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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一般而言，是指人们关于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从事历史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但是，无论是作为观念、方法，还是作为态度、立场等，历史观从来都不是统一的、固定的，而是纷繁复杂、枝蔓丛生、千差万别的。从类型学上讲，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一些主要的历史观：首先，从语义学角度看，在不同的语境中，“历史”一词通常具有“事迹”（res gestae）和“对事迹的描述”（rerum gestarum）两种含义。当人们用“事迹”指代历史时，是把人类过去各种活动的全体和事件的过程视为历史；而当人们用“对事迹的描述”来指代历史时，则是把关于这个过程的叙述和说明视为历史。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在西方学界存在着两大学术流派：一个是从本体论上把历史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历史自身规律的历史哲学；另一个是从认识论上把历史认识的性质、历史认识的方法等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历史的认识能力问题的历史哲学。前者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或反思的历史哲学。再次，从叙事方式角度看，传统史学总是以宏大进程、重大事件、宏伟规划等方式描述历史，形成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观；而当代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以来，越来越突出文化单元、短时段、碎片化、偶然性方式看待历史，出现了微观叙事的历史观。最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存在着实证主义、现代主义、历史主义三种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其中，实证主义主张“如实直书”，即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按照事物真实发生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和呈现事实真相；现代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反叛者，则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历史不是客观事件，而是历史学家创造的客体，是精神的产物，是再经历的心灵经验；历史主义则倡导对一切实在，无论是自然实在还是社会实在，都要做历史化理解，因为一切存在都处在历史变化之中，都具有历史性。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演进模式上，区分出阶级史观、斗争史观、革命史观、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精神史观；从理论视角上区分出结构主义历史观、存在主义历史观、现象学历史观、精神分析历史观、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从思想出发点上区分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等等。
尽管当代历史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也不乏新颖性和创造性，然而，如果我们运用这些历史观作为参照系统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话，就会发现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定位于当代历史观图谱中的任何位置。究其原因，乃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上述诸多历史观截然不同，它既不是对某一类给定的历史对象的外在研究，也不是对某种特定的历史状况的抽象分析，既不是对某种历史理论或者研究方法的先验主张，也不是对某些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的主观解答，而是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本身，从人与社会的实践本质出发，从人的类本质与对象性活动出发，深刻揭示“历史可能的条件”，从而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学说，关于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道路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超越了各种流派和学说的划分，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划分，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形成了真正具有科学性、革命性、批判性、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激进主义色彩和倾向，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品性和特征，仍然与当代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和方式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把握与判定。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对本书所关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做出阐释。
1. 概念使用
学界通常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然而，这种概念界定仅仅描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跨度和地域特征，并没有揭示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 [1] 。本书站在全新的角度，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做出新的界定。本书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是泛指整个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一种不同于正统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种既坚持马克思思想又对其做出创造性阐释，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对其历史进程进行深刻反思批判的反教条反“正统”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运动。这一思潮和运动包括诸多学术流派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因为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取向，从而呈现出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总体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群体。
2. 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包括众多学术流派和代表人物，其中主要学术流派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哲学人类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加约·彼得洛维奇（1927—1993）、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1923—2010）、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1922—2002）、斯托扬诺维奇（1931—2010）、坎格尔加（1923—2008）、格鲁波维奇（1930—2017）、苏佩克（1913—1993）、日沃基奇（1930—1997）、苏特里奇（1925—1989）、达迪奇（1925—2013）、达米尼扬诺维奇（1924—1994）、波什尼雅克（1923—1996）等；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乔治·马尔库什（1934—2016）、费伦茨·费舍尔（1933—1994）、米哈伊·瓦伊达（1935— ）以及安德拉斯·赫格居什（1922—1999）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沙夫（1913—2006）、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以及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巴奇科（1924—2016）等；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莱尔·科西克（1926—2003）、伊凡·斯维塔克（1925—1994）等。
3. 历史沿革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跨度较大，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其间思想理论变化也较大。根据不同的历史分期，人们会发现不同的理论变化过程及其特点。目前学界通常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个较大的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开展活动的时期和之后部分思想家移居国外从事理论研究的时期。本书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存在三个阶段 [2] ，并据此进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问题的有关研究。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亲身经历并参与东欧各国改革、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时期。理论活动表现为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现实活动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批判。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的或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本国的实际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们勇于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理论模式，批判教条主义、经济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观点。同时，也批判现存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僚主义以及封闭落后的文化，试图在现存社会主义框架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个体自由，推动社会向人道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理论创造力惊人，形成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后来许多著作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例如，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赫勒的《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激进哲学》、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等等。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被压制和进行艰难反抗的时期，也是东欧思想家反思马克思主义并尝试转换视角、转换研究范式的时期。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考问的现代性》等。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主要是东欧剧变以来这段时期。这一时期东欧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生存状况也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状况：一方面，一部分思想家继续留在国内，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被剥夺或者受到密切监视，有的思想家的手稿经常被警察搜走，因此，国内思想家在东欧剧变之后几乎停止或无法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大部分思想家纷纷移居国外，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加之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和理论视野的变化，他们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强烈反思，甚至出现了批判或拒斥的极端现象。其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既呈现出国际性话语的背景和特点，又饱含着试图对马克思思想本身作出新定位、新反思与新超越的张力。特别是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他们依然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他们的研究已经构成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写的《现代性理论》《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碎片化的历史哲学》《超越正义》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马尔库什的《文化、科学、社会——现代性的构成》等。
4. 理论资源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极其宽泛，几乎涉及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法学、文化、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所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阿格妮丝·赫勒的《文艺复兴的人》《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激进哲学》《历史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超越正义》《碎片化的历史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现代性理论》；乔治·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等；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个体》《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历史与真理》《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卡莱尔·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现代性的危机》；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重新估价》《当代的马克思》《从富裕到实践》《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费伦茨·费赫尔的《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被冻结的革命》；等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资源极其丰厚、学术价值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格局占据重要地位，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具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
历史观问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几乎都是围绕历史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问题还没有被课题化，没有形成一个专门性的研究领域。
首先，从国内研究状况来看。20 世纪80—90 年代，国内学界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卢卡奇的研究，其中，张西平、刘卓红、张康之等分别撰文直接探讨卢卡奇的历史概念、历史与主客体、历史与总体性关系等问题；衣俊卿的《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和《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两部著作较早地论及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本体与人道主义问题；2000年以后，张一兵、衣俊卿、吴晓明、吴友军等学者开始反思卢卡奇以及科西克历史理论的深层问题，黄继锋在其著作《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论及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特征；近年来，随着衣俊卿主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两大系列丛书（翻译系列40本和研究系列20 本）的陆续出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领域逐渐打开、关注问题逐渐增多。一批青年学者，如颜岩、赵司空、张笑夷、孙建茵、杜红艳、温权等开始把历史问题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的人道主义学派，扩展到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上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术文章频繁见诸报端；国内一些博士硕士也通过论文选题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或者主要人物的历史观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内有关学术会议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探讨话语和问题意识日渐强烈。虽然国内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关资源、文献和成果等尚处于离散状态，有待从总体上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研究；诸多研究尚处于附带性的和伴生性的研究状态，问题意识不够突出，亟待形成历史观问题研究的学术自觉；目前的研究大部分尚处于开疆拓土、初步耕耘阶段，历史观的诸多深层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特别需要深耕细作。
其次，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20 世纪80 年代初，G. 施密特撰写了《精神现象学在卢卡奇历史哲学中的再现》一文，较早地开启了关于卢卡奇历史理论来源问题的研究与探讨。21世纪，悉尼大学一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约翰·伯纳姆、约翰·格鲁姆利纷纷撰文对赫勒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尔科维奇的文化批判理论发起强劲研究，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在波兰，亚当·沙夫的学生近年来开始展开对沙夫等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其中也涉及沙夫的历史观问题。目前，国外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美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家西蒙·托米、美国弗罗里达州布拉夫顿大学政治与历史学教授詹姆斯·H. 怀特侧重于研究并运用赫勒与科西克的历史思想揭示当代社会建构、政治自由、公平正义、多元伦理等深层理论问题；澳大利亚研究者则侧重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土化研究和谱系变化研究。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布达佩斯学派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个别代表人物，研究的问题虽然深入，但关注的领域相对狭窄；国外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文献资源深厚，但始终没有形成总体性研究，没有形成总体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国外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问题的研究长久稳定、领域清晰、前沿性突出，但亦未形成历史观研究的自觉。
本书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站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总体性高度，把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问题研究的所有著述全部纳入研究对象和范围，展开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本书在研究中所依据的文本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核心类著作，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问题的直接的专门性研究著作，如赫勒的历史研究三部曲《历史理论》《碎片化的历史哲学》《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文化、科学、社会》、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历史与真理》、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 （1—3卷）等10 部左右。二是相关性著作，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问题的间接的分散性的研究著作，但这些著作同样重要。例如，《日常生活》《超越正义》《语言与生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人和他的世界》等大约20 部。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著述丰富、思想深刻、内容庞杂，在历史研究方面呈现出十分突出的多样性，但是，经过深入研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始终紧紧围绕一些根本性问题和鲜明主题而表现出强烈的内在一致性。从总体上看，“历史是何以可能的”这一深层次问题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反思与追问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总问题而展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总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核心主题，人与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自由与历史、历史与真理、历史与实践、历史理论与方法等则构成了基本主题，围绕这些主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运用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历史主义、反思性历史意识、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学、语义学、后现代等方法对教条主义历史观、异化历史观、历史哲学历史观、虚假总体的历史观、实证主义历史观、现代主义历史观、决定论历史观、宏大叙事历史观等展开多维批判，由此，构成了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独特本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综上所述，本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1. 本书的研究思路
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总的问题域，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身历史命运和整个人类历史命运的哲学追问为进路，以“历史是何以可能的”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总问题，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诉求为主线，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历史的独特理解为研究内容，深层解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多样性与内在一致性，全面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时代特征及其理论本质，彰显它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2. 本书的研究方法
（1）文化哲学方法。本书主要运用文化哲学范式研究分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创生、发展过程中，在他们所构筑的理论和方法当中，文化理念、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生存方式、生存状况等因素对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与作用。（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本书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思维，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历史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对其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本质和规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3）比较研究方法。本书尽可能地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当代西方著名学术流派的历史观形成比较，彰显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独到之处。（4）文本学方法。本书研究立足文本，对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建立在相应文本概念的谱系特征与差异之上，对思想和理论的把握建立在相应体系与逻辑之上，对观点和立场的把握建立在客观和公正评价之上。
3. 本书的内容安排
本书由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构成。其中，总论部分，站在整体性的角度，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历史观思想进行分析、综合，形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体性概括，提炼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问题、理论主题、批判维度和理论方法；分论部分，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重点阐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理论，此部分以文本学研究为主，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具有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历史理论、观点和方法。这样，通过总体与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创新与理论贡献。
4. 本书的创新之处
（1）研究形式创新。本书在国内学术界率先以专题形式展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问题研究，对于推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具有开创性意义。（2）理论成果创新。本书第一次在学术界全面系统地挖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理论成果、文献资源具有创新意义。（3）研究方法创新。本书首次全面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对于我们从根本上剖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层文化根源和文化本质具有绝对意义。
5. 本书的基本结论
（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问题是“历史是何以可能的”；（2）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诉求或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既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又对现存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又重新构造其话语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既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又具有高度本土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既具有国际理论视野又不断寻求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开创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突破了一系列领域和界限；（5）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超越东欧地域范围的世界性意义；（6）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6. 本书的价值意义
（1）学术上，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层内涵和学术视野，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学术资源；（2）学科上，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专门性问题的研究成果；（3）方法上，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水平；（4）理论上，有助于我们研究和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模式；（5）实践上，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
[1]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的详细论证可参见笔者于2015 年在《学术交流》第1 期上发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独特意义》一文。
[2]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详细论证可参见笔者于2015 年在《学术交流》第1 期上发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独特意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