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毋庸讳言，作为一项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思想文化交流活动，口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书面文字产生之前，当语言不通的部落之间因战争、贸易、生产、宗教祭祀、异族通婚等事件必须进行跨部落、跨语际的交往之时，非正式口译活动业已出现。此外，口译活动在人类的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交往中，始终发挥着润滑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古代社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佛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文成公主西嫁、马可·波罗东游、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郑和下西洋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口译活动无疑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协调和推动的作用。（赖祎华，2014：33）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陈说内外之言”“能达异方之志”的译员的努力，高高在上的古埃及法老就无从向臣服于他、被他视为野蛮人的努比亚人（Nubians）、利比亚人（Libyans）、亚细亚人（Asiatics）发号施令；而由于“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如若没有译员的辅佐，中国夏商和周朝帝王也肯定无法与前来朝贡的域外使节进行沟通与交流。假如没有口译（当然也包括笔译）人员的共同努力，人类跨越民族、种族、国界和地区以及跨越历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将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任文，2010：2）
纵然口译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几乎可与人类历史相提并论，但其可考的痕迹和证据却是凤毛麟角。由于历史资料欠缺，只能推测口译可以追溯到人类各种语言形成之后的时期，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系人类各民族在各个领域相互交流的诉求。它在形成的初期可能表现为操不同语言部族或民族之间某种非职业的、粗糙的、附带着大量手势语且谈不上任何口译技术或“技巧”的中介性口头交流，主要发生在各个部族或民族的辖土边缘地带。（鲍刚，2005：1）
在西方，有关口译的真正有案可稽的记载不很多。最早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的口译活动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古埃及法老（Pharaoh）统治时代，在当时的寺庙和墓碑上刻载了作为囚犯或臣仆的异邦人向埃及朝廷卑躬屈膝、进献贡赋的场景（任文，2010：1）。相关史料对译员的记载大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即金字塔时期末年，那时人们经常冠埃里芬廷（Elephantine）的王子以overseer of dragomans，即口译员的监督者之名。基督教徒保罗（Paul）曾要求希腊科林斯教友请口译员为传教服务，14世纪法国律师杜布瓦（DuBois）曾首倡培养口译译员以促进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间的交流，哥伦布（Columbia）在发现新大陆后曾将大量印第安人运到西班牙学习西班牙语，并将他们培养为口译译员。
据此可以推测，在权力不等、语言不通的交际之中，译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那些口译的直接活动，却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可供研究。仅就不多的间接材料，是不足以对当时的口译活动作出令人信服的描述的。我们仅能根据至今依旧存在着的某些初级的口译形式，推断出古代的口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化、技能化口译——它没有从方法论上与笔译区分开，甚至没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体系，工作时仅凭临时“译员”的灵性、经验为交流双方进行言语沟通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懂语言就可以“翻译”，学译乃是“学语言”。（鲍刚，2005：2）
此种由非职业化译员构成译员群体的现象到20世纪初期依然比较普遍。在西方，该群体多由记者、外交家和大学教授等组成，他们的语言知识具有相当水平，工作风格严谨忠实，但是并未进行理论升华。由于旧日译员的工作质量不尽如人意，所以西方自古以来便常将译员视为能言会道、专会添油加醋并曲解交流双方意思的“骗子”，甚至中世纪时还有人因迁怒于译员而试图割去其舌以示惩罚。（鲍刚，2005：3）在西方，口译业内此种粗放式的工作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方有所变化。直至现代，西方仍有一些不懂口译的人认为口译类似于欺骗，只有粗略懂得一些交流各方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并特别留意译员的译语时才不会为译员所误。
口译作为一项在国际社会被认可的职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于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都不会讲法语，需要口译服务。这就首次打破了法语在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中的垄断地位，采用英、法两种语言的现场口译进行谈判。（Phelan，2001：24）现代意义上的会议口译就由此诞生。当初会议组织者招募了一批语言高手以正式译员的身份为巴黎和会做交替传译。会议结束后，这批译员中的不少杰出人士陆续在欧洲创办了许多翻译学院和翻译机构，以顺应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的需要。自此，口译作为一门国际性的职业得到了认可，口译方法和技能的训练也开始受到重视。职业口译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
继联合国之创立，各类区域性、全球性组织大量创建，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对快速便捷的语际转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于是各种口笔译培训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涌现出来，口译研究也由此发轫和起步。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国际会议口译工作员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etes De Conference，AIIC），也于1953年在日内瓦隆重宣告成立。（张维为，2001：4）与此同时，口译作为一门学科，对其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也开始进入了高等学府。半个多世纪以来，高级口译人才一直备受各类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各种跨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青睐。专业译员尤其是高级国际会议译员，已成为受人羡慕和尊敬的高尚职业。
古代汉语的术语译可以兼指笔译、口译、译者和译员四个概念。事实上，关于笔头翻译和口头翻译细致区分的术语笔译和口译，直到现代汉语才出现，且都源自译。回顾历史上的语言沟通可以发现：口译和笔译活动总是以某种方式相互交织的，也就是说关于口笔译的历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从词源上讲，古汉语的语言交际中，译这个术语涵盖了上述四个语义域，四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用于指示语言交际的译者和译员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是平等的关系。
中国关于译员的最早介绍不像欧洲那般久远，其关于口译和译员的详尽介绍也不仅仅是关于术语的文献记录。事实上得益于悠久的、细致的历史编纂，关于古代中国译员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从历史资料中窥见一斑。其中广为引用的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关于翻译的最早记录和介绍：“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礼记注疏》在“寄”“象”“狄鞮”和“译”这四种古代中国指示译者或译员的名称中，只有译保存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其他三个成为历史上古汉语用于指示语内或语际交际的协调者，如象寄之才。现存证据无法证明译具体是何时取代另外三个术语成为指示口笔译活动的专用术语，但是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的秦和公元前206年到公元9世纪的秦汉时期。因为那时那三个术语用于指示翻译官员过时。但无法核实的是，为何古汉语没有分别指示口译和笔译活动的词汇。或许可以推测，翻译作为一个职业，因其与邪恶的野蛮人相关，以及其自身较低的官阶（在九层官阶的体系中位居第七层），而没有被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其处理边界外国人职责范围与其官阶排序靠后的外围本质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文化中也缺少对于口笔译差别的区分。此外，似乎可以合理推断古汉语中译这个术语地位不显著，这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百姓对翻译本质模糊的理解。
在古代中国，华夏民族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历史则可追溯到夏商时期。“夏启即位七年，于夷来宾”与“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册府元龟外臣部》）等记载，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需有译员在场的外交活动。（黎难秋，2002：1）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时期也已有了通过“重译”（多重口译）而进行交流的史实，而史料对于“象胥”（古代对翻译官的称呼）的记录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三年方夷来宾”（《册府元龟·外臣部》）等记载，（陈福康，2006：2-3）说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已然有了与少数民族以及国外交流的口译记载，后者多零散分布于明清或近代小说或档案的间接描述，那时译员已经拥有正式的称谓——通事。
中国汉朝拓展了疆域，为了将边疆部落的当地人充分融入中国文明，后汉朝廷鼓励当地人定居生活。同时，指派乐善好施的官员帮助他们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最终同化、教化他们。处于疆域边界的汉语译员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帮助官员和当地部落人民之间进行语言沟通，还包括在各部落推行中国文化和管理。这种双角色译员与安杰莱利（Angelelli）所言不谋而合“译员除了全身心投入互动以外别无选择，这反过来促成角色的发挥，而不是被某种要求他/她仅仅传译所说话语的标准人为地隔离在外（Angelelli，2004：2）”。说明了译员是扮演了语言和社交中间人的角色。
几条与笔译相关的书面记录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势头迅猛。（Cheung，2006：24）事实上，除了名义上指称译员以外，公元2世纪之前关于口笔译行为的信息几乎没有受到现代学者的关注。
当时的中国：语际交际是否有固定模式？封建王朝是否提供翻译？来访使者是否自带翻译满足访华需要？这些与外交翻译身份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历史研究中悬而未决之处。但是下面两句引语给我们留下较多线索探讨答案：
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Liangshu，1983：812）
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Liangshu，1983：806）
第一条引语的意思是：中国官府通过来访人带着译员的翻译才懂得来访者方言的意思。第二条引语的意思是：中国官府来访者借助百济人的翻译和中国官府进行沟通。由此可以推断：来华的外国人并不能依靠华人翻译，而是从本地或使馆代表中寻找译员。
另外，在外交历史上并无中国封建王朝提供译员的记载。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中国繁荣昌盛，来访各国悉知此情，因而自己安排译员或译者辅助访华。（Cen，2004：15-16）也就是说，如果本国没有精通汉语的译员，来访使节会自己雇用外国译员来帮助完成来华之旅。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近千年亚洲的翻译研究都鲜有提及接力翻译盛行的情况，但是在古代不同语言文化接触的早期，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接力翻译一直反复出现，持续存在。那时语言的威望尚未与国家实力挂钩或匹配，尚未有主导语言支撑更广泛的跨国沟通，亚洲范围内书面语尚未广泛发展成熟，接力翻译即为广为流传的交际策略。
东亚国家与中国古代外交通信，尤其是其中与亚洲历史政治及思想意识相关的部分，一直是汉学研究的焦点，而其中若有关于翻译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
首个千年期间，日本和朝鲜半岛三国送抵中国的外交信函确定都是汉语原文而非译文。但是蒙古草原上突厥国（前期是中国敌对国，后期是中国附庸国）致华外交公函到底是汉语原文还是译文尚不确定。据《国书》《北史》等正史记载，6世纪中期书面突厥语已存在并付诸使用，这种书面突厥语借用了一些古索格代亚纳（古代伊朗，当今的乌兹别克）词汇，据说与草原上其他书面语相差无几。有证据表明早在6世纪中期，书面突厥语已应用于外交和宗教文书，所以可以推测突厥呈给中国的外交信函很可能是突厥语原文经过翻译之后的译文。
隋朝结束了中国300年的分裂局面，开启了隋唐鼎盛时代，那时多数中东亚邻国热衷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与君权神授、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意识相一致，中国将他国（百济、新罗、高句丽、突厥和越南等）视为附庸国，视它们象征臣服和尊敬中国皇帝的朝贡为其义务的一部分。那些未被纳入中国政治框架的诸侯国（如大和、斯里兰卡等）被看作绝域的远夷，但是那些国家有时也来朝贡，要么是作为新建国家欲获得承认，要么是单纯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等。（Gao，2003：76）
除了朝贡，为了维系与中国的关系，诸侯国还经常礼节性呈递外交文书。据正史有关外族记录所包含的某些外交文书显示，虽然那些国家国内根本不使用汉语口笔语，但是所呈中国的外交文书大部分是汉语的。这些文书是汉语原稿还是译文尚有待核实。目前，根据历史事实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猜测这些文书很可能是翻译而成的译文稿。现存两份突厥呈上的文书无论从语言学角度还是历史角度都证明了上述猜测。在语言学方面，文书中原语风格浓郁，汉语措辞与用词蹩脚，都证明了很可能是汉语译文。在历史方面，莱特（Wright）（1978：19）认为在第一个千年期间，汉语抄写员经常被其他部落首领雇用，帮助撰写呈给中国的外交文书，以解决与中国的沟通障碍。根据克劳森（Clauson）（2002：108）早期的突厥语可能由古代北欧文字翻译而来。如果6世纪中期这种翻译已是既成事实，那么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将突厥语译为中文便是不无可能的了。
在翻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口译却迟迟没有成为焦点。提莫志克（Tymoczko）（1990：47）认为文学翻译对口译的忽视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勒弗菲尔（Lefevere）（1988：13）重申中西方翻译传统都植根于口语交际，但结果却均反向而行，中国的传统较趋向于口语，以林纾西方文学翻译较依靠译员口译为范例。
对于口译历史的研究碰巧与对笔译历史的研究形成有趣的关联，在历史的某些时间节点上，二者是相互交织的。关于最早口语活动的踪迹，可以从文档卷宗中挑选出来，作为原始资料参考。
唐朝疆域的拓展和开放的人文吸纳了大量外国人士旅居，很多外国人是几代居住中国，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了解颇多，占据了唐朝翻译的主体。为了应对不同国家间的口笔语交流配置了大量翻译。唐朝官方翻译主要有两种：译语和蕃书译语。二者工作任务不尽相同，前者主要为外国使节提供口译服务，后者主要将外使国家文书译成中文。
具体说来，朝廷的20位译语主要为朝廷官员和外国客人提供口译服务。据著名的汉唐历史学家黎虎（Li Hu，1998：323）记载，译语负责“代表君王接待外国使者，接收外交文书”，即充当译员帮助外国使节沟通交流，在都城附近处理事务。李芳（Li Fang，1994：47）指出，译语被指派帮助来访使节克服语言障碍进行沟通，以增加与中亚国家的沟通交流。因为主要任务是接待各国前来朝贡的来宾来使，所以译员要积极地参与其中。总而言之，朝廷译语主要为来访使节提供口译服务，在朝廷内外帮助使节沟通交流。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朝堂上推助与使节的沟通和交流，帮助编撰外事文案。因此，他们口译工作的本质，既包括日常交际，又包括地理、文化和政治等的专业议题。
译语们专职应对外国使节，蕃书译语是涉外事件的相关部门辅助译语应对外国使节，共有十位蕃书译语，他们负责将外邦使节的外交书信或国家间往来信件翻译成汉语，供外邦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口头陈述参考使用。（Li Hu，1998：368）
外国使节到达都城之后，其所带信件由译语转给蕃书译语。截至使节觐见皇帝之前这段时间，蕃书译语将信件译成汉语（若原文不是汉语）备用。与译语不同，有关蕃书译语的信息捉襟见肘。从关于二者卷宗的记载可见一斑：译语经常参加各部门涉外事务的口译，因而记载较多。我们可以从有关外国事务的传记、朝廷日志以及各部门官员与外国使节接触的记载中发现有关他们的记录。然而，蕃书译语的责任主要是为国家间信件或外交文书提供汉语译文，由于工作性质相对静止，与其他部门交集较少，他们伏案工作的情况自然较少载入史册。虽然如此，我们对于两种翻译类型本质的了解仍然不够全面深入，需要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多的历史卷宗中搜寻更多的历史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在半殖民地时期，懂得点外语的洋务职员、商人、部分留洋知识分子、小官僚等占据译员主体，其中充当交际双方沟通之人不乏外语半通不通，且综合言语交际能力难堪重任，甚至工作期间可能不得不依赖于一知半解的外语进行借题发挥，鲜见名副其实可以胜任的译员佼佼者。在旧时代的中国，交流中的中方官员等却又常常意识不到口译时的译语质量问题，更考虑不到译员的工作特点。这种粗放的状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改进，且这一改进工作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重返联合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一个渐趋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许多国际投资者和观光客的首选目标。我国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对各类口译人员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赖祎华，2014：35）在90年代中期以前，交替传译属于占主导地位的口译形式。自90年代后期开始，同传译员逐渐成为完成大型国际会议口译的主力军。但是在商务谈判、新闻发布会、外事会见等大型活动，以及各种联络或陪同、口译活动中，主要的口译方式依然是交替传译。尤其是在21世纪，国际外交舞台进入公共外交的时代，中国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背景和还不稳定的地区和世界局势的形势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大批合格的口译人员来共同构筑和加固对外交往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