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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题目拟定为《金代汉族家庭形态研究》，故须对“汉族”与“家庭”进行界定。
（一）“汉族”与“汉儿”“汉人”“南人”
本书所研究的“汉族”家庭仅指民族成分而言，使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汉族”概念，亦即包括属于金统治地域内的全部汉族人，不包括汉化严重的女真、契丹、渤海及其他民族。之所以如此区分，目的只在于显示这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而并不是“汉人”“南人”家庭之间的地域、水平差异。
有金一代，“汉族”“汉人”“汉儿”“南人”甚有区别，文献中出现的“汉人”并非与现代意义上的“汉人”外延与内涵完全契合，具备其历史时代性。关于“汉儿”“汉人”与“南人”定位，学界史家多有讨论。为使对本书所研究的汉族与金代所存在的汉儿、汉人、南人形成正确认识，以防混淆，特总结如下：
就两者具体民族属性而言，刘浦江与张中政先生都认为其民族属性为汉族，有的学者则认为“汉人”包括非汉族，如张其凡先生与张新艳先生。但这两位学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金后期“汉人”作为整个汉族指称出现，“汉人”与“南人”融为一体 [9] ；后者则以地域为划分标准，认为“汉人”并不等同于“南人”。 [10] 赵翼《廿二史剳记校正》记载“金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 [11] 。刘浦江先生认为，金代所谓“汉人”，专指原辽境内的汉族人民，“汉人（汉儿）”严格区别于“南人”。 [12] 陈述先生谈到，汉人虽是表明民族的，却并不全以民族作区别。依此来看，两者虽有区别，但并非完全以民族而论，而是兼之地域，并且还存在等级的区别。陈述先生称，辽金时期，汉人曰汉儿，口语文言一致。并且汉、汉儿、汉人一语在社会上使用无恶意，不含任何轻蔑、诟詈等贬义。 [13] 但也有学者有意对“汉人”“汉儿”“南人”分等级对待。张中政谈到“汉儿”是辽朝旧称的沿用，对汉人的一种轻蔑的称呼，一部分宋朝统治区（河北、河东）的汉人，不称“汉儿”。
书中对于“汉人”与“南人”的民族成分与地域性指代不做探讨亦不妄下定论，但确定的是，所探讨的金代“汉族”人仅以民族区分。
（二）“家庭”与“户”“家族”“宗族”
家庭是同居共财共爨的以婚姻为基础的血亲或拟制血亲的社会组织 [14] 。
婚姻与血缘是家庭存在的纽带，拟制血缘亦包括在内，这种间接血亲互动更需要法权关系的维护。如此，家庭涉及历史、社会、法律范畴，致使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家庭概念的界定讨论甚多。但就其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同居、共财、共爨三点成为构成家庭的要素，毋庸置疑。
1.关于“家”“户”。
家、户同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单位，联系紧密，普遍来看一家即一户，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其区别就在于划分标准的不同。通常情况下，婚姻与血缘是成家的必备条件，由于现实的情况，户往往被行政单位化，使之与家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从而使得各自所要凸显的社会目的大大不同。“家”更强调其“宗”的法权关系和历史归属感；“户”则具有极强的行政意义，作为社会征发各种徭役兵役杂税的个体单位而存在。 [15] 依此看来，在金代，只要占有户籍，一个人同样可以称其为一户，这可以作为家庭的特殊现实实例，但是婚姻、血缘作为确立家庭的纽带作用并不因此而失效。
2.关于家庭与家族、宗族。
本书中家庭与家族、宗族联系密切，家庭统属于家族，家族又统属于宗族，以血缘亲近划分五服以内属于同一家族，其余疏亲则属于宗族，而家庭仍作为其基本单元存在。
自8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学领域关于家庭社会史研究热情的高涨，对于家族、宗族以及家庭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家庭史研究以家族史研究为前导，以“族”为直接研究对象相对较多，后来“家庭”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范畴被凸显出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家庭与近现代家庭外延与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家庭强调其宗族家族性，强调宗族不仅是一种血缘性的组织，更主要的是代表着在这一组织中实行的一套尊卑有序的原则；现代家庭则更注重将每一小家庭单独看作是一个存在个体，承担其自身以及社会责任，家庭独立性强。家庭存在于家族与宗族之中，“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 [16] ，在始终保持其历史归属感与阶级本质的内涵之外，从外在形式、结构角度来看，家族与宗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大家庭。费孝通对家庭进行这样的界定，“家庭指的是这样一个基本三角，由‘夫’‘妻’‘子女’构成。各种变化逃不出这个基本三角。”阎爱民同样从这个基本三角关系出发，对其做出这样理解，“家庭可以是一个核心家庭，也可以是个复杂的大家庭，乃至扩延到一个宗族。” [17] 冯尔康更进一步指出“族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家庭聚合体” [18] 。王玉波认为“宗族、家族只是其（家庭）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在表现形式罢了” [19] 。岳庆平认为：“家庭与家族在理论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家庭范围较小，是一同居共炊共财单位；而家族范围较大，不是同居共炊共财单位。家庭与家户在理论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家庭是个社会范畴，着重于亲缘关系；而家户是个行政范畴，着重于地缘关系。简言之，家庭是以亲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同居共炊共财单位。” [20]
由以上可知，家庭囊括于家族、宗族之中，从其与之内在的历史归属本位关系来看，家庭永远无法游离出家族、宗族，但二者又存在明显的区别。是否同居共财共爨成为其区别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这不仅意味着家庭规模的扩大，更代表着此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更甚者是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互助以及依赖联系亲疏变化。“家”与“族”二者之间真正存在的区别和联系都可以归结为，其人与“宗”的内在原则，这一行为规范永远不变。以往尤其早期学界对于家庭、家族宗族的研究，全篇往往重在着墨于以何种标准来界定“家”与“族”，如何将家庭与之区分，这作为家庭或者家族史研究的基础，理应给以清晰的定义。但是如果将旨在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别，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而对其进行探讨，对于二者持泾渭分明抑或避重就轻，只谈某一方面的治学态度，都是十分不可取和不科学的。所以，一味试图将家庭与家族宗族分开，不是本书所坚持宗旨。仅从人口规模基础上用是否同居共爨来区分二者，家族宗族便只成为单纯的数量累计和自然亲属关系的叠加，以致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亦不是本书研究重点所在。分析家庭、家族、宗族三者联系、区别和发展变化中反映的当时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百姓生活，有利于对整个金代社会的把握，以古鉴今，才是家庭家族史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家庭都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存在，当家庭各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可称为一个大家族抑或宗族。界定何为家庭、家族、宗族，执着于将家庭与家族、宗族进行区分，难免偏激。“为了研究某个具体的问题的方便，也可将家庭的定义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人类学家出于本学科的需要，可用家族定义取代家庭定义；而心理学家出于本学科的需要，也可将家庭界定为性格相互影响的单位。” [21] 本书鉴于此，所论及的家庭史中亦有对于家族宗族这一特殊大家庭的史料运用，这属于本书讨论的研究范畴和概念界定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