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难点与创新点

论文难点

研究资料匮乏，且多为燕云、中原地区官僚士人或地方富裕豪族阶层家庭，其他地区以及平民家庭相形之下十分单薄。所以，研究某一阶层、指定地域可以，但比如与金源内地两相比较，进行宏观上的整体研究，难免有出入之处。好在研究对象为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其很多特性并非一朝一夕所致，也并非短时间可以更改，故依此类推颇为合理。另外，材料的去粗取精、辨伪存真，有一定难度。史料的有限性，难免造成研究上的常例与特例问题，所以就某一简单结论的得出理应多面向论证，从而加大研究难度。

本书创新点

第一，针对传统历史编纂学所带来的有关金代汉族内容传世文献记载的疏漏，充分发挥金代碑刻文献的作用，将碑刻与宋辽金元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共同考察，试着解决传世文献不能解决的异族统治下汉族家庭形态问题，并与女真、唐宋作对比，以此推进金史研究的深度。其次，通过对家庭相关内容深层次发掘，找到金史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重要课题，比如民间信仰，以拓宽金史研究的范围，以此推进金史研究的宽度。

第二，辽金人口虽一直都有研究，但方法上，得出的结论多依据人口总数、户数来直接进行概率和数值的代入计算，研究目的直接指向辽金人口数目而并非旨在家庭形态。具体世系如何叠加、如何同居学界并无交代，本书进行补充，同时将金代汉族家庭看作整体进行探讨，从每一个实际家庭出发，并对影响家庭形态的相关变量进行分析，推估家庭规模的同时，更考察其家庭结构。

第三，“同乡”“同志”与“同族”这三种基本社会关系于同一地域中是互相重叠的，而目前论述限于血缘，所以基于婚姻和血缘的家庭骨肉世系备受重视，研究内容也强调家庭成员这一群体。此专题理应重视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但“生于斯、长于斯”是他们的生活特点，而传统家庭研究却常常脱离家庭成员所在的家庭之外的具体生活场所——乡里，因此因共同生活在这一场域，而产生的乡邻里党、师友同僚往往被忽视。更甚至对地缘和血缘共生作用下的金代汉族家庭与乡村社会所述不详，家庭的延展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发挥，本书从地缘角度对此予以补充。

第四，关于金代乡、里面积的推估，主要利用考古资料，从已出土的辽金宛平县墓葬葬地、出土地和现在所在地入手，依据古今所在地地域上的联系，推估乡里的大概面积。具体方法是，先梳理宛平县之下的乡和里，然后找出同一个乡或者里中下辖的最远或者最近的两个葬地，对应现在地图上的地理位置，最后按照地图上的地理位置确定这个乡或者里的最大或者最小面积。

第五，关于金代民间信仰所包含的神仙谱系，本书并不以信奉者群体来简单划分，民间信仰在金代被理解为同一个空间内的思想活动更为恰当。具体以岳镇海渎为例，从祠庙经费来源、撰者群体以及岳镇海渎信仰自身世俗化的倾向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金代的民间信仰全民化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所以岳镇海渎、宣圣，都包括在本研究的民间信仰当中；除此之外，对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祠庙管理、祭祀活动内容进行补充，前人并无涉及。

---

[1] 张仁玺：《秦汉家庭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 徐松巍：《80年代以来金史研究若干思考》，《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

[4] 元好问在金亡后，广泛搜集史料，编成《壬辰杂编》《中州集》《遗山集》，为元修金史在资料积累上做了大量工作。

[5] 施国祁谓：“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载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失，非《元史》之 谬。”见其《金史详校·自序》。

[6] 如清时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进行诸多考订。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8]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9] 张其凡等：《金代“南人”胡化考略》，《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第47—52页。

[10] 张新艳：《金统治下汉人的历史来源——金统治下汉人研究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季刊）1998年第1期（总第52期），第61—64页。

[11]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正》（订补本）卷28，王树民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0页。

[12] 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57—63页。

[13] 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辽金契丹女真史）1986年第1期，第294—295页。

[14]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5] 张仁玺编：《秦汉家庭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家是社会名词，表示具有共同血缘，一起生产，一起居住和一起消费的群体。户则是行政术语，为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单位。”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9页。

[17]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8]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19] 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0]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21]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22] 邢铁：《二十世纪国内中国家庭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第16—21页。文中的三阶段依次为：第一阶段，五四前后到40年代末；第二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第三阶段，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

[23]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40—162页。

[2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 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6] 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7] 高达观编著：《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合直系、旁系两方面亲属以同居，往往号称百口，此为我国大家庭之一种特征。”第37页，“宗族即为一巨大家族。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以孝、弟、贞、顺之说，铸成宗法理论；以同居共财，构成其形式；其所以维持此种理论与形式绵延见远者，又必须尊嫡立嗣，且欲讲求家族社会内部之安宁秩序故严尊卑男女之名分；奉家长如严君焉，俾家人慑服于家长之权威；虽家族构成之人员庞杂，亦须相忍为安；而冠婚、丧、祭之礼，不厌其烦，以遂行家族之仪式焉。”

[28]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9]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0] 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1、75—85页。

[31]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2] 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3] 黄宽重等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4] 潘允康：《家庭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0页。要理解此概念，作者给出了入手的六个方面：第一，家庭是群体，不是个体。一个人不能称其为家。第二，夫妻关系是维系家庭的第一纽带，是判断家庭的第一标准。第三，血缘关系是维系家庭的第二纽带，是判断家庭的第二标准。第四，家庭可以是婚姻血缘关系的合理延伸。第五，领养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第六，家庭一般还应以共同生活为条件，有血亲和姻亲关系但不共同生活或经济上没有关系的不为一家。其中作者对家庭划分的小、大模糊。主干家庭是指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代同堂家庭。家庭中有两个中心，一般有三代人。联合家庭是指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生活的模式，或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模式。

[35] 巫昌祯：《家庭社会学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3页。家庭的分类：第一，按家庭成员的结构划分；核心家庭是指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有人把一夫一妻没有子女的家庭称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是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是以直系亲属为主的三代同堂的家庭。扩大家庭是指除主干家庭的成员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员，如兄弟及其配偶。第二，按家庭成员的完整情况划分。完全型和残缺家庭。第三，按家庭的规模划分。一般的说，核心家庭是小家庭，主干家庭、扩大家庭是大家庭，但也不尽然。第四，按婚姻状况划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家庭等等。反常家庭包括一人家庭或称独身家庭单身家庭、同性恋家庭、未婚同居家庭、群居家庭。

[36]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

[37] 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8]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39] [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40]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41]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2] 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3] 韩作勇：《家庭史婚姻史姓氏史》，《中国全史》（32），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4] 顾鸣塘编著：《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5] 赵东辉：《女真族的家长制家庭公社》，《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第11—14页。

[46] 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7] 杨茂盛：《试论中国古代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的形成》，《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51—66页。

[48] 杨茂盛：《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上），《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56—65页。

[49] 杨茂盛等：《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下），《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第55—65页。

[50] 杨茂盛：《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1] 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第67—72页。

[52] 王善军等：《辽西夏金宗族研究综述》，《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第437—457页。

[53] 孙文政：《金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及人口》，《理论观察》2019年第4期，第5—9页。

[54] 于桐：《辽金时期鲁谷吕氏家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

[55] 陈高华等主编，宋德金等著：《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6] 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57] 王孝俊著，袁祖亮编：《中国人口通史·辽金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8]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9] [德]傅海波等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0] 张国庆：《辽代契丹人家庭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第73—80页。

[61] 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第六章亦对辽代的家庭进行了分析概括，将家庭列入辽代社会生活当中，由于都出自张国庆先生之笔，这两篇文章并无相异之处，亦并无新的观点补充加入。

[62] 陈鹏等：《辽代契丹家庭浅论——以汉文石刻资料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4期，第87—91页。

[63] 邵方：《西夏家庭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40—50页。西夏社会家庭形态的主要类型是：以同居共财的扩大家庭为主，以其他类型的家庭形态为辅。西夏社会的家庭体制是：以父权、家长负责制组成的，以同居共财的扩大家庭类型为主和多种家庭类型相结合的封建家庭结构体制。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西夏与宋都处于封建社会，都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根本。在立法上，西夏以唐律作为立法原则，与宋律基本相似；在家庭构成上，西夏和宋朝都是以同居共财的扩大家庭为主。但是西夏家庭和唐宋家庭又有许多不同点：同居共财的程度不同，家庭管理体制不同。西夏是父母共同作为家庭的实际管理者———家长，家庭主妇的地位比唐宋高；家庭中同辈尊卑长幼的观念、地位不同。西夏社会不但对非婚生子女及私生子无多少歧视，而且妻与妾的地位几乎无多大差别。与唐宋相比，西夏家庭内部同辈之间的关系地位要平等得多；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同。西夏以是否同居，是否有实际的抚养、收养关系，作为对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及应享有权利的依据。相形之下，唐宋侧重于血缘，而西夏则侧重于行为；家庭生产方式不同。

[64] 王新英等：《金代家庭人口数量考略——以金代石刻文献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6期，第98—103页。

[65] 孙昊：《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以〈金史〉用语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43—46页。

[66]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

[67] 刘浦江：《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81—89页。

[68] 张新艳：《金统治下汉人的人口数量与身份地位——金统治下汉人研究之二》，《黑龙江民族丛刊（季刊）》1998年第21期（总第53期），第69—73页。

[69]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0] 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第135—140页。

[71] 袁祖亮：《西汉至明清家庭人口数量规模研究》，《中州学刊》1991年第2期，第114—119页。

[72]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73] 韩光辉：《金史地理志户数系年正误》，《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45—47页。

[74] 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9—78页。

[75] 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86—96页。

[76] 高树林：《金代户口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31—39页。

[77] 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34—43页。

[78] 崔广彬：《金代佛教发展述略》，《黑河学刊》1996年第5期，第113—116页；张荣铮：《金代道教试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64—71页；王德朋：《金代道教述论》，《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第111—115页；武玉环：《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第12—18页；吴光正：《金代全真教》，《文史知识》2007年第2期，第44—48页；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231—238页；宋德金：《金代宗教简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第313—320页；武玉环：《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第40—44页；陈述：《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第75—79页；宋立恒：《论金代对僧侣阶层的压制政策》，《满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40—44页；都兴智：《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第67—71页；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第27—35页。

[79]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0] 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第307页。

[81] 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2] 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3] 姜林祥主编，韩钟文著：《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4] 刘达科：《佛禅与辽金文人》，《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2—40页。

[85] 宋德金等：《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86] 韩世明：《辽金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

[87]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宗教风俗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8] 王曾瑜：《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89] 郝庆云：《肃慎族系长白山观念透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90] 王玉光：《论东北地区的山神信仰》，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

[91] 庞倩等：《试论金代塑造正统地位的举措——以祭祀名山大川为例》，《辽金历史与考古》2017年第1期。

[92] 林巧薇：《试论嵩山中岳庙与宋以后国家祭祀礼制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

[93] 孔维京：《金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8年。

[94] 徐洁：《金代祭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

[95] [日]村田治郎：《长白山崇拜考》，原载《人文月刊》第6卷1935年第7期。

[96] 孙久龙等：《金朝礼部宗教管理方式刍议》，《史学集刊》2019年第2期，第56—62页。

[97] 祝贺：《金代宗教管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9年。

[98] 路遥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若干学术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曹国庆：《在“道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宜春学院学报》第40卷2018年第1期；宋德金：《金代宗教简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荣国庆：《金元时期泽州宗教、民间信仰的演变》，《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 5期。

[99] 王佳：《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佛教信仰和舍利崇拜》，《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第65—76、154页。

[100] 陈德洋：《金朝中原乡村社会控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吴红琳：《金代中原地区民间信仰初探——以〈续夷坚志〉及〈全金文〉为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李青：《金代山西宗教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5年。

[101] 王耘：《金代的宗教政策与政治文化认同》，《辽金历史与考古》2017年第2期。

[102] 王新英：《金代石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

[103] 周永川：《巫术与金代皇权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8年。

[104] 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5] 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6] 乔卫平：《中国全史·宋辽金夏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7]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8] 张鸣岐主编：《辽金元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9] 尹德新主编、蔡春编著：《历代教育笔记资料》第2册，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110] 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11]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乔卫平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3卷宋辽金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2]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13] 兰婷：《金代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4] 冬阳：《完颜希尹的家学》，《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页。

[115] 兰婷：《金代私学教育》，《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116] 都兴智：《金代教育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71—76页。

[117] 张颜艳：《金代家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7年。

[118] 赵俊杰等：《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12卷第1期，第14—19页。

[119] 王德朋：《论金代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教育》，《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8卷第2期，第77—86页。

[120] 王崇时：《论金代女真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00—104页。

[121] 史韵：《仕金汉人与金代的教育和科举》，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

[122] 张博泉：《金代教育史论》，《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

[123] 张晶：《论金代教育的儒学化倾向及其文化功能》，《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

[124] 王文卓：《金朝女性社会地位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0年。

[125] 郭松义《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研究得知，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宋辽金元时期关于婚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宋代。 h01IfhV8DwNwJCSlRUNj0tMpFExmwuZyGETlILML0L7AycS/lt8Nk1bqwHsXP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