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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组织源远流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基层自治单位，是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任何社会现象都和家庭联系在一起。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的家庭。” [1] 可以说，传统的家庭、家族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它需要从历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探研。
以女真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金代，与南宋对峙百余年，“继辽、北宋之后，在改变中国历史的面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朝代” [2] 。况且金代，“不仅上承唐宋，而且下启元明，其地位尤为重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史研究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貌，及其嬗变规律的整体把握与深刻体认” [3] 。所以，金史研究意义深远，而对于金史研究，开先河者首推金末元好问。 [4] 此后，元朝三史并修，所修《金史》被称为“良史”。 [5] 当然《金史》也存在疏漏、讹谬之处，清人又对《金史》进行了考订。 [6] 建国后，对于金代史的研究比以前略为深广。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思想解放，金代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宋金关系、辽金关系、民族源流等诸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问世。但是，我们发现对于金代历史的研究，多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这几个方面，而对于金代家庭史尤其汉族家庭的研究鲜有涉及。
金代的统治民族——女真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在胡汉文化不断的碰撞和交融下，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也在进行冲撞和整合。生产方式上，作为建国主体民族女真族早期从事农业和渔猎等，汉族和渤海族从事农业，契丹、奚族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而且各民族生产力水平差别甚大；生活方式上，各民族交错杂居，广大的少数民族汉化、中原地区的汉族胡化显著，以至通过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把民族融合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文化层面上，女真族武力征服中原时，也被汉族的文化所驯服，儒家的礼乐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充斥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此外，金代萨满教、佛教以及道教等宗教信仰的盛行，都对当时民众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互相糅合下，对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而言，其家庭的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元素。家庭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婚姻关系是它的存在基础，血缘关系是它的联系纽带，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它的发展，家庭中经济是所有一切的基础。家庭成员的组成、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内部的伦常、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对国家所负担的义务、家庭的收支和管理、家庭的宗教信仰、家庭教育等等，都与当时社会方方面面有着联系。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7] 。所以，对于家庭研究的深入，更能反映出当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风俗等实际情况。
从国家和家庭的关系上讲，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细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各种类型的家庭与国家不可割裂。《孟子·离娄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古代中国家国一体。岳庆平先生也谈道：“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最小的一极，而国家与天下、民族、社会等概念的结合使中国传统国家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义词，是最大的一极。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家庭与国家范围狭广差别很大，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8] 家庭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国家相关制度政策，家庭的形态、家庭中的尊卑秩序、宗教及其道德，无不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秩序和法度。所以，对金代家庭的研究，是研究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
其次，金代汉族家庭形态的研究对于推进古代中国家庭史和金代社会史的断代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家庭史研究的整体来看，学界对于中原汉族政权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对宗法社会父家长制家庭、秦汉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隋唐以来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封建家庭的研究非常深入。但是对于女真族建立的金代汉族家庭研究，关注甚少。也有部分学者在一些论著中有所涉及，内容简单篇幅短小，通论性的著作尚没有面世。所以，金代汉族家庭的研究，可以弥补金代社会史研究的疏漏和缺失，对于加深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最后，金代是以女真族为核心建立的政权，是兼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王朝，女真族长期生活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兴起后控制北中国的大片地区，囊括了原辽和北宋的部分统治地区，其统治下的民族成分众多，不仅生活着汉、女真、契丹、奚、渤海等民族，还生活着许多部族集团，如乌古里部、石垒部、迪烈部、唐古部、乌昆部等，但汉族人占绝大多数。对于此种统治形势下汉族制度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关于金代汉族家庭的研究。金代女真家庭形态、宗室皇族都有所涉及，金代汉族家庭研究属于空白之处。所以金代汉族家庭研究对于金代多民族家庭研究具有补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