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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民族、多国家间政治、经济、体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互动的与日俱增，口译所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日益广泛，形式和方法亦随之愈加多样。口译界对于口译分析的方法一直见仁见智，大致说来有以下归类方式：
一是时间分类法。按照工作模式的时间性质，口译可分为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前者按照不同的工作模式又可分为常规会议同传、耳语同传、手语/哑语传译（含手指语传译或触摸口译）和视译。
二是空间分类法。根据工作模式的空间属性，口译包括远程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
三是专业分类法。除却口译工作模式的时间与空间性质，还可以直接以具体口译活动发生的具体专业场景进行分类，其交流内容往往直接涉及该专业的领域。
四是大类分类法。西方口译学界，人们有时根据某一口译活动的总体性质将口译概略地分为会议口译和联络口译（西方移民国家多用“社区口译”的说法）两大类。（任文，2010：8）
五是其他分类法。依据其他分类标准，还有其他一些分类方式。其一，按照源语—译语的流向，可分为单向口译和双向口译：前者口译活动中的译语流动态势是单向的，即译员总是将一种语言传译为另一种语言；后者口译活动中的译语流动态势是双向的，即译员将两种工作语言互译传译。其二，依照源语到译语的直接性程度，可分为直接口译和接力口译，简称接传：直接口译是指译员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直接传译；接力口译是指经过第三种语言将两个或多个译员的传译进行连接的间接口译。其三，根据语言的样态，可分为哑语/手语传译与有声语言口译，哑语/手语传译又包括有声语言与手语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手语之间的传译。（Mary Snell-Hornby，2006：118）
以上诸类分类方法各自成理、各有侧重、无所对错、无谓优劣，本书将着重从时间分类法展开讨论。
按照工作的时间性质，口译可以分为多种模式，包括同传、交传、视译、手语传译、非正式的权宜之计（耳语传译和小玩意儿传译），以及多种模式的混合。
同声传译，又称同步口译、同步传译、即时传译，简称同传，顾名思义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人讲话的情况下，将其所说话语不停顿地、以与讲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思想和情感，用口头形式重新表述出来传译给听众的一种翻译实践。即讲话人的说与译员的译几乎同步开始、同时结束，译员只是稍稍滞后于讲话人。同声传译通常是指会议同声传译，即译员使用会议会场的通信设备，经由耳机接收讲话者的语音信息，继而几乎实时通过话筒，以目的语口头传译的形式将讲话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和情感传达给听众。简而言之，同声传译指的是译员在具有隔音功能且能够直接看到讲话人或会议室的同传/译员箱内，通过麦克、耳机和多频道同传设备，提供与讲话者仅有几秒之差的实时口译。
同声传译的过程既简单又复杂，该过程按照认知加工的顺序可以概述为：讲话者通过话筒发布的信息经由耳机到达同传译员，译员即时加工之后的信息以目的语口头传译的形式通过话筒经由听众的耳机为听众所接收，也就是说：在同一会议大厅，讲话人通过话筒讲话，译员佩戴耳机坐在能看到会场的同传箱，通过耳机接收讲话人的音频，然后几乎实时通过话筒麦克进行传译，译员的译文又通过听众佩戴的耳机传给听众。这个程序中的关键是讲话人和同传译员，但是其他环节也不容小觑。同声传译过程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影响传译质量。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讲话者、口译员和同传设备。
首先，讲话人对整个同传过程的影响和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讲话内容：内容的难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难易。第二，讲话逻辑：讲话者的逻辑是否清楚对译员的传译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三，讲话速度：这是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与笔记差别最大的地方，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译员传译的水准。第四，讲话口音：当今国际会议的发言，以英语居多，但是大部分讲话者并非英语母语者，因而大都是带口音的英语。第五，讲话语气：语气通常能够体现讲话人的观点，同传译员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讲话没有语气变化。第六，母语非英语的讲话者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时有英语讲话词不达意的现象。
其次，一般来讲，同传译员是决定同声传译过程能否成功的最核心要素，因为传译的质量基本上由译员的素质和水平决定。译员同传的过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听、想、说，三者几乎同时进行，也就是说边听、边想、边说。第一，同传的听不是消极被动地听，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听他人说话，而是积极主动地听，也就是说从口译的角度边听边总结边预测，即边听边加工，与一般听众相比要听得全、听得准，其间持续不断地进行准确判断是为第一要务。第二，想。具体说是信息的加工，即面对接踵而来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判断和处理，并迅速找出最佳的传译方式。一是要准确理解和判断讲话者所表达的信息和情感；二是要实时顺畅产出尽量完整准确的传译。第三，说。针对的是传译源语时用比较地道的译入语和适切的非言语方式（如语气语调等）转述源语所包含的信息和情感。
最后，同声传译设备也是影响整个同声传译过程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同传设备中按钮、耳机、话筒等的质量和操作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同传设施之译员箱的隔音效果不容小觑，因为译员需要在整个同传过程中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其传译状态和传译效果难免受到周围杂音的干扰。
针对同传的过程，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提出了同传精力分配模型：SI=L+M+P+C，即同传（SI，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是为听辨理解（L，listening analysis）+短时记忆 （M，short-term memory）+产出（P，production）+协调（C，coordination）的合作过程。该模型模拟说明了同传过程中译员精力的分配模式。
有据可考的同声传译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此之前，法语是多数外交谈判和国际会议的通用语言，法语还曾被诸如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规定是其国际会议中唯一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法语的垄断地位在一战结束之后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英语的使用日渐广泛，在国际会议中逐渐形成了英语和法语作为工作语言并用的局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交替传译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英法两种语言并行不悖的局面为同声传译成为职业创造了机会。同声传译是20世纪随着技术创新和新的国际事务多边主义而产生的，后者意味着多语现象、加速节奏和国际话语的逐步扩展。同声传译的引入和使用是口译事业的一项巨大发展。官方采用英法两种工作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始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同声传译参与了一部分工作，标志着同声传译作为一种专业的正式形成。
把同声传译作为一项技术来使用是1926年由IBM公司首创的。而商人爱德华·费林（Edward Flynn）、电器工程师乔丹（Jordan）和当时IBM的总裁托沃森（Watson）则是同声传译设备共同的发明者。（龚龙生，2008）学界多位重要人物在同声传译的创立过程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保尔·芒图（Paul Mantoux）是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他被同声传译界看作担任会议同声传译之鼻祖，还担任过日内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院长。安托万尼（Antoine）系英国语言学家，他被学界看作同声传译的创始人之一，还于1941年创办日内瓦大学翻译学校。让·艾赫贝尔（Jean Herbert）系东方哲学专家爱丁堡大学法文教授，开创性探讨了同声传译的理论，其作品包括《口译须知》《会议同声传译手册》等。
1927年，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onference）首次以电话口译的形式使用同传设备。1928年，苏联召开的第六届共产国际的会议较大规模地使用了同声传译这种口译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战犯审判因耗时长，涉及语言多，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同声传译形式首次全面运用。当时使用了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盟军的道斯泰特先生负责组建同声传译班子。法庭中安装了专门供同声传译使用的临时翻译室，译员戴耳机听讲话人发言，减少了杂音的干扰，并通过话筒进行翻译。听众则每人配有一个包括耳机在内的收听装置，可以选择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频道，也可以选讲话人原话频道。整个审判过程中，所有的发言都同时译成这些语言。只有当讲话人不得不使用另外某种语言时（如捷克语、荷兰语等），才用即席翻译将原话译成这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并让同声传译译员转译成另外三种语言。（张维为，2011：3）经过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严格检验，同传迅速为联合国等其他机构所接受。于是以同声传译为标志的新的口译形式因其采用了源语、译语几乎同步的方法进行，使得人们对高级口译职业的独特性和时效性刮目相看。1947年，同声传译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跨语际交流辅助手段正式进入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为日趋频繁的国际交流服务。
虽然如此，当时很多优秀译员和外交官并不看好同声传译传达源语信息的准确性。即使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同声传译也只被允许在部分会议中进行试验。基于纽伦堡审判同声传译的使用先例，加之联合国邀请了道斯泰特主持同声传译试验，同传的试验结果非常成功：既减少了会议时间约50%，又大大降低了会议的费用，而且不少交替传译译员也比较顺利地转行至同声传译工作。
1947年，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推荐使用同传，面对来自交传的激烈竞争，他强调了同传的优点，这些优势在今天依然影响颇大：能够实时进行多语传译，节约时间；能够减少干扰，确保会议连续紧凑的节奏；能够为讲话者提供心理保障——全部听众能够实时接收他宣讲的信息。以上优点胜过屈指可数的缺点：讲话者几乎不可能监测传译质量；佩戴耳机不舒适；讲话者语速过快的风险等。（Baigorri-Jalón，2004b：25）同年，同声传译被联合国正式采用，但是安理会仍继续使用交替传译讨论国际安全重大问题，直到1950年才由同声传译取而代之。此后，联合国的其他专门机构也纷纷开始采用同声传译。
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语作为同声传译工作语言加入大战前的英语和法语。50年代末，俄语也加入了联合国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语言。60年代至70年代初，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尤其是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促成了汉语加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同声传译工作语言之列。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内，阿拉伯语跻身成为联合国的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语言。截至目前，英、法、西、俄、汉、阿六种语言即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中所使用的会议同传工作语言。
如今，同传已成为所有公共和非官方国际组织（最著名的是联合国，现有6种工作语言；欧盟现有24种工作语言）与多语会议默认的传译模式。在那些不止一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加拿大有2种，南非有11种），同传为政府、立法和司法机构提供了重要支持。在非官方范围内，除了最小型的双语会议以外，同传因其节约时间而完胜交传。根据数据统计（Neff，2014），同传占据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成员任务量的85%—90%。
今天，越来越多的同传讲话者采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文稿，稿件文本有时是先给过译员，但更多的情况是没给译员，因而导致了徒劳无益的低效传译，人们将这种形式的同传称为无稿可看的带稿同传。另外一种从同传产生之日便存在的近距离、无设备、不令人满意的同传变体，叫作耳语传译。
最近70年见证了同传作为复杂形式交流模式的全面发展：适用于任何话题、事件或言语对子，在各方能力达标的前提下为国际会议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服务。只要满足技能高超、有备而来、装备适切等关键要求，具有一定资质的双语或多语译员就可将同传做好，甚至是叹为观止。
同传现在是国际会议口译主流的主要模式，在多语会议中，通常每一种语言一个同传箱，每个箱子在不同频道播放译文，与会代表们根据需要在各自接收设备的终端选择合适的语言频道收听译文。
要掌握同传的基本技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集中培训，即使对于已经掌握交传技能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同传需团队完成，首先，是因为同传认知负荷大，译员容易疲惫，每个箱子需要2—3个译员的团队，每人工作20—30分钟，轮流传译。其次，箱内非轮值译员能够（经常是必须）帮助轮值同伴寻找文件和文本，记录数字和名字，指出术语表中的术语等。最后，为了确保译文的衔接与连贯，团队成员必须共享信息和文档，在多语会议中，多个箱子接力完成传译。
同传需要高水平技工操控复杂的技术设备以确保高水平音质，为了确保最佳效果，还需讲话者能力强、配合好、说话清晰、节奏适切、避免读稿，并确定事前将讲稿复印件交予译员，这种情形在同传初期常有违背。
同传主要包括自由/无稿同传、接力同传、带稿同传（SI-text）和幻灯片同传。
第一种是自由/无稿同传。自由/无稿同传指的是传统情况下（讲话者进行宣讲，不读稿也不借助其他辅助手段）的同声传译。
第二种是接力同传。若没有译员可以直接进行给定的语言对子之间的同传，则需进行接力同传。例如，若会议的源语和目的语分别是韩语和几种欧洲语言，韩语可能只能直接译为英语（枢纽语言），其他译员箱则接力韩英译员的英译文，再传译成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等。有时甚至存在两种接力的情况，尤其在欧盟，官方语言多达24种，比如从芬兰语到瑞典语到英语，再到斯洛伐克语。
第三种是带稿同传。带稿同传指的是讲话者宣读的稿子提前或现场给予译员，发言人朗读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同传译员根据演讲稿组织传译。带稿同传是视译（sight interpreting）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说视译的模式是阅读—产出，那么带稿同传的模式就应该是听辨—阅读—产出。有时演讲者照稿宣科，此时译员在最大限度保持顺句驱动的同时，要注意保持译文清晰地道（而不是像视译有时所提倡的调序），以便随时与讲话者保持同步，最好至多相差不过半句话。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抢到讲话者前面翻译。带稿同传的难度在于通常演讲者不完全照稿宣读——采用口语体、解释、省略或添加信息，且读稿和自由发挥之间没有任何提示信号。这就要求译员在看过文稿之后，重心要放到听而非读。若译员事先没有看过文稿，速读与抓取关键信息将有助于译员现场保持与讲话者同步进行传译。
带稿同传的特点是译员边听发言，边看原稿，边进行同声传译。其优点在于稿件可帮助降低译员听力理解和短时记忆的认知负担（尤其是难词、数字、术语、长句等造成的理解障碍和记忆压力），有利于译员更好地理解原文和把握讲话人的思路，尤其是当讲话人念讲稿发言时，译员参照讲稿，可以极大地减轻听辨压力，便于译员借助视译技巧，完整而准确地传译讲话信息。虽然稿件可以提供信息以供参考，但是带稿同传也有负面影响：若阅读原稿和听辨讲话之间的精力分配不恰当，即过于注重阅读的话，就会影响听译的节奏和准确性，这种负面影响在讲话人即兴改动、增减内容时最为突出，译员要注意及时跟上听解和传译。由此，带稿同传的关键在于合理运用讲稿，平衡听辨—阅读—产出的精力分配，听、读相助，优化传译效果。
开始带稿同传训练的最好方法是讲话者照稿逐字阅读协调眼—耳—声，恰似来自译员间的节奏较好的视频，不过为确保最大限度的流畅，译员需要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和进行信息分割。
带稿传译关键技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准备文稿并作出标志，首先将稿件通读一遍，而不是译一遍，把握发言专题内容，对任务难度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查找难词、专业术语、背景知识等，在原稿上做简单标注力求准确口译。具体说来包括以下部分：第一，如果时间特别紧张，仔细阅读摘要（如果有的话）和结论；浏览简介、标题，每一部分的首末段落和每一段的首句；核查重要的名字、技术术语、数字、引语、玩笑、文献和长句子，并一一做标记。第二，对于信息能密度最大的部分，像做交传笔记一样总结每段的意义，在页边记录，突出文本中的名字和数字。第三，考虑是否选出某些部分做完整传译，比如，一个强有力的结尾。第四，利用剩余时间演习一下传译，关注传译过程中的解决方案。
除了常见的像讲话者的语速、译员对话语的熟悉程度等困难之外，带稿同传的特殊困难还包括文稿的书面程度和复杂程度、准备的时间、讲话者的脱稿程度。有时文稿信息丰富，但准备时间很短，为了应对讲话者快速读稿，译员需要熟练地使用速读和提取关键词、关键段落的技能。
第四种是幻灯片同传。随着现代科学科技的发展，会议发言的形式也日趋生动、形象，越来越多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多媒体辅助手段，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讲话人在宣讲的同时使用幻灯片或用投影仪放映投影片。幻灯片可以将宣讲的要点，包括提纲、图表、图片、数据等呈现在会场大屏幕上，为听众提供直观的视觉效果，优化其接收信息的效果。更有甚者很多讲话者不再一字一句地读稿，有的甚至没有发言稿，而只是根据幻灯片的提示发言，有较大的即兴发挥余地，这种情境给同传口译带来了新的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译员在同传活动中应合理分配精力，听、看、译同时进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听，而非看上，以便实时把握说话人的思路，及时准确地传译相应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与带稿同传不同，幻灯片同传中幻灯片所呈现的信息不是全部，更多的是讲话的概要，所以需要格外注意分配精力以保证听、看、译的协调进行，不至顾此失彼。另外，很有必要事先熟悉各种图表和图表解说的文字说明。
综上所述，同传面临着特殊的困难，而当下这种困难正日渐流行：讲话者照稿宣读，稿子可能是提前给了译员，但更多情况是没给。相较从前，宣讲更多地辅以图片、视频或幻灯片进行，结果传译变得难易未卜。更加复杂的混合媒体任务（含带稿同传，但稿子并未提前给译员）被认为是危险的。
因为更加不为外行人所了解的本质，同传经常被广泛地误认为是会议口译（业外罕见的术语）的同义词。时至今日在全球范围内，虽少见统计数据报道，但是适宜交传的会议类型和规模远远超过同传，这其中包括从国际外交到私营企业等的高层会议。大部分会议译员毕业前都已习得了包含长交传技能在内的职业技能（虽然他们在同传占主要地位的市场可能会有点技不如人）。
交替传译，是根据译员的时间工作模式界定的，其基本特征是译员不与讲话人在同一时间开口说话，简称交传，分为短交传和长交传。
交替传译也称连续口译、即席口译、即席传译（中国台湾地区也称为逐步口译），简称交传或连传，是指译员在听到讲话人讲完一段话（部分或全部）停下来的间隙进行口译，将源语的信息用目的语译出，讲话人等译员完成该段话语的传译后又接着往下说，并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停顿让译员传译，如此循环往复。换言之，讲话人和译员交替发言，完成各自的讲话或传译。（任文，2014：2）
针对交传的过程，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提出了交传的精力分配模型：CI1=L+N+M+C，即交传1（CI1，consecutive interpreting）是为听辨理解（L，listening analysis）+笔记（N，note taking）+短时记忆（M，short term memory）+协调（C，coordination）的合作过程和CI2=R+R+P，即交传2（CI2，consecutive interpreting）是为回忆（R，recalling）+笔记解读（R，note reading）+产出（P，production）。该模型模拟说明了交传过程中译员精力的分配模式。
首先是交传历史。交传历史由来已久，正式程度多种多样。现代的完整/正式交传依靠笔记，可帮助连续5—10分钟甚至更久的传译，即使信息密集也不在话下。交传可追溯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时在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有一小部分法英译员，凭借令人仰慕的修辞技巧和记忆能力，以最少的笔记进行长达30分钟甚至更久的传译。（Baigorri-Jalón，2004a：139ff）
在联合国的大部分会议中，交传很快被同传取代，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Baigorri-Jalón，2004a：139ff），后者被所有大型会议认定是默认模式。但是交传依然在小型事务中被广泛使用，被认定为专业译员必备技能和真正的口译技术。此后，讲话长度、内容和信息密度等讲话风格已发生较大变化，或许现在需要更加完整、系统的笔记体系应对多种讲话类型。交传在其专业方面的挑战性毫不逊于同传。
现如今，交传较多用于时间较短、关系较近、较即兴的会议；用于庆典、参观；因为准确性和可监测性的原因，用于法律环境中的取证、双边外交和谈判、记者招待会。交传通常适用于两种语言间的传译。通常并不总是需要长时间交传的例子包括官员或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各种商业洽谈或谈判；会议室、晚宴、车内、飞机内，甚至是电话会议的私人会谈；正式场合的宣讲，例如接待、典礼、授衔/授权仪式、就职、剪彩等；包括学术与技术研讨会；报告会和培训班；新闻采访、媒体圆桌会议；电视或广播采访和讲话秀（虽然也经常以同传旁白的形式进行）。
其次是交传特点。作为口译主要模式之一，交传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时间性、准确性、交际性和译员的显身性等方面。
一是交传的时间性。由于交传中的译员是在讲话人停顿之后方开始传译，所以，交传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讲话者讲话时间的两倍。多数情况下译员在交传过程中需调整适中的语速进行传译，以实现顺利推进跨语交际活动。过快的语速不仅会给自己和听众带来较强的压迫感，而且容易导致漏译率和错误率升高；若语速过慢则会导致拖沓、费时，令讲话人和听众均难以忍受。一般情况下，若讲话人的语速能够保持正常，英译汉交传译员的耗时约占讲话者讲话时长的三分之二，或用时接近；汉译英的交传译员耗时可略长于讲话人用时，或基本相同。
二是交传的准确性。交传过程中，译员有时间记笔记，有短暂的时间进行思考，有机会及时与讲话人沟通没有听懂的地方，甚至临时向现场其他人员求助，也可以适时请讲话人适当放慢语速、缩短话轮、提高音量，也有机会对译错译漏的地方进行纠正或补足，因此译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通常较好。
三是交传的交际性。交传活动的现场交流感较强，所涉在场人际因素较多，较能促成包括译员在内的多方实时互动和沟通。通常来说，因与听众和讲话人共同置身现场，有近距离接触，译员既可以通过有声语言获取信息，又能够通过感知讲话人的副语言（音量、语气、语调的变化等）和体态语（动作、姿态、眼神、表情等）获取非言语信息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源语话语的真正含义，就不明确的地方向讲话人或向他人求教，并通过观察现场听众的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措辞、音量和语速等。
四是交传译员的显身性。与会议同传译员待在会场两侧或后面的同传箱里，听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同，交传译员要么与讲话者共同面向听众，要么融入各方参与者之中，举手投足均在各方参与者的视域之内，受到较多关注，显身性较强。所以，交传译员传译过程中声音要充满自信、精神饱满、举止稳重、仪态大方。
交传适用于两种（至多三种）语言的小型会议。与同传相比，虽耗时更多，但更易监管，给参与者更多时间观察对方的反应并制订下一步计划，交传译员的在场和可见，吸引了较大注意力，比同传译员在塑造角色、确保交际清晰与有效方面压力更大。
虽然交传未必是最轻松的传译模式，但因其较强的人际互动性、相对的自然状态以及所有模式中最低的设备要求，而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口译模式。交传可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译员促进像国家政要的最高层次的对话与沟通，因而对传译标准提出了最高要求。此外，交传还用于法庭取证，对译员要求更高，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冤假错案。
交传在会议口译的培训和测试中，至少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相仿：其一，专业的招募考试：虽然交传很少用于国际组织，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会议口译雇主欧盟将完整口译作为淘汰练习（联合国没有这项规定）。因此，不管将来的职业生涯能用到几次，欧洲学习大会口译的学生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掌握这一技能。其二，同传训练的预备：交传技能的掌握，与视译一道，为同传的训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通常认为交传译语质量好于同传，但是至少有一项实验挑战了这一观点，认为“需要认真考证”（Gile，2001）。交传不适于有过多陌生多音节技术术语或名字的文本，因为这些术语或名字难以再缩略成笔记，相比之下，同传至少可以迅速地重复发言，记忆负担相对较小，传译效果相对较好。虽然交传耗时明显比同传多，但并非如想象中那样会使会议时间翻一番，有经验的译员讲话会比讲话者本人更快更简洁，剔除了源语中的迟疑、错误开头、冗余和重复，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进行总结传译。在不丢失或影响语调、内容和交际效果的前提下（除非有特殊明确的要求），有良好职业素养的译员从不反对译语改善衔接和流畅。
第一种是非常短的交传，比方说5—10秒的间隔，逐句传译，可用于简练对话。可能是译员不具备合格的笔译能力，不得已而选之，抑或是用户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耐心等待笔记过程的耗时。但是，一般来说，这项活动由受过同传训练的专业会议译员来做会更好。
第二种是短交传。短交传也称对话交传，其中译员每次传译较短内容，如一个短语、从句或几个句子。短交传主要传译对话，也有传译独白的情况，前提是讲话者准备好愿意经常停顿，每次宣讲不超过两三句或不超过30秒。因为短交传的记忆负担较轻，所以译员至多只需记录零星笔记，有所训练的译员只需略记即可完成传译任务。在实践中，因为不同的限制与规定，交传话轮间隔的长度也各异：从几秒的讲话到半小时的拓展均有，当然也是各有利弊。
短交传传达的信息更加完整。这种形式在商务口译中较常见，在多数非正式、社区与法律口译中是主流。这种长度的间隔通常记忆负担较轻，笔记要求较少，上下文提供的信息足以满足听解和传译的需求。只是有些讲话人认为持续性每半分钟必须暂停等待，译员干扰了他们讲话的激情，打断了讲话的思路。
另外，短交传也较多用于公共服务口译和联络口译，比如，导游、参观（工厂、矿场、博物馆、大教堂、购物）、司法和警方诉讼（口供、对证人或嫌疑人的审讯）、福利与公共服务采访（对官员与用户就福利服务和救济等的采访）、医疗采访与咨询或者电话口译等。
第三种是中长交传。中等长度交传，约45—90秒，需要更加完备的笔记技能，尤其是应对信息丰富、表意复杂或陌生的材料。该模式受用户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更加自然地表达和交互，可以或长或短地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宣讲，而不用顾忌译员是否负担过重，这是真正交传的起点。
第四种是长交传。也称完整交传或真交传，一般要持续几分钟，期间译员需要借助经过培训和练习而形成的笔记体系。这项服务通常由专业的会议译员提供，能够保证讲话者顺畅地列举例子、数字和事实并进行较复杂的论证而不受译员传译打扰。
第五种是带笔记的/长完整交传。可为个人宣讲或话轮较长的交流提供较高质量的传译，其间宣讲者可能期望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匆忙思索，添加例子或数据等），更加完整地表达思想。其他当事人也喜欢有额外的时间，根据每一轮观察到的观众反应来思考和计划下一轮的内容。在完整交传中，译员有更大的预见性，有更多语境可参考，因而比短交传或同声传译的信息更加连贯和完整。
第六种是非常长交传。一般在五分钟以上，现如今越来越罕见，因为这是对参与者，尤其是越来越多懂得双语的参与者耐心的挑战，而且译员必须借助专业的口译笔记方可有效地完成传译过程的记忆和译出。
总而言之，长短交传之间并无明确分界线，区分标准主要与译员是否使用系统的笔记辅助记忆相关。事实上，讲话者的段落长短不一，译员经常做的是长短交传的混合体，但是呈现段落变短的趋势：5—7分钟一段的交传已属罕见，因此仅3分钟长度的段落在某些领域已被认定为长交传。
在交传范围内，较短的话轮更受欢迎。显而易见，在对话、采访或话轮转换频繁的交流中，需要较高频率地打断以澄清或咨询信息，而且在高度吸睛的场合，如电视播放的记者招待会或外交峰会，需要保持政客或名流们一直是瞩目的中心。即使在私人聚会中，人们也会因为讲话者宣讲太久没有译文而焦躁不安。在一些广告或高风险环境中（法律、外交），用户希望更好地监测译文的准确性，因此话轮越短越容易操作。
因此，当下1—2分钟的长度是完整交传的标准，但是专业大会译员仍然必须能够应对各种长度的话轮——从非常短到特别长。从培训的角度看，5—7分钟的话论长度是完整交传能力较好的测试。
综上所述，与同传一样，长短交传仍然是适用领域内最广泛使用的模式，风行于各行各业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而这一现状将依然持续下去，原因如下：第一，低成本。交传仅需一位译员，而且不涉及设备费用。第二，流动与便捷。交传具有易流动的便捷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下至矿井，中至豪车，上至飞机等。第三，私密与亲密。交传提供无机器干扰、较少人数面对面的传译。沟通可以仅限于两位当事人和译员，就像壁炉旁非正式的外交谈话，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林中漫步时的会谈。交传可能在保密性和安全性方面胜于同传，尤其是可以防止电子窃听。第四，准确和/或监测。很多人都认为交传译文的准确性优于同传。虽然这可能有点绝对，但是交传译文的准确性确实比同传更易受到熟悉双语的客户或其助手的监测。这是早期抵制同传的重要理由，也诠释了当今高敏感度的双边会晤仍然采取交传的原因。第五，慢节奏。看似荒谬的是，交传在谈判或外交场合受欢迎的原因可能是其拖延时间的潜力，给当事人更多时间思考；有时采用交传仅仅是纯粹的礼节或故意浪费时间。
视译（on-sight interpreting，简称为sight interpreting）即视稿翻译，是口头传译书面文本资料，具体说来指的是译员参阅讲话人的既定发言稿，边听讲话者现场发言、边看既定发言稿原稿、跟进讲话者的现场发言速度边进行传译。有时会议参与者期望介绍书面文本，比如一封信、一份议案的初步计划或新闻稿等，有时讲话者的宣讲稿完全是一份书面稿件，原文文本可在书面文本宣读之前交给译员，用户特别期望译员能够迅速默读一遍，抑或稍事准备之后，即能对即时宣讲的文本进行流利的传译。这项技能需要练习，一直以来，该技能被看作现时任务，作为应对语言干扰的方案，作为无稿/自由无稿同传或带稿同传的预备阶段而进行训练。视译与带稿同传不同，后者的译员以讲话者的书面文稿为基础进行实时传译，重点关注讲话者现场所宣讲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事前拿到的讲话稿有所不同。
视译以阅读而非听取信息的输入方式开始，但是“译员持有发言人讲稿的情况，过程非常复杂……”[波赫哈克（Pöchhacker）2010：204]视译译员主要以阅读理解方式获取源语信息，同时以口语形式将该信息转换为译语，属集阅读、记忆、提取、表达与协调于一体的复杂传译形式。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听、看、译、说，看是阅读理解的过程。阅读理解是视觉信息与读者已有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从书面材料中提取意义并影响其非智力因素的过程。其文本不仅包括文字材料，而且包括图画、图解、图表与插图等。（吴文梅，2015：162）
吉尔（Gile）（2011：167）提出视译模式SI=Reading Effort+ Memory Effort+Speech Production Effort+Coordination。吉尔大致描述了视译过程，但未能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详细阐述视译的认知心理过程。视译与字形特征（单词拼写）、音韵特征（单词读音）、词义、句法与更高水平的语篇整合等加工过程有关。吴文梅在审视吉尔视译模式的基础上，借鉴高夫（Gough）阅读过程模式、古德曼（Goodman）阅读过程模式、鲁姆尔哈特（Rumelhart）阅读过程模式等认知处理过程模式，尝试构建以下视译过程认知心理模型SI Model：SI=ST+RF+LI+LC+LP+MO+IP，如图1-8所示（2015：163）。其中SI意为视译模型；ST即源语文本，RF是意象建构；LI是字母鉴别；LC相当于词汇认知；LP是词汇加工；MO即记忆操作；IP即为译语产出。该过程认知模型凸显了口译研究认知心理学途径的相关理论和/或成果的应用价值和/或指导意义。
图1-8 视译过程认知心理模型SI Model
译员传译的速度与讲话者的速度保持同步是视译的基本要求。译出语语序与译入语语序保持基本一致是视译的首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偶有原计划交传传译的会议宣讲改为文本宣读，因此视译也是需熟练掌握的一种口译模式。由于视读一种语言文本的同时，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忠实地道的口头传译需要掌握相当的技能克服语言干扰，视译也是一种强大的训练工具，因为听众也期望视译的传译流畅、充满激情，故而视译也是同传极佳的前期技能基础。
视译还强调文本与口语的差别，因为它将两种翻译融为一体，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适宜阅读的书面文本到灵活运用公共演讲技巧，帮助听众顺利理解的口头译文。换句话说，视译首先从一对媒体中获取信息（文本；源语），然后用另一对媒体传译信息（口语；目标语）。这种双对话（语言形式和媒体方式）需要额外的能力从源语书面文本中拆解或脱离源语外壳以提取信息。虽然在实践中视译的需求不如交传或同传多，但它仍然不失为同传或带稿同传有价值的练习。但是需要记住的是，与普通文本的文本翻译不同，视译的口头传译必须是流畅的，文本是为没有明显停顿或干扰的持续译文产出的基础。专业的译员需要努力在确保信息传译完整与准确的同时，结合脱离源语外壳的解码与激情。
视译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与交传或同传交叉：如果译员将现场提供的文字材料逐段阅览或全文通看一遍之后口译给在场的听众，属于交传中的视译；如果译员一边阅读讲话人的书面发言稿原文，一边听讲话人的发言，一边进行传译，就属于同传中的视译。
手语传译（SLI），通过口语与手语促进了聋人与听力正常人群之间的交流。因此，手语传译不仅仅是在某种语言组合、环境或模式下的传译，而是三者共存的独特形态。但是这种从手势到言语，再从言语到手势的跨模式却是其最典型的特征，决定了其首选的同传模式、核心设置和双模式译员，尽管口译员在视译中也是进行文本到有声语言的传译。
因此，手语译员的语言组合包括至少一种口语和一种手语，且一般情况下两种语言均为主动语言。很多手语译员的父母都是聋人，但是现在更多听力正常的成年人学习手语，可是聋人译员在业内依旧扮演重要角色。大写字母D一般表示聋人社区这一整体，他们认为使用天然手语能够表达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身份。相对而言，小写字母d一般指潜在的使用传译服务的聋人个体。这是因为虽然他们都使用某种形式的手语，但并非全部个体具备聋人的文化身份（Napier & Goswell，2013：25）。在多语言、多文化任务中，手语传译可能需要借助多种手语，通过聋人和听力正常译员团队来实现（
，2012：2）；或者是通过国际手语，即“一种或多或少即兴的、受限的、非标准化的接触语言，供聋人在缺少译员的国际事务中替换自己的手语进行交流”。（Leeson & Vermeerbergen，2010：325）
全球现有多种全面发展的手语，每种均有各自独特复杂的语法、词汇，以及视觉模式塑造的部分：手语者使用头、脸、躯干、胳膊和手在3D空间内直接（如关于形状和运动等）或象征性地传达信息，因此给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意义的传递和再表达带来了内在的、固有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由于对地点、交互以及交互方式等信息准确度的要求更高，跨模式因素对法律传译的挑战性更大。（Leeson & Vermeerbergen，2010：326）
手语口译包括为依靠视话法或无法掌握有声语言或者手语的聋人或听力障碍人士提供传译服务，也包括通过触觉手语或者触觉指尖拼读为聋人提供传译服务，即通过手指在对方手上进行拼写抹画的方式进行传译，称为手指语翻译（fingerspelling）或触摸口译（tactile interpreting）。当聋人客户使用对于其家庭或地区来说比较独特的特殊手势或动作时，或者客户是聋盲人，抑或是在两种不同的手语间进行传译时，聋人译员较听力正常译员更具优势。（Leeson & Vermeerbergen，2010：326）
因为没有声音的重叠，而且看完手语再做笔记更加困难（Napier & Goswell，2013：26-28），所以手语传译的视觉形态决定了其最佳方式是同声传译。最近常见的现象是从文本到手势的手语翻译（
，2012：3），比如将提词器或字幕中的文本译成手语。
传统手语翻译主要存在于社区间，通常通过聋人或听力正常的译员进行，他们大多是家庭成员或同种族同文化的社区成员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听力正常的手语译员大多是双亲是聋人的听力正常的孩子，即CODAs（children of deaf adults），经常为父母或其他聋人家庭成员提供非正式的手语传译服务……因此，许多第一代手语译员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家和聋人家庭成员使用当地的手语；在家庭之外其他交际场合使用主流的口笔语进行交流……所以他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手语译员（Napier & Goswell，2013：31）。随着一些国家对于聋人社区与法律权利的逐步认可，手语传译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教育、社会服务、政府机关、私营企业、宗教与表演、法庭与会议等场合，最近也延伸到了电视中。
以法律和法庭口译为代表的场合倡导译员要公正中立，尤其是隐形。这些要求在其他社区场合，尤其是手语传译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场合中译员与客户的关系更加紧密，对相关事宜的参与更加深入。（Metzger，1999；Napier & Goswell，2013；Nicodemus et al，2011）
相较其他译员客户，聋人用户在工作中与其联合的手语传译有很长的既定利益关联，这也许是由于聋人用户的译员使用频率更高、范畴更广、时间更久。在一些国家中，聋人在工作场合因职业需求而依赖于手语译员的话，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与译员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目前对于手语译员角色的要求主要引自科克利（Cokely，2000），要求手语译员至少要向其他领域的社区口译一样，进行适当的语言文化调整以作出适切决定。
远程交流技术也影响着手语传译，既带来了毋庸置疑的便利，也干扰了空间的共处和亲密——这本是手语传译视觉形式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特征。（Petersen，2011：220）三种常用的空间分隔交际者的方式有：第一，电话口译。译员代表和与其异处的聋人进行电话沟通。第二，视频远程口译（VRI，video remote interpreting）。聋人或者听力正常的参与者在一处（如医生办公室），译员在另一处，通过视频连接进行沟通。第三，视频接力服务（VRS，video relay service）。译员在接力中心，借助网络摄像头或者视频进行电话传译，帮助聋人和听障人士进行交流。（
，2012：4）
手语口译的职业化、培训和证书授予在全球是情形迥异的。截至2013年，国际上建立了一些专业机构，如1993年建立的手语译员欧洲论坛（EFSLT）、2003年建立的世界协会（WASLT）。同时至少十个国家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Napier & Goswell，2013：111）。美国走在前沿，1964年建立了聋人译员注册处（RID），制定从业标准、工作指南、传译质量和行为规范等职业道德行为准则。随着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手语口译变得更具挑战性，手语译员比社区译员拥有更多的培训机会，但是比会议译员要少。
手语译员的培训在多数国家专业性不够，或仅限于短期强化课程，但是对手语译员专业性的需求却日益增长，所以培训必须努力保持同步。所幸现在聋人社区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手语，而且越来越多的手语译员开始接受正规的手语传译培训，有时会和有声语言的笔译译者和口译译员一道接受培训，如在日内瓦、巴黎和格拉茨等地。
大部分国家手语传译的证书授予是由国家手语语言机构管理的。在美国（RID）和澳大利亚（NAATI），手语译员除了要通过资格考试，还要具备大学文凭。在一些国家，对于司法系统的手语译员还有专门的资格认证。
耳语传译（chuchotage）也称耳语同传，俗称咬耳朵，是一种非正式的即兴无设备同传。耳语传译是一种无设备的临时同传，译员坐在一个或几个参与者的身边或身后，在与发言人讲话几乎同步的节奏下，在与会代表耳边轻声耳语传译，这种方式多见于仅有少数需要听取译文的场景，其中原因比较明显，像噪声、口耳干扰、分神、疲劳，尤其是缺少搭档帮忙等，显而易见不适于大规模采用这种传译模式，耳语传译并非最优选择。根据现场情况，有时可能提供完整的、信息度高的译文。有时可能仅仅就是一个总结。
实际上，耳语传译非常常见，因为这可能是唯一一种方式，既能够为某种特殊母语的几位讲话者提供连续不断的传译，又不会延迟会议进程，而且耳语传译还可以克服一些因素的干扰，例如，参加者不愿忍受交传的干扰、缺少同传设备、同传设备不适宜会议室、译员数量不能满足所有语言传译的需求等。除了上述特殊情况和短时传译之外，耳语传译因其质量原因并非优选。若持续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应有多于一位译员进行轮值。
作为非正式权宜安排之一，小玩意儿传译这种模式的特点并不非常明显，指的是通过包括译员话筒和用户耳机在内最少的便携设备进行传译。法语术语小玩意儿（bidule）反映了该模式在译员中较差的名声。若使用得当，像导游系统这种设备适用于嘈杂环境下的短交传，例如带领旅游团参观工厂、寺院或购物中心，译员靠近导游或东道主，通过话筒每隔一两句话进行一次短交传，游客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各自的耳机收听译员的译文。
但是，如果使用此系统进行没有译员箱的同传（通常是为了节约成本）也是存在问题的。最明显的就是音质和隔音不达标，而这恰恰是真正同传的基本前提，结果便是影响传译的质量，加速译员的疲惫，更不用说译员的声音会干扰其他不使用传译设备的人。
根据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的统计数据（Neff，2014），其成员一年中有85.2%的天数进行的是同传（其中96%的译员是职业译员），仅6.9%的天数进行的是长/短交传，5.6%的天数进行的是耳语或者译员箱外的小玩意儿同传。这些数据仅对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有效。
实际上，上述模式会有交叉和变体：半耳语半笔记；因讲话者的脱稿而辅以笔记的文本视译等。但是，行业的正规化和培训项目所需任务界定的清晰性都不鼓励权宜安排，像耳语传译和小玩意儿口译都因其效果较差而不到不得已不启用。
这些口译技能都来之不易：在长交传中，译员必须能够捕捉并传译讲话者好几分钟的全部信息；在无稿交传中，译员必须积极听、清楚说，地道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进行传译，并全程监控自己的译语产出；在带稿同传中，译员必须能够在讲话者快速读稿的同时使用文稿，核查自己的译语产出，并时刻关注讲话者是否有词汇、句子、段落或者整页的添加、删减和修整，以确保只传译且完整传译讲话者实际表达的信息。这些技能的获得离不开广博的百科知识、熟练的语言能力和至少一年（通常两年，有时三年）逐步的训练，包括几百个小时的练习整合全部技能以及以应对各色话题和讲话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