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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取代北周，也继承了北周对巴蜀的管理，在此置蜀王，聚集了刘焯、王通等著名学者，南学、北学交汇融合。唐代继之，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西道，置县近300个，足见其经济之发达。五代时期，前蜀王建（907—925）和后蜀孟知祥（934—965）又先后在今四川地区建立蜀国政权。这一时期“统合”不定，巴蜀地远自安，特别是中唐以后，中原及江南常有战事，巴蜀相对稳定的环境成为文人雅士、豪族富室的避难场所，学术文化得到比较长足的发展，一定程度地保持了两汉古风和巴蜀特色的蜀学，在外间“四声八病”的靡靡之文和“说有谈空”的虚玄之气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古朴苍劲、生机勃勃。直到初唐，在“轻薄为文哂未休”的时代里，蜀人粗豪怒视的文风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更呈现异军突起、一鸣惊人之势。
政治的统一和物资的丰富，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在诗文、佛教、道教、医药等方面，以及印刷术领域，此时的巴蜀都有极佳表现，人才、文章皆层出不穷。据史料记载，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巴蜀士人范崇凯、尹枢、尹极、于环、李远、李余、张曙7人，皆高中状元；而结束绮靡香罗之态、宏开雄健奇伟之诗风者，实以陈子昂、李白为其称首。唐人魏颢有云：“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昻、李白，皆五百年矣。” [44]
此外，李鼎祚汇集汉魏以下易学35家的成果，著成《周易集解》，兼包象数、义理，堪称“集汉易之大成”；融合三教九流、颇有纵横气息、擅长术数的赵蕤，广集诸子百家文献，撰著《长短经》，堪称“古今谋略之奇书”；道士王玄览、杜光庭，高僧马祖道一、宗密等，发幽阐微，大昌宗风，皆以玄思学理称誉于学林及宗教界。特别是杜光庭入蜀，收藏道教文献，“重建《道藏》”；唐代成都是佛教中心，释典非常丰富，宋太祖就令高品张从信利用这里丰富的佛教藏书和先进的雕刻技术，刻成首部雕版《大藏经》（“蜀藏”），成为后世各版藏经之鼻祖。
在术数（科技）、方技（医药）等领域，则有唐人蜀医昝殷撰《经效产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妇产学专著；严龟著《食法》、昝殷著《食医心鉴》，是最早的食医著作；梅彪著《石药尔雅》，仿《尔雅》解释中药性味；祖籍波斯定居蜀中的李珣撰《海药本草》，是第一部海外药物学专著；孟蜀韩保昇撰《蜀本草》，综合唐本草、图经等文献，形成给药物配图的编纂方法，成为后世本草著作的典范。
在图书出版方面，成都于晚唐时期已经广泛推广了雕版印刷术，为图书文献的传播和流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宋《国史艺文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 [45] 墨板即雕版刷墨印制的书籍，唐以前没有，在唐末才出现于成都，时称“西川印子”。唐太和九年（835），日本僧人宗睿就从中国带去了“‘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46] 。唐柳玼《家训序》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47] 1907年，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发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简称《樊赏家历》），残页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此外，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图书馆保存着十多份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有年月日等明确题记，还包括“龙池坊卞家”“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等出版作坊题记，他们无愧为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和“图书发行者”。及至20世纪40年代，还在今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张印本《陀罗尼经咒》，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的题记” [48] ，这是目前在国内发现并保存得最早的且有明确作坊的雕版印刷品。这些不仅是地道的“蜀刻本”，而且雕版印刷术已经成为蜀版书的专利和专称（即“西川印子”）。在这些技术条件基础上，孟蜀宰相毋昭裔乃发起雕刻印行儒家经典，此法为五代、北宋校刻之“监本”所效仿，不但使儒学文献更加定型，也使儒家经典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加精确的方式得到广泛传播。同时毋氏还在石室学宫倡刻“石室十三经”，有经有注，碑越千数，规模宏大，最终形成了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 [49] “石室十三经”与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同为影响天下学术的“蜀学三宝” [50] ，宋人吕陶曾热情地称赞说：“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51] 同时重臣席益也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 [52] 这既是蜀学的荣耀，也是蜀学对于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
汉唐时期是巴蜀文献最有特色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此期有巴蜀著述400余种，许多著作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的辞章，陈寿、常璩的史学，严君平、扬雄、卫元嵩、李鼎祚的易学，张道陵、马祖道一、宗密、杜光庭的道学、佛学，都是全国相关领域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