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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每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都有其自身特定的批判对象和理论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状况展开批判，试图通过文化批判、争夺文化领导权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客观事实展开批判，试图通过“生态批判”实现“生态革命”的目标。后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等传统文化根基展开批判，试图通过解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逻辑”实现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革命。尽管诸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历史理论主题方面是一致的，即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与此不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主题则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站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异化、教条主义、人道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批判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只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本身并以在场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倾向为对象展开批判，其他新马克思主义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并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和批判对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既是东欧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又是东欧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者与反思者。它的理论到处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真理之光。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在场社会主义的亲身体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经历。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并对在场社会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历史标记。
首先，从实践层面看，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运动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显著标志。作为批判的理论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来不是生活在书斋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革命的实践家。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实践派是典型的代表。南斯拉夫“实践派”核心成员在成为理论家之前大都扛过枪、打过仗，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进行过出生入死的斗争。他们从来不畏惧任何敌人，当然，也就毫不畏惧苏联的成就和理论，他们更懂得实践本身的重要意义。他们把强大的社会实践思想带到自己的哲学中来，并且始终坚持以实践对抗教条。对此，正如罗伯特·S. 柯亨在《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一书的编者前言中所评价的那样：“实践哲学家的哲学取向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取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如何使哲学实践化。” [1]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对南斯拉夫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哲学分析和科学分析，因为他们探索的是自己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2] 。对于这种新哲学，马尔科维奇曾断言，它必然是激进的，同时又是人道主义的。激进的人道主义哲学始终坚持批判性地走自己的路。但是，马尔科维奇也明确指出，“这种批判绝不是破坏性的，绝不是像某些新左派（New Left）理论那样崇拜西方社会，南斯拉夫的社会哲学绝不是向当时还很牢固和广泛的社会主义参与民主的最初形式挑战。相反，在比尊奉主义的官方科学有力得多的意义上，它能够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3] 。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东欧 ‘非斯大林化’ 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而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反过来促使他们建构自己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社会发展模式” [4] 。
虽然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立场和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论展开的实践过程却是在艰难的斗争中向前迈进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在“南斯拉夫事件”前后的改革运动中敢于批判分析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前景、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自治形式的优点和弱点等重大现实问题，致使他们被官方诬称为“修正主义者”、“极左派”、“敌对分子”、“外国间谍”，甚至面临着监视监听、查封著作、关闭哲学系、革除教职、控告犯罪等威胁与迫害。然而，南斯拉夫实践派在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艰难斗争中始终表现出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决不屈从的战斗精神。对此，肯·科茨在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一书的英文版前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学派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创造性成就之一，是远比南斯拉夫自身所包括的疆界要广大得多的世界的财富。” [5] 与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一样，波兰人道主义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派的理论家们也都分别直接参与甚至领导了本国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运动，其中很多人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或者被迫流亡海外。即便是在失去工作甚至被官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密切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发展，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与发展的反思性文章和手稿。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到了晚年仍然奔波于世界各地，在进行一般性哲学研究的同时开展有关东欧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演讲和学术讲座，为国际学术界带来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代所有新马克思主义者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家。他们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使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具有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注重实际效果的特点。
其次，从理论层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在艰难的理论斗争和深刻的批判反思中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较之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言，普遍具有扎实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理论功底。他们十分精通马克思的思想著作，对于马克思思想概念、逻辑、体系、方法，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本质把握得相当精深。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社会现实发生变化时，他们严格按照马克思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本质思考问题。譬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建立之后，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没有回答我们时代的许多问题：如何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发生，而是发生在东方落后的乡村社会这一事实？在一场表面的革命之后，如果出现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那么这场革命真的是一场革命吗？在不太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意味着什么？没有市场的现代经济是否可能？……” [6]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来，“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必须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提出并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这一方面有助于开辟通往全部现存文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努力从事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共同体” [7] 。后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人道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派等“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他们各自关于现存文化道路的具有多样性统一特征的理论取向正是这种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结果。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必然包含着历史反思的维度，必然导致新的历史理论范式的生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本身的自觉反思，构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独特话语。在这方面，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其中赫勒的《历史理论》（1982）、《碎片化的历史哲学》（1993）和《现代性理论》（1999）所构成的“历史理论三部曲”是布达佩斯学派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先是集中批判传统历史哲学的宏大历史叙事，试图建构一种历史理论来取代历史哲学；进而，他们又尝试着建构一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以形成人类关于历史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丰富内涵的把握，并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视角。与赫勒有所不同，沙夫和科西克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更多地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出发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20世纪60 年代，在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日益遭受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侵蚀之际，沙夫回到马克思，重释马克思主义。他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为核心，详尽考察了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历史认识论，切中要害地指出了这两种历史认识反思的哲学前提的局限性。沙夫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历史认识的特征表现为历史客观过程，具有客观实在性，同时，历史认识绝不是机械被动直观，而是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能动的反映。所以，沙夫的工作纠正了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掩盖的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为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和贡献。科西克提出了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实践、世界和历史构成了理解科西克辩证法思想的核心概念。科西克认为正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生成了历史理性，历史辩证法是人创造历史的历史理性，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在历史中实现了自己。人与历史相互规定，没有脱离人的所谓历史，也没有脱离历史的人。历史是人创造的，同样人也只能是历史的产物。科西克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突出地代表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当代意义。
然而，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和政治解放事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与影响下实现的，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单子，它处处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钳制和束缚，尤其是受到苏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东欧各国都试图摆脱困扰，找寻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谋求本国社会主义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在于把马克思的学说意识形态化。为了使之非神秘化，不仅有必要重新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重新解释它们，而且有必要在研究当代问题时发展一种更高级的客观性和批判性，重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并反思那种先验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人看做 ‘实践的存在’，把共产主义看做是根据历史条件和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知识而建立的、克服了异化的人类共同体” [8] 。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有效的批判途径，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重要思想引入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并逐渐建构起了一个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青年马克思探讨过的许多问题，如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冲突、实际的需要和人的基本能力、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远不是青年马克思的胡思乱想，它们构成了其全部成熟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乃至整个转变时期之活生生的、根本的问题” [9] 。正是从这种批判理论出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改革问题提出了大量既具有反思性又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思想观点。譬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弗兰尼茨基的《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苏佩克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某些矛盾与不足》、达迪奇的《官僚机构——异化的组织》、布达佩斯学派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以及波兰亚当·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这些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东欧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对改革和建设提出了十分宝贵的见解和主张。令人遗憾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没有为东欧各国当局所接纳，反而遭到抵制，甚至敌视。直到今天，历史的悲剧仍然促使人们反思与猜想，如果“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能够接受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或许“东欧剧变”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历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