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尊经重教：经典体系

经典是学术文化赖以开启和传承的核心载体，儒家如此，以传衍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蜀学也如此。儒家经典的数量和体系有一个不断演进和形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蜀学也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史载孔子初年传“四经”，这是继承西周教育国子的教材“四经”（《乐记》“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史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而来，到晚年他增《易》与《春秋》形成“六经”。到了西汉时期，博士只传“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而文翁石室则对“五经”体系有所突破，即在“五经”之外加《论语》《孝经》构成“七经”（见《三国志》《华阳国志》），又称“七艺”（2010年成都出土东汉《裴君碑》“孔修畔学，恢兴七艺”即其事）。因文翁要改变巴蜀的“蛮夷之风”和“好文刺讥”，《论语》《孝经》中伦理、道德教育，就很有价值，因此受到推崇。尽管中原也传《论语》《孝经》，但仅称其为“传”而非“经”，其地位可想而知。“七经”体系到东汉被普遍认可。郑玄“遍注群经”就有《论语》《孝经》注，汉庭刻“熹平石经”也是“七经”结构（有《公羊》无《孝经》）。这是蜀人对经典体系构建的第一次贡献。

至唐代，科举考试经典为“九经”，大儒通群经也叫“兼通九经”。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仍然叫它“石壁九经”，“九经”只数《诗》《书》《易》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因为其他几种（《论语》《孝经》《尔雅》）当时人们认为只是“传”。蜀石经从五代孟蜀开始刊刻，延续到北宋宣和年间，共刻了十三部（“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称“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十三经”概念由此形成。 ^[15] 可见是“蜀石经”提升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的地位。当时“石室十三经”带有注文，因此石碑极多，晁公武称“其石千数”，是历代石经中最大的。西安“开成石经”是114块，北京国子监“乾隆石经”是190块，杭州的“绍兴石经”规模也很小。只有“蜀石经”规模最大，而且校勘精良，为朱熹所引用，可惜经过宋末元初战火，失传了。 ^[16] 南宋时，邵武人廖莹中曾“节刻《十三经注疏》”未果 ^[17] ，已经继承“十三经”的组合；蜀人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又载有人欲把与《礼记》同时产生且具有相同性质的《大戴礼记》列入，号为“十四经”。到了晚清，廖平严格区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试图按今文、古文两大系统来诠释儒家经典，将“十三经注疏”扩大到“十八经注疏”。可见，蜀人一直在不断努力充实经典，扩大规模，曾对“七经”和“十三经”体系形成作出过贡献。

蜀学对儒家经典体系的扩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文翁石室时期将“五经”扩大到“七经”，明确提升了《论语》《孝经》的地位，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迅速影响巴蜀地区，改变了“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战国策》）、“有蛮夷风”（《汉书》）的状况，汉代巴蜀地区孝廉辈出，学术鼎盛，有“蜀儒文章冠天下”“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华阳国志》）之称。“蜀石经”将“九经”扩大到“十三经”，顺应了唐代中叶以来《孟子》入经的呼声，促进了心性儒学的最后形成，也支撑了宋儒“四书”体系的形成。廖平“十八经注疏”的构想，尽管尚未完成，却预示着以史学方法研究经学的全面到来，促成清人“以复古求解放”运动从东汉许郑之学（古文经学）恢复到西汉今文经学的新进境。 ^[18] vcA7HMIRg2Hw662SpJeRRUS5IBUGzbB1pC9pBRJVqLMRSsSncVvhmJxeGGLNzf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