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北宋咸平四年（1001），今川渝地区分为益州（治今成都）、梓州（治今三台）、利州（治今广元）、夔州（治今奉节）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是为四川得名之始）。在宋代，由于晚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外族入侵和长期战乱，中原元气耗尽，经济文化落入低谷，而长期“偏霸”的巴蜀、江南和闽越等地，反而成为经济奥区和文化高地，以及拯救中央王朝起死回生的重要援手，巴蜀和江南等地的钱粮、文献和礼器，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开封，才使原本罄尽如洗的中央府库慢慢充实起来。
在经济文化都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的蜀中，教育和学术事业也延续了五代后蜀的势头，得到更加飞速的发展，出现了蜀学史上的第三个高峰。北宋庆历年间，常州人蒋堂“知益州，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堂因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与乡老之贤者，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 [53] 。直到北宋末年，蜀中学校滋盛，苏轼侄孙苏元老曾为国子博士，回乡居汉州（今广汉）教授，绵竹人张浚以少年入学，为元老所赏识激励，终于成就其一代名器。 [54] 南宋虽有战火，然蜀学不废，李石由太学博士黜居成都，主石室学宫的讲授，“就学者其合如云，至闽越之士，万里而来，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蜀学之盛，古今鲜俪” [55] 。
由于汉以来的长期积淀，特别是唐五代、前后蜀的积累，宋代蜀学诸多方面在当时领先于全国。在文学上，由于隋唐以来实行科举考试，“朝廷以声律取士”，至宋代“学者犹袭五代文弊”，巴蜀人士却“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 [56] ，且文章法古、学以明道，与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所倡“古文运动”正相合拍，于是“唐宋八大家”中，蜀人就占据了三位（苏洵、苏轼、苏辙）。在宋代科举考试中，苏易简、陈尧叟、陈尧咨、杨寘、马涓、何栗、何焕、赵逵、张孝祥、冯时行、蒲国宝、许奕等14人，皆状元及第。在由皇帝根据时务出题考试的“制科”中，巴蜀士人也有上佳表现，杨慎说：“宋之制策，虚第一等以待伊、吕之流。其入等者，惟苏氏轼、辙兄弟，吴育、范百禄、李垕，终宋世仅五人，而蜀居其四，盖二苏、范、李皆蜀人也。” [57] 在政治领域，南宋时期巴蜀出了5位具有影响的宰相，谢枋得《毋制机墓铭》云：“渡江后贤相如张公德远（浚）、虞公仲言（允文）、赵公景温（雄，一作叔温）、游公景仁（似）、谢公德方（方叔），皆蜀人也。” [58] 在经学上，巴蜀易学仍然特别发达，程颐因有“易学在蜀”之誉，陈抟、龙昌期、苏洵、苏轼，以及南宋房审权、张浚、张栻、李心传、魏了翁等，皆各撰《易》著。
“三苏”父子，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以他们为代表的北宋蜀学，与二程洛学（即理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共同构成了北宋学术的四大主流。张栻、魏了翁是南宋理学宗匠，张氏不仅传衍蜀学道脉，而且创立“湖湘学派”之典范，与朱熹、吕祖谦同称“东南三贤”。魏了翁汉宋兼治，成果很多；他还力主解除“庆元党禁”，使朱子之学在南宋后期得到正常传授，对理学的广泛传播贡献尤巨。巴蜀长于史学传统，在宋代也是斐然成章，范镇与修《新唐书》、苏辙《古史》、范祖禹《唐鉴》（并助司马光修《通鉴》）、范冲重修《宋神宗实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并续张从祖《总类国朝会要》、无名氏刻于蜀中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校刻于此时的蜀大字本“南北朝八史”等，一起构成了宋代史学的主要面貌，故刘咸炘有“唐后史学，莫隆于蜀”之说。
在科技领域，唐慎微《证类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物学、方剂学结合的医学著作，也是第一部大型植物学著作，后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即以它为蓝本。峨眉神医发明了人工接种流痘预防天花 [59] 技术，成就了医界“川药”“蜀医”之说。王灼《糖霜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甘蔗制糖工艺的专书。秦九韶《数学九章》，则将中国古代数学推向当时世界科学的顶峰，他的代数学运算（大衍求一术）、方程演算（正负开方术）方法，分别领先西方同行（高斯、霍纳）各500余年。
至于巴蜀地区的家族文化、乡村建设，也是硕果累累、佳话多多。苏轼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60] “贵经术而重氏族”“合耦以相助”，正是接受儒家伦理教化的结果。这种风气自汉已然，前如东汉成都赵戒、赵温、赵谦祖孙三人，积德累功，皆位至三公、宰相。宋代这一现象更为普遍，或兄弟联袂，花萼齐芳，如眉山苏轼、苏辙，盐泉苏舜钦、苏舜元，井研李心传、李性传、李道传等人是也。或父子祖孙，世代书香，奕世载美，如北宋阆中陈省华及其子陈尧佐、陈尧叟、陈尧咨等，创造了“一门二相，四世六公，昆季双魁多士，仲伯继率百僚” [61] 的奇迹；眉山苏洵、苏轼、苏辙及苏轼之子苏过、苏辙之孙苏籀，并善属文，号称“五苏”；华阳范镇、范百禄、范祖禹、范冲为代表的范氏家族，绵延百禩，“世显以儒”，一门有二十七位进士、四位翰林 [62] ；蒲江魏了翁、魏文翁、高稼、高定子、高斯得等，兄弟子侄“九进士、三公卿” [63] ；梓州苏易简及其孙苏舜卿、苏舜元，俱善诗文，号称“铜山三苏”，与“眉山三苏”齐名；井研李舜臣及其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俱善史法道学，号称“四李”；丹棱李焘与其子李壁、李埴三人，俱善史学、文学，人称“前有三苏，后有三李”。如此等等，都引领和影响着全国的教育文化。这一环境必然有利于蜀学的发展，据学人考订，有宋一代巴蜀文献多达4000种以上，比此前巴蜀文献总和的两倍还多。 [64] 宋代蜀学在文学、经学、史学、科技和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