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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偏霸”时期:蜀学的持续发展

自秦统一巴蜀,巴蜀便成为祖国大家庭中重要一员,成为维系全国稳定、巩固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基地。不过,由于四川盆地四面凌险的特殊地形,有时也容易形成割据独立的局面。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巴、蜀二郡划入全国十三州之一的益州;新莽地皇五年(24),蜀郡太守公孙述即起兵趁乱占据益州称帝,取起于成都之意,国号“成家”。东汉建武十二年(36),益州重归中央政权管辖。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又割据巴蜀,不久又为刘备所灭。221年,刘备又据巴蜀称帝,史称“蜀汉”,建都成都,直到263年为曹魏所灭。

在天下三分的对峙局势中,蜀汉以《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即今汉中、四川、重庆、滇北、黔西一部)之地,东敌吴,北抗魏,六出岐山,三战荆楚,壮者上前线,妇女事耕织,老弱任转输,苦苦维持45年的鼎立局面,蜀中物资和人才的功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265年四川归西晋王朝统治。西晋初年,划出益州一部设梁州。西晋末年,李特率流民起义军攻入益、梁二州。东晋永安元年(304),李特侄子李雄在成都称王,史称成汉。306年李雄起义成功,攻克成都,建立大成国;立国40余年,于347年为东晋所灭。南北朝时,巴蜀的益、梁二州先后归属南朝的宋、齐、梁和北朝的西魏、北周统治。内中除了西晋初和东晋初的短暂安定,其他时期长则十余年,短则数年,巴蜀基本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偏霸”状态。多年的内忧外患,使从前富庶之区竟成争战之场,不过巴蜀的学术文化也在这种与中原(或江南)若即若离、时统时分的状态中,保持故步节奏、原来风格,渐进地发展。

因此,中原(或江左)盛行的“玄学”“骈文”的风气,对巴蜀地区影响不大,在“文衰”“道溺”之际 [43] ,蜀中仍然继续其儒学、易学、古文和史学之特长,不时有重要人物和学术成果涌现出来。如谯周之博学(撰《论语注》《古史考》《三巴记》《法训》《五经然否论》等多种),李譔之古文经学(撰“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遍注群经,是早于王肃与郑玄立异的学者),范长生(撰《周易蜀才注》)、卫元嵩(仿《易》著《元包》,采用夏易《连山》之法)之易学,陈寿(著《三国志》,记魏、蜀、吴历史,名列正史,又著《耆旧传》,记巴蜀历代乡贤名宦)、常璩(著《华阳国志》,记汉中、巴、蜀、南中及公孙述、晋世、李特等历史,为方志学鼻祖,又著《蜀李书》,记李特、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祖孙称雄巴蜀的历史)之史学等,皆戛戛独造,影响后世中国的易学、文学、正史及方志研究甚巨。至于诸葛之忠武谋略(有《隆中对》《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传《心书》《诸葛武侯集》等),李密之气节孝道(有《陈情表》等),更是千古传名,百世流芳。 EHlS/NISGQ3HnvX0ASjhgFY6T1Uu4MEWA8UNDwWJjyFdg2KitlaDLVpXGAGI47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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