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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中，男性一直作为一家之主，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夫居”的传统习俗让女性在夫家陌生的生活环境里难以被重视；农耕生活中女性力量的劣势等因素导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现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让大量的人口开始选择生活在城镇里。许多年轻人离开土地，在城市里成家、工作、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也随之产生变化，最典型的变化是女性的家庭地位的提高。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直接影响着国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她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进而极大地提高了她们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中国女性在工作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在家庭中主导着家庭的氛围，影响着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王冰和刘萍（2007）对“80后”中国女性婚姻观念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婚姻主权、择偶标准、婚姻目的、家庭观念、婚姻质量等方面的新变化：首先，在婚姻主权上表现为婚姻自主性和民主性增加；第二，在择偶标准上注重追求“要合得来”，婚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精彩；第三，在婚姻目的上，女性会参与社会工作，家庭与工作同时兼顾；第四，在家庭观念上追求平等，夫妻共同承担婚姻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在婚姻质量上对感情的要求更高、变化周期更快，感情受外界的影响较大。平等、爱情成为青年人婚姻的主旋律。
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男强女弱”“夫为妻纲”等观念造成了我国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男性掌握家庭的主导权，是家庭财富的所有者，主宰家庭的一切事务。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既没有家庭事务的话语权，也没有家庭内资源的控制权。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她们没有选择权，只能逆来顺受，也没有抗争的勇气和能力。婚姻关系，丈夫可以娶妻纳妾，妻子只能从一而终；丈夫可以嫖娼纵欲，妻子只能守贞守节。女性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果她不能给家族生育出儿子，她甚至会失去她的家庭身份，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她的婚姻。
在社会飞速发展与进步的今天，中国青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就业率也不断提高，据中国劳动保障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超过70%的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女性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力量。”（黄桂霞，2019）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后，她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社会履历都在不断丰富，在经济和心理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不仅拥有话语权，也拥有决定权。在家庭的角色分配中，女性地位上升，且婚后保持经济独立的比例也在增加，这体现出当代女性经济能力、独立自主能力都有所提升。（冯春苗等，2018）女性在家庭的决策、子女教育、经济等方面，与男性平等地决定家庭事务。
在传统的婚姻中，所有人都希望女人扮演好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的角色，希望她们能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的需要，可是没有人关心她们活得是否开心；没有人把她们当成一个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梦想的活生生的人。甚至女性自己都在婚姻中忘记了自己，以牺牲自己去扮演好其他各种角色为荣。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独生子女中的女性从出生即被赋予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地成长，她们不再压抑自己的需要，可以重视自己的感受，勇敢地表现自己的才能。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Papi酱”（姜逸磊）分享过自己认为的人生重要关系排序：自己→伴侣→孩子→父母。这番言论掀起了热议，很多人批评Papi酱：认为她把父母放在最后是“不孝”；孩子那么小需要照顾，孩子的排名应该提前；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但Papi酱表示，她希望每个爸爸、妈妈、孩子，都可以这样排，各自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样才是对每个人最长久且最好的选择。“不管是做父母，还是做子女，首先都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样对于你爱的对方来说，才是让人放心的。”
Papi酱的观点可以说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女性的心声，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青年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对自己的人生定位，这是对中国传统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思。中国女性的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在不断地发展，在婚姻中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婚姻的主动权不再是男人所专有，女人也一样可以平等地拥有这个权利。我国旧式的婚姻是以男权为中心，将女人“物化”，男人可以“休妻”，女人却没有离婚的权利。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解除身上的枷锁，重视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开始重视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在婚姻生活中，女性一旦感觉不幸福、失去对婚姻的信心，就会理智地提出离婚。目前我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的案件原告的性别为女性，也就是说七成离婚由女性提出（腾讯网，2019）。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的改变，女性不但不依附男人，如果男性在家庭里不能满足女性的婚姻期待，达不到女性对婚姻的设想初衷，那么他们可能遭遇“被离婚”，婚姻可能面临解体。这是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进步，也是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信息社会中，计算机成为自动化社会的基础，知识经济成为社会主流，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力。这种情形下，男性的力量优势已没有了市场，女性的细致和精巧在工作中越来越受欢迎。女性的解放程度和社会的接纳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母亲那一辈相比，她们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们注重生活品质，追求人格的独立。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不再是依附、生育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独立个体，与男性共同经营婚姻家庭。据2019年的调研数据显示，81.7%的女性受访者计划在5年内置业。在一线城市中，女性自己独立买房的占比为42.7%，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觑。
“角色分配是当代中国青年婚姻中最首要的影响因素，但当前青年的角色心理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冯春苗，2018）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惯性制约，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依然是男性居主导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存在着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女性的付出大于男性。在家庭中，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养育等等方面的先天条件，她们在职场付出正常的劳动之后，回家还需要抚育孩子，承担家务。许多男性在工作劳累了一天之后可以回家把自己瘫在沙发上放松，但女性却得马不停蹄地做饭、洗衣、做清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过去，女性作为一名全职主妇，她只要做好家庭内部的活儿就可以了，但现在她必须工作家庭两不误，承受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这双重的压力是中国女性难以承受之重！
均衡的婚姻心理结构是由工具性与表意性两部分组成。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不同，在婚姻中的性别期望里，男性需要表现的是精神的张力，发挥的是工具性功能，要在社会和工作中征服、发展。女性更多地被要求起到平衡的作用，发挥的是表意性功能，表现为安宁、稳定。男性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他需要女性的抚慰和精神激励，男性把家庭当作释放紧张、宣泄情感的港湾；婚姻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就是负向减震、正向激励的作用。理想的婚姻心理结构应是均衡的，这两种功能既为互补又能互换，夫妻相互扶持、相互依赖。
而当前的社会现实是，在女性参与社会工作之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使女性的社会性焦虑增长超过了男性，女性在家庭中也需要得到安抚和精神激励。男性依然沿袭传统的工具性表现模式，缺乏发展自己表意性功能的自觉，夫妻的家庭表意性功能出现缺失，冲突和压力就会充斥婚姻生活，对婚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造成严重影响。
现代婚姻的理想状态是双方都能发挥各自的工具性和表意性的功能，互为支撑，共同成长，共同经营自己的婚姻。婚姻中“男女平等”的内涵是男女人格上的独立及权利和义务的均等，而不是形式上满足女性的平等愿望，实质上男性没有任何的改变，继续压榨和无视女性的家庭劳动的付出。在现代婚姻生活中，应该由传统的“依附型”婚姻模式向“合作型”婚姻模式转变，夫妻应该依据男女素质不同、夫妻结合类型、结构的不同，对夫妻权利和义务给予合理的配置，使婚姻和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家庭的建设和发展。