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总之，蜀学不仅源远流长、相续不断，而且高潮迭起，成果丰富，大师辈出，贡献独特。在历史上，蜀学大致经过了7个发展阶段：第一期是先秦，蜀学处于孕育和萌芽状态，但一出不凡，产生了许多文化精品，如出土三星堆青铜器、金沙金器、宝墩古城等重要文化遗迹，还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文化人物，造就了一批文化成果。其代表人物有大禹、涂山氏、彭祖、尹吉甫、苌弘、尸佼等；其成就主要有《连山》（阴阳），三才合一，《洪范》（五行），“南音”（艺术），《山海经》，巴蜀图语，“三才皇、五色帝”（信仰）等。第二期是两汉的初盛，代表人物有胡安、司马相如、文翁、落下闳、张宽、王褒、严遵、扬雄、赵典、高 、张道陵等；成就主要有石室学宫、“周公礼殿”、“七经”体系、“小学”训诂、辞赋、天文历法、易学等，产生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赋，《凡将》《训纂》《法言》等“小学”文献，《道德指归》《太玄》《法言》等哲学著作，《太初历》等科技成果；形成了“蜀学”概念，有“蜀学比于齐鲁”“蜀儒文章冠天下”等说；张道陵入蜀学道，创立“五斗米道”。第三期是魏晋南北朝持续发展，代表人物有谯周、诸葛亮、李譔、陈寿、常璩、范长生、李密等人；主要成就在道教、史学、古文经学、孝道、易学、政教、军事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涌现出《古史考》《三国志》《华阳国志》《蜀才易注》等重要成果。第四期是隋唐五代蜀学异军突起，代表人物有陈子昂、赵蕤、李白、李鼎祚、马祖道一、宗密、杜光庭、毋昭裔、赵崇祚等；主要成就在诗歌、术数、易学、宗教、科举、雕版印刷等方面；成就有“子昂诗风”、“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资州易学”、“天下诗人皆入蜀”、中医中药、巴蜀佛道教、“西川印子”、“蜀刻石经”等；涌现出《长短经》、《周易集解》、《花间集》、“重建《道藏》”、“石室十三经”、《蜀本草》等重要成果。第五期为两宋的蜀学鼎盛，是时人才辈出、名著丰富，杰出人物以家族形式涌现出来，如“阆中陈氏”“华阳范氏”“眉山三苏”“铜山三苏”“井研四李”“绵竹二张”“丹棱三李”“蒲江魏高”等，还有唐慎微、龙昌期、张商英、张思训、黄裳、王灼、秦九韶等学人；成就主要在文学、史学、医学、数学、政事、家族文化等方面，体现了“三教”并治、文史特长、科技领先等特点。第六期是元明清初相对低迷，在传统学术领域仍有不少成果，代表人物：如“井研虞氏”（虞集）、“内江黄氏”（黄泽），以上为元朝代表；“新都二杨”（杨廷和、杨慎）、“南充二陈”（陈以勤、陈于陛）、“梁山来氏”（来知德），以上为明朝代表；“新繁费氏”（费密等）、“丹棱彭氏”（彭端淑等）、“遂宁张氏”（张鹏翮、张问陶等）、“罗江四李”（李调元等）、“蜀中三李”（李榕、李士棻、李鸿裔），以上为清初代表。成就在政事、考据、文学和易学等方面，特别是杨慎重视博学考据，开启清代朴学之风。第七期是晚清至中华民国蜀学再盛，蜀学至道咸年间已经复苏，出现了吕吴调阳和“双流刘氏”（刘沅）等学术大家；至晚清尊经书院、国学院等兴办，蜀学形成近代高峰，主要在经学、革命、政事、史学等方面，主张“中体西用”“托古改制”“复古改制”，倡言“维新”“革命”，代表人物有杨锐、刘光第、廖平、刘咸炘等。其中以先秦、两汉、两宋和晚清民国四个时段最为重要，形成了蜀学史上“七期四峰”的发展态势和文化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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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曾以“蜀学的流变及其基本特征”为题，发表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今略有修改补充。

[2]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巴志》、卷3《蜀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第97页。

[3] 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境内的小诸侯》，《蒙文通全集·古族甄微》，巴蜀书社2015年版。

[4] [美]埃尔曼·塞维曼著，龚辛、郭露莎、陈力子译，陈淳审校：《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5] （汉）刘向编，缪文远、罗永莲、缪伟译注：《战国策·秦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页。

[6] 参见谢无量《蜀学会叙》，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油印本。

[7] 参见舒大刚、尤潇潇、霞绍晖《“三才皇”与“五色帝”——巴蜀的古史体系与古老信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8]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杨倞注说：“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西汉初陆贾《新语·术事》也有“大禹出于西羌”的记载；汉武帝时的《盐铁论·国病》也说“禹出西羌”；扬雄《蜀王本纪》更明确地指明：“禹本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华阳国志》云“禹生于石纽村”。可见，禹兴西羌为蜀人，自是战国到两汉、三国相承不替的传说。

[9] （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洪范》箕子乃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10] 按，《山海经》佚文有：“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罗泌《路史》卷32“论三易”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三星堆出土青铜神坛，底座圆盘，象“太极”；其上有首尾相衔的一对神兽，象“两仪”；双兽托起四位立人，象“四象”；立人上承四峰相连，象《连山》；山顶有四方之城，每方各配五位拱手而立的神像，象“五行之神”。这极易让人联想起“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传》）的易道生成学说。其上四峰相连，似乎印证了《山海经》佚文“夏后氏因之曰《连山》”的说法；四方之城的五位神像，又疑似“五行之神配四方”的古老传说。

[11] （秦）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音初》，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12] 参见李冬梅、舒大刚《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6期。

[13]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1《著作记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 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文化的特征》，《蒙文通全集·古族甄微》，巴蜀书社2015年版。

[15] （晋）郭璞：《山海经注》卷首载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引自袁珂《校注》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40页）（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11引《吴越春秋》：“（禹）登宛委山，取得书，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山海经》也。”（引自汪绍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218页）

[16]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全集·诸子甄微》，第115—136页。

[17] 《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316页。

[18]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第124页。

[19] 《史记》卷85《吕不韦传》，第2512页。

[20] 《汉书》卷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45页。

[21] 杨伯峻译注：《论语·为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页。

[22] 即《汉书·地理志下》“好文刺讥”，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巴蜀“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本，第118页]。

[23] 《汉书》卷22《礼乐志》，第1030页。

[24] 《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5] “七经”，古来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张纯传》：“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李贤注：“《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96页）张纯是光武时人，当时谶纬盛行，纬书中有《乐纬》不假，李贤注“七经谶”有《乐》家是对的。但是作为经书，《乐经》在西汉已无传授，遑论东汉呢？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见杭士骏《经解》（《皇清文颖》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语》《孝经》之说为可信。

[26] 《汉书》卷89《文翁传》，第3626页。

[27]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0《先贤士女总赞》，第403页。

[28] 《汉书》卷89《文翁传》，第3626页。

[2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5页。

[30] 参见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

[31] （宋）田况：《进士题名记》，载（宋）袁说友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30，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8页。

[32] 参见舒大刚、申圣超《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33]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巴志》，第15页。

[34]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第122页。

[35] （宋）洪适：《隶释》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 （宋）洪适：《隶释》卷14。

[37]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14。

[39] （晋）任豫：《益州记》，载（唐）欧阳询等编，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692页。

[40] 参见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1]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第122页。

[42]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第123页。

[43] 语出（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9页。

[44] （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载（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48页。

[45] （宋）王应麟著，（清）阎若璩、何焯、全祖望注，栾保群、田松青校点：《困学纪闻》卷8引《国史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

[46]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又：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一卷木版雕刻印刷《金刚经》”，卷尾准确载有刊刻时间，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1966年10月13日，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装在舍利盒内的古代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经过考证，“经卷是公元704年到751年之间的雕版印刷之作”。韩国学者遂以此为依据向世界宣称，印刷术起源于韩国。印刷史研究专家潘吉星仔细研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的副本，发现这幅经卷之中使用了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证、授、地、初，一共出现了9次，证明这幅经卷是从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同样是在咸通九年，新罗人崔志远进入大唐东都洛阳国子监学习，那年他14岁；874年，崔志远参加唐朝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在唐朝为官，专掌书记；十年以后（884年），崔志远回新罗，把大唐文化传播到韩国，被誉为“东国文学之父”“新罗文化的圣人”“韩国儒学第一圣人”。诸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这样的唐刻经卷，就可能是崔志远等带回去的。公元824年，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收到元稹一封书信，说他为白居易编的《白氏长庆集》已经编成，并撰序言，有“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语。“模勒”即刻石拓印（勒即“勒名燕然”之勒），已经离雕版印刷不远了。又：1983年，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描绘了南无最胜佛和两名侍从。采用雕版木刻线条，之后又用画笔添加彩色的做法，制成木刻加彩佛像。此幅佛像底部有八行汉字：“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狐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大业是隋炀帝年号，三年就是607年。这幅画片有填墨的痕迹，可能是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还不成熟，印刷质量不好，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但只是单幅，未装订成册。

[47] （宋）叶寘：《爱日斋丛钞》卷1引，《守山阁丛书》本。

[48]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述》，《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49] 参见舒大刚《试论“蜀石经”的镌刻与〈十三经〉的结集》，《宋代文化研究》第1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又《“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50] 舒大刚：《“蜀学”三事：成都文翁石室丛考》，《孔学堂》2015年第3期。

[51]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14。

[52] （宋）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载（明）杨慎辑，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36，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999页。

[53]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6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

[54] 参见（宋）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载（宋）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9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5] （宋）邓椿著，刘世军校注：《〈画继〉校注》卷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56] （宋）苏轼：《眉山远景楼记》，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52页。

[57] （明）杨慎：《制策入等》，《升庵集》卷6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8] （宋）谢枋得：《平山先生毋制机墓铭》，《叠山集》卷8，《四部丛刊续编》本。

[59] 参见（清）吴谦等编《医宗金鉴》卷60：“自宋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957年影印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第1页）

[60] （宋）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52页。

[61] 霍松林：《陈尧佐诗辑佚注析序》，载（宋）陈尧佐著、程瑞钊等注析《陈尧佐诗辑佚注析》卷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页。

[62] 胡昭曦：《宋代“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63] 胡昭曦：《诗书持家，理学名门——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胡昭曦宋史论集》，第326—329页。

[64] 参见许肇鼎著，许孟青等修订《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5] （清）欧阳直：《蜀警录》，中华民国元年成都刻本。

[66]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云：“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始汉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余年，崩离变革，理势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净德集》卷14）说明文翁石室从汉至宋，一直在发挥其教育作用。

[67] （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明）杨士奇、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8] （元）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道园学古录》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9] 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述》，《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又收入《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70] 《元史》卷182《王守诚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4210页。

[71] 《元史》卷182《王守诚传》，第4209页。

[72] 《元史》卷189《黄泽传》，第4324页。

[73] 《元史》卷189《张 传》，第4315页。

[74] “元诗四大家”，除虞集外，其余三家为杨载、范梈、揭傒斯。

[75] （明）杨慎：《升庵遗集》卷23《内江科贡题名序》，载王文木、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3册，第1069页。

[76] （清）戴伦喆：《四川儒林文苑传·引首》，《儒藏·史部·儒林史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册，第788—789页。

[77] （清）戴伦喆：《四川儒林文苑传·引首》，《儒藏·史部·儒林史传》，第79册，第787—788页。

[78] （清）戴伦喆：《四川儒林文苑传·引首》，《儒藏·史部·儒林史传》，第79册，第787—788页。

[79] 参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0] 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 UkbirQSzjAoSF4cXRmo17QFRoOzRb6DpqAU72ihEOMM2LiDKM+HQpjLYFDI10E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