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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是影响文化发展最为持久的深层次建设。古代巴蜀在制度建设方面领先全国的成就主要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和蜀刻“十三经”。文翁石室是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党所建，“周公礼殿”是东汉后期蜀郡太守高
所建，蜀刻“十三经”则是五代孟蜀时期毋昭裔等人的创刻。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说：“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盖自周道衰微，乡校毁废，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时文翁为蜀郡守，起学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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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此举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时值景帝和武帝之间（即景帝仍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武帝重视儒学又未开始），文翁却率先在西南办学，推行儒家教化！
《汉书·循吏传》和《地理志》皆对文翁所办石室学宫给予了充分肯定，《循吏传》说：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合，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3]
西汉时期，不仅地方政府办学自文翁始，而且以文入仕也自文翁始。当时汉朝做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孝廉和纳资，蜀郡却可以通过文化成绩入仕，这无疑对官员素质的提高大有好处，不仅影响了汉朝的吏制，也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官制。文翁兴学意义重大，故蜀人要纪念他，“岁时祭祀不绝”。直至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大门上还高悬着“文翁石室”牌匾，校内还设有文翁祠，成都市青羊区又有文家场，成都市内有文翁路，彭州也有思文场，皆为纪念文翁而设。值得一提的是，司马相如是否受到文翁兴教的影响？《三国志》等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实际上，司马相如成名于文帝时，其学问必成于文翁化蜀之前。据《益部耆旧传》佚文载：司马相如曾跟随临邛白鹤山隐士胡安学习《易经》，其辞赋也体现出深厚的经学功底。他以自己的成功对乡党后生起了表率作用，《汉书·地理志下》有言：“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4] 文翁从制度上以文教治蜀，司马相如以自我成功来激励后学，两人共同成就了巴蜀士人“巴蜀好文雅”“文章冠天下”的盛事。
《汉书·循吏传》将文翁列为第一位，原因就在于他对教育的重视。前人赞叹：“以孝景之不任儒，又郡国向未立学，（文）翁振厉绝业，所举向风，固宜为循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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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非常难得！杨慎《四川总志序》也说：“昔汉代文治，兴之者文翁。礼殿之图，后世建学仿焉；七十子之名，马迁之立传征焉。当时号为‘西南齐鲁、岷峨洙泗’。文之有关于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诬也！”文翁建石室时即有礼殿之图，这为后世所效仿。在制度层面，文翁兴办学校，开风气之先；用读书人做官，开文官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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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重臣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又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时，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东汉兴平元年，太守高
作周公礼殿于石室东，图画邃古以来君臣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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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翁石室至东汉时又有所发展，蜀郡太宗高公在石室东侧立“周公礼殿”，作为专门的祭祀礼拜场所。至此时，石室既是学校，又是礼殿；既作教育之用，又作祭祀之用，是中国“庙学合一”学校体制的表率，比中原王朝实行相同建制（公元497年北魏孝文帝在洛阳兴建孔庙）早了3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