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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随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现代企业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若是墨守成规、止步不前只会被市场和消费者淘汰，组织的创新能力愈发成为确保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微观主体，企业创新既是保障自身永续发展的基础，也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然而，现实中企业却往往面临“员工创造力不高、团队创造力沉寂”的窘境。如何有效提升组织创造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作为组织的一部分，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对组织与员工都有重要的影响（王辉，2008）。由于创造力的激发通常会面临“新颖性”和“实用性”的两难困境，迫切需要管理者采取合适的领导方式来有效突破激发创造力过程中的困境。近年来，发源于西方悖论思想和东方阴阳哲学的悖论式领导摒弃了传统的“二选一”（Ether-or）思维，遵循“二者都”（Both-and）的思维逻辑，用看似竞争却相互关联的领导行为，同时满足组织情景中的矛盾需求，在处理冲突和矛盾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领导风格强调权衡取舍的局限性，正日益受到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实践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汲取中国传统阴阳哲学的智慧成分，秉承“灰度管理”的理念，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为华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灰度管理为华为在规范化与灵活化、自主研发与开放创新等相互矛盾的要素之间取得平衡奠定了重要基石。华为的“灰度领导力”实践也是悖论式领导行为的鲜明体现（魏江茹等，2020）。
悖论式领导既继承了西方的悖论管理思想，又蕴含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观。“阴—阳”哲学观认为“阴”和“阳”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和“反”，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据此，在看待矛盾时，不要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而应拥有“兼容并蓄”的心态，积极接纳矛盾的双方。因此，悖论式领导已成为本土化领导力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近年来，国外学者就悖论式领导的有效性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个体层面上，学者们主要围绕悖论式领导与员工主动性行为（Zhang et al.，2015；彭伟和李慧，2018）、追随行为（Jia et al.，2018）、建言行为（Ng & Feldman，2012；李锡元等，2018）、创造力（Yang et al.，2019；苏勇和雷霆，2018；Shao et al.，2019）、及工作绩效（Zhang et al.，2015；She & Li，2017）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悖论式领导能够增强员工的关系认同感，促进其工作绩效的改善（She & Li，2017）。在团队层面上，罗瑾琏等（2015）研究发现，悖论式领导对团队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能够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组织层面上，悖论式领导通过影响知识共享，进而对组织双元创新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付正茂，2017）。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就悖论式领导的有效性展开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悖论式领导理论的发展。然而，当前对悖论式领导行为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就悖论式领导的跨层级复杂影响效应开展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上司的领导行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组织多层面的创造力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丁琳和席酉民，2008；Lin et al.，2010；陈璐等，2016；徐东升等，2017；Kim et al.，2019；Azzam & Abou-Moghli，2018；孙永磊和雷培莉，2018）。
学者们围绕变革型领导、共享型领导、授权型领导、伦理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包容型领导、家长式领导、辱虐型领导、创业型领导等领导风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充分的探讨。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型领导风格，悖论式领导能够有效地应对管理企业中复杂的悖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谭乐等，2020）。学者们开始探索悖论式领导在激发组织多层面创造力过程中的作用，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悖论式领导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尚需深入探讨。
虽然多数研究表明，悖论式领导有助于激发员工创造力（苏勇和雷霆，2018；Yang et al.，2019），但也有极少数研究发现，悖论式领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综合复杂性较低的员工的创造力提升（Shao et al.，2019）。因此，悖论式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内在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另外，尽管少数学者考察了悖论式领导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作用（罗瑾琏等，2017），但悖论式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却比较鲜见，并且现有领导力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等传统心理学视角来解读其内在作用机制（Bratnicka，2015；张建卫等，2018），难以全面解释其中的影响机理，迫切需要引入更加广泛的理论视角（Grant & Berry，2011）。此外，有关悖论式领导在组织层面上有效性的研究比较匮乏，悖论式领导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更是少见。组织创造力并非单一个体或者团队创造力的简单汇总，需要彼此协同升华（杨洋等，2020），CEO的悖论式领导行为是否会有助于协调各种矛盾进而对组织创造力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作为一种新型的领导行为，悖论式领导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推崇的“阴阳”哲学等思想是很契合的。悖论式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悖论式领导是否会影响团队创造力？如果产生影响，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CEO的悖论式领导行为是否会驱动组织创造力的提升呢？如果会，那内在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