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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是一方学术赖以成立的主体内容。刘咸炘《蜀学论》说：“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非封畛以阿私，诚惧素丝之染紫。” [8] 蜀学的主要成就在文学和史学，且无门户之见和师法、家法上的固守。可见，蜀学具有注重文史和兼包并容等特征。
刘氏还具体列举了蜀学在易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重要成就。首先，在易学方面，他说：“学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瞿（传孔子易学）、赵宾（说《易》“箕子”为“荄兹”，授孟喜 [9] ）、严君平（专精《大易》，传扬雄）、扬雄（仿《易》作《太玄》）、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卫元嵩（撰《元包经》）、李鼎祚（著《周易集解》）、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行成（撰《皇极》诸书）、房审权（集百家《易》解成《周易义海》）、来知德（撰《周易集注》）等。今传汉唐宋的许多易学成果，都是巴蜀学人保存下来的。如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留了汉《易》和南北朝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35家的主要观点；南宋房审权辑《周易义海》，汇集了汉到宋的百家《易》注，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易学集解。至于明代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更是集象数与义理之大成，开明代易学之生面。当然，巴蜀易学成就很多，刘咸炘总结得还不够全面，如晋代易学家范长生著《蜀才易》，其经本既不同于今文《易》，也不同于王弼《易》，是巴蜀特有的易学传统。宋一代文豪苏轼撰有《东坡易传》，融合易道、玄学、佛学理论以成新解，是北宋《易》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南宋名臣魏了翁汉《易》、宋《易》并重，既删削孔颖达《周易正义》而成《周易要义》，又荟辑宋代理学易主要成果以为《周易集义》；南宋著名宰相张浚、理学家张栻父子俱有《易传》；史学家李心传也有《丙子学易编》。元代黄泽（《易学滥觞》）、王申子（《大易缉说》）、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中》），明代熊过（《周易象旨诀录》）等，亦有《易》书。清全祖望赞曰：“甚矣，蜀之多《易》也。” [10] 清以后，巴蜀地区还出现了多位易学大家（如李调元、吕吴调阳、刘沅、何志高、范泰衡、尹昌衡、刘子华等）。刘咸炘赞同程颐“易学在蜀”之说 [11] ，并将其与绝伦的“唐诗”并论，“易学在蜀，犹诗之有唐矣”，可见成就之突出。
其次，在史学方面，刘咸炘说：“史氏家法，至唐而斁。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接着列举了陈寿（西晋，著《三国志》）、常璩（东晋，著《华阳国志》）、孙光宪（五代，著《北梦琐言》）、苏洵（宋，著《谥法》《太常因革礼》）、句延庆（宋，著《锦里耆旧传》）、张唐英（宋，著《蜀梼杌》）、范祖禹（宋，助编《通鉴》，自著《唐鉴》）、费枢（宋，著《廉吏传》）、王称（宋，著《东都事略》）、李心传（宋，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李焘（宋，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当（宋，著《春秋列国诸臣传》）、杜大珪（宋，著《名臣碑传琬琰集》）、李攸（宋，著《宋朝事实》）、程公说（宋，著《春秋分纪》）、史炤（宋，著《通鉴释文》）、吴缜（宋，著《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等，其中多位大家的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如范祖禹除协助司马光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内容丰富，篇幅几占一半）外，还独著《唐鉴》，是关于唐代历史的史论著作。王称、李焘、李心传，著《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既矫正了唐以前只重纪传体不重视编年体的偏颇，也系统地记录了宋代的历史。特别是《宋会要》，最后总其成的人（“总类国朝会要”的编纂和刊印），也是两位巴蜀学人（李心传和张从祖）。研究宋代历史几乎离不开蜀人及其著作，刘咸炘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是有道理的。
最后，在文学方面，刘咸炘说：“《二南》分缉，西主召公。蜀士之作，固已弁冕于《国风》；盛汉扬声，相如、（王）褒、（扬）雄，分国华之半，为词苑所宗。”是说西周当年周、召分治，周公主东，召公主西，其中《召南》已见蜀人之作。此后司马相如写赋成名，王褒、扬雄积极效仿，成就了自己的文章，“汉赋四大家”，其中三家在蜀。刘氏接着还列举了多位文学人物，如东汉李尤、杨终，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三苏”、苏舜卿，南北宋之交的唐庚，元代虞集，明代杨慎，并盛赞“唐宋八家，晚学所祖，蜀得其三，维子承父。明允强劲（明允即老苏），兵家余绪（老苏善文且善言兵，撰《权书》）；子瞻多能，为广大主。苏氏之文，盖不可比古矣。而南渡以还，衣被天下，羊肉菜羹，竟成谚语焉”。是说南宋以下读书人争着学习苏轼文章，甚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