。蜀之艺文，由来尚矣！” [8] 将巴蜀文献追溯到大禹、《诗经》和孔门时代。其中《大禹谟》系伪《古文尚书》，举此为证不妥；商瞿受《易》于孔子虽真，但他是否为蜀人还有争议。其他吉甫之诵、江沱之诗，则可以信据。
关于蜀学的起源，谢无量《蜀学会叙》（又名“蜀学原始论”） [9] 又提出“蜀有学，先于中国”之说。“中国”即中原和关中地区。他的论据是，“禹受《洛书》乃制《洪范》”，而“《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又说“《连山》禹制之”，而《连山》又居“三易”之首。可见儒家所推尊的《尚书》和《易经》（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五行、阴阳观念），都经大禹而著于文献。
谢先生又说，“《道藏》数千卷，首著《度人经》”，《度人经》相传就是“峨眉天真皇人”传授给黄帝的最早道教文献。天真皇人是道教之祖，《度人经》列为道教最早经典，以“清净修身为本”，《道德经》不过是它的绪余流裔。道家经典也始于蜀中，为后来道教在蜀中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又说，《山海经》载“广都之野，其民播琹”。广都 [10] ，即今四川双流，是古蜀三都（成都、广都、新都）之一。“琹”，清人毕沅解释为“种”，无据。谢无量解释为琴瑟之“琴”；“播”即表演，义合于上下文。如此则说明爱好音乐乃巴蜀传统，所以后来汉、晋乐歌都推崇《巴渝》之曲。
又说，大禹娶于涂山（在今重庆），涂山氏因思念治水在外的大禹，于是制作“南音”让婢女歌之以候大禹，这是古代诗歌的开始。后来屈原（生于秭归，古属巫山）即据“南音”造作《骚》体文学；《吕氏春秋》还认为“周公、召公取以为《周南》《召南》”（《音初》）。
又说，尹吉甫为周卿士，创作多首颂诗，今天还保存在《诗经·国风》中，尹吉甫相传是江阳人，江阳在今泸州。由此可证，中国上古音乐、骚赋、诗歌等文学艺术都源出巴蜀。
谢先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和依据呢？考之文献，除了《度人经》本出于唐代以后，说它是黄帝时作品事属渺茫，难于征实。此外其他诸事皆确有理据，并非无稽之谈。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11] 《史记·六国年表·序》亦曰“禹兴于西羌”，谯周《蜀本纪》亦谓“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石纽、刳儿坪在今汶川和北川都有遗迹。禹既是蜀人，禹之事即蜀之事也。上古文献，莫早于《易》卦阴阳，莫奇于《洪范》五行。《易·系辞》述《易》之起源时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是谁呢？相传即伏羲、大禹是也。汉人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12] 张衡在《东京赋》中也说：“龙图授羲，龟书畀姒。”羲即伏羲，姒即禹姓。都说上古之世，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伏羲根据龙图造成了八卦，即《易》的起源；禹根据龟书造成了《洪范》，后来箕子向武王所陈《洪范》，即来源于大禹。《尚书·洪范》序载箕子之言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用今天的话说，洪范即大经大法，是治国的“大宪章”。禹得到了“天锡”《洪范》“九畴”，才使民间日常伦叙得到规范和条理。根据箕子所陈，“九畴”即九类治世理民的大原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五行”是讲水、火、土、金、木五种物质的特性和功能，“五事”是讲人的五种感觉和思维，“八政”是讲政治的八个要务，“五纪”是讲五种天象历法，“皇极”是讲为君之道，“三德”是讲三种美德，“稽疑”是讲处理疑难问题的方法，“庶征”是讲预示吉凶的气象，“五福”是讲人有善德将获五种福祉，“六极”是讲人有恶行将受六种灾殃，“九畴”涉及面相当广泛。每一种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说明，也都是先民的经验总结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果这真出禹之所传，那禹肯定是具有极高智慧的。所以当武王听完箕子所陈后，非常高兴，立即“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13] ，意思是不把他当成普通臣子对待。
关于《连山》，首载于先秦文献《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春官·太卜》）。又：“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春官·筮人》）可见《连山》与《周易》是同一类型的书，都是由经卦、别卦组成的“易书”，是用来占筮的。汉人注说，《连山》是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为周人的易。 [14] 《连山》首艮，艮为山，山下山上，象山之相连无绝，一说“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 [15] ，故称“连山”。《归藏》首坤，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称“归藏”。《周易》首乾，乾者健也，健行不已，周还复始，故曰“周易”。《山海经》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16] 《连山》居“三易”之首，影响及于《归藏》和《周易》。
《周易》今天还在流传，义例彰彰。《连山》《归藏》今已亡佚，谜团多多。据说二易汉代还有流传，桓谭《新论》就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还有称引，如《淮水注》引《连山易》：“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 [17]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启或均）。” [18] 可见《连山》实有其书，而且其中还有夏代故实，应当与禹有联系，可惜后世竟然失传了。 [19]
至于“南音”问题，也是有依据的。《吕氏春秋·音初》讲乐歌起源时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韦昭注，“南音”，“南方国风之音”。“候人兮猗”四字，是见于信史最早的乐歌。当年周公、召公据其格调而整理成《周南》和《召南》，这类诗篇今天还见于《诗经》之中。涂山氏在何处？唐苏鹗《苏氏演义》说：“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今宣州当涂县也。”依次为今天的浙江绍兴、重庆、安徽寿春和当涂。也许禹治四渎，四海为家，涂山氏前往居住，四地皆有可能。但是结合“南音”，特别是《周南》《召南》所涉及物候和地理特征看，其在江汉一带（即今重庆、鄂西、汉中）可知。故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说：“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江州即渝州，亦即今重庆市。可见涂山氏创作的“南音”始于巴地，是信而有征的。
关于尹吉甫所作之颂，亦见于《诗经》。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也著录：“《大雅·崧高》《韩奕》《江汉》《烝民》四篇，尹吉甫作也。吉甫，周宣王时人，以太师为大将。薄伐猃狁，有功，诗人美之。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宣王入淮，吉甫以卿士兼内史，掌策命；寻复文武之境土，会诸侯于东都。中兴之功，吉甫为盛。《蜀纪》《华阳国志》皆称‘吉甫，江阳人’。”江阳即今泸州。“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之句见于《诗经·六月》，说的是周宣王即位之年（前827），猃狁侵边，王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于是作歌以颂之。相传吉甫不仅有武功，而且还会作诗，《诗经》中也屡有提及，《崧高》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此外，据《诗序》，《韩奕》《江汉》皆吉甫所作。至于说吉甫为江阳人，曹学佺说见于《蜀纪》和《华阳国志》，《蜀纪》即《蜀王本纪》，今佚，《华阳国志》今本不载，疑为佚篇。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62《泸州》云：“尹吉甫，江阳人，有祠在城南。又报恩观建清穆堂以祠之。”《明一统志》卷60引四川《泸州志》卷72小传，皆有相同记载。还说吉甫有子伯奇，性至孝，由于后母之谮而被逐，伯奇“编茭荷为衣，采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伤，援琴鼔之，作《履霜操》”。可见伯奇既是个孝子，也是个擅长诗乐的人。嘉庆《四川通志·艺文志》也说：“粤自猗南寄咏，江渚兴歌，蜀之艺文所由肇也。”“猗南寄咏”指涂山氏自制“候人兮猗”歌曲；“江渚兴歌”指江阳人伯奇（吉甫子）的《履霜操》。这些都是巴蜀艺文的起源。
这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除了谢先生所举夏禹时文献外，还有数事可证：一是《禹贡》，二是《山海经》，三是《夏小正》。
《尚书·禹贡序》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是大禹治水成功后，根据各地土壤等级，撰写的贡赋方案。《禹贡》是中国地理学著作鼻祖，开中国地理文献之先河。可是，在怀疑一切的时代里，它却备受非议，以为它不过是战国以后，甚至秦汉时代的赝品，不值一顾；甚至连禹是否治过水，禹是否有其人，也都成了问题。事实证明这一怀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禹的事迹不仅广泛见于《左传》《诗经》《论语》等典籍，而且在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馆收的西周中期《遂公盨》铭文中，也有明确记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序》一模一样。这就为解释禹和《禹贡》的种种疑难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将《夏书禹贡》著于“尚书”文献之首，曰：“记禹敷土奠川及九州之田赋，与贡道所经，凡千百九十余言。”又引伏生《尚书大传》：“《禹贡》可以观事。”“事”者，王者治国理民之事也。又引《荀子注》曰：“大禹生于西羌，学于西王国。”并注曰：“西王国者，西羌之贤人也。”说明《禹贡》的产生不仅与巴蜀古人（禹）有关，而且还接受了西蜀羌人文化的熏陶，是巴蜀各族文化孕育的硕果。
关于《山海经》，自汉以来相传是“禹与伯益所作”的说法，在疑古时代也备受非议。蒙文通根据书中与中原文献不同的地理概念等问题，认为“《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 [20] 。如果结合汉人《山海经》系“大禹、伯益作”的传说来考察，《山海经》作为巴蜀早期文献之一，是完全可能的。有人甚至推论《山海经》之所以记事奇怪，有可能原本就是用“巴蜀图语”写成，后来才转换翻译成华文版的。 [21] 如果说《禹贡》所载是大禹入主中原后的全国性文献的话，那么《山海经》则是以巴蜀地区为中心的文献，是真正的巴蜀文献。
关于《夏小正》，相传亦禹所传，这是中国最早的授时历书，今载于《大戴礼记》。
此外，《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大禹》三十七篇”，班固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岀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些文献也许为后人假托，也许是在经过长期口传后，到晚期才写定，因此难免带上后世特征（这是许多上古文献成书之通例，也是人类文化衍进之共性），正式成文可能稍晚（如战国时期），甚至增加了神话志怪传说，这里姑存其目，只将它们作为探讨巴蜀早期文献时的参考。
又有“禹碑”，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刻，碑原在南岳衡山祝融峰上，因衡山又称岣嵝山，故此碑亦称“岣嵝碑”“祝融碑”。后世怀疑其为伪碑，但其名称却始见于东汉罗含《湘中记》、赵晔《吴越春秋》，后来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纪胜》均有记述，韩愈、刘禹锡也曾为之赋诗。南宋嘉定五年（1212），何致游南岳摹拓全文，复刻于长沙岳麓山，总共77个字，像缪篆，又像符篆，字迹难辨，明杨慎释文为大禹治水事。 [22] 后来，昆明、成都、绍兴、南京栖霞山和西安碑林等处皆有摹刻。
以上所举，是巴蜀历史文化在汉语言文献中的反映。至于中原人士影响巴蜀文献的产生肯定也是有的，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臣君子》《苌弘》诸书，实皆产生于蜀。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载有《臣君子》，自注：“蜀人。”列在被韩非称道的“六国人”《郑长者》书之前。清张澍说“臣”是姓，“君子”是尊号。蒙文通考证说：“六国时蜀人臣君子远在韩子之前已有著述，并传于汉代，书在道家，这可能是严君平学术的来源。” [23]
又杂家著录“《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子》一书即写于蜀中。蒙文通曰：“裴骃、刘向都是第一流学者，所称述的这件事当然可信。” [24]
又阴阳家著录：“《苌弘》十五篇。”注：“周史。”《庄子·外物》有“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的话，可见苌弘虽是周史，后来也死葬于蜀，其学亦应传于蜀。蒙文通说：“这可说是落下闳一派学术的来源。” [25]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依稀可考的先秦时期在巴蜀的古文献，其中已经涉及哲学宗教（《连山》）、文学艺术（“南音”、《诗经》）、政治（《洪范》）、历史地理（《禹贡》《山海经》）、科技（《夏小正》）、诸子（《苌弘》《尸子》《臣君子》等），还形成了阴阳、五行、九州、历法、八政、音乐、土风等文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